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国画中的民族意识》中，曾赞颂一位宋元之际的读书人是“民族意识浓烈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郑思肖，郭沫若没有说谎，郑思肖在宋末元初的确是一位具备了非常浓烈的民族意识的遗民。但直到明朝末年，他的这一民族意识才被人发见，因为他的着作《心史》才被人发现。他一直坚守着“大宋子民”的阵地，用灵魂写就了一段民族意识的心史。
井中奇书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冬天，苏州城缺水严重，在承天寺里，老和尚僧达正指派几个小和尚挖一口枯井，希望能挖出点水来烧饭。但从枯井中只打上来许多硬泥，不过，略让和尚们欣慰的是，随着枯泥上来的还有一个铁匣子。铁匣子四尺见方，盖口用桐油石灰泥封，很严实。老和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打开，打开一看，有点傻眼，里面又是一铁盒子。老和尚想了一想，就高兴起来，但凡是天书秘籍之类的东西都是大圈套小圈的，他以为打开第二个盒子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
可是没有。
第二个盒子打开后，里面躺着一本手抄的稿子，封面上写着“大宋铁函经”五个字，扉页上题有“大宋孤臣郑思肖再拜书”十字。老和尚不知道郑思肖是什么人，但看稿子的样式与文字，不像是什么天书秘籍，就找到了老方丈。老方丈的见识很高，只翻了几页，立即判定，这手稿是南宋末年爱国遗民，也是大画家郑思肖的作品。
当时，正值满清与明帝国撕杀之时，方丈认为，这样的作品很可能有激励人心的作用，赶紧把它献给了官府。
于是，这部书名《心史》和郑思肖的大名就此传开了。
郑思肖的确是南宋遗民，作为南宋遗民优良的那一支，他是非常合格的。我们知道，当南宋灭亡后，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们，或身陷元营、坚贞不屈而慷慨就义；或悲愤隐居、终身不仕而发愤着书立说，前者以文天祥为代表，后者则以郑思肖为楷模。文天祥式的遗民壮烈殉国、浩气长存；郑思肖式的遗民则以另一种斗争方式继续反抗元朝民族压迫政策。期间让人泪水横流的事太多太多，以至于让我们读到这些人的事迹时总有一种被人压迫胸口的感觉。郑思肖及其所着的《心史》一书就是这一具备了悲剧色彩的典型代表。
《心史》一稿，是郑思肖在南宋灭亡之后写下的一部诗文总集，也是这位才华横溢，且具备了犀利文笔的才子唯一流传下来的着作。《心史》共分上下两卷，由《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以及《杂文》四十篇组成，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系各体诗文，《杂文》四十篇则是他关于时局所闻所见的记载。该稿完成后，一直被郑思肖封缄于铁函之中，正是个原因，《心史》又称《铁函心史》。
南宋文人大都在写诗上有所造诣，郑思肖的诗名早被人所知。南宋未亡之前，他的诗中偶尔还有轻松之篇。自南宋灭亡后，他的诗文基调就成沉郁悲凉了。
所以在《心史》中的诗篇，大都以抗元卫国、坚持斗争为主要内容。比较着名的《德二年岁旦》一诗，就颇具慷慨悲歌之风：“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在这首感念时事的诗中，他先是痛心自己无力报国，接着是表达渴望有人能收复失地、坚持抗敌的伟大愿望。
据说，在该稿定稿时，郑思肖感于“心之所以为心者，万万乎生死祸福亦莫能及之”，而且“天地万化，悉自此心出，纵大于天地，亦莫能违乎此心”，所以题名为《心史》。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诗人“国可亡，然志终不可为之屈”的坚贞气节。
写完《心史》，郑思肖并非是写着自我意淫，他是想把自己做遗民的灵魂轨迹展现给世人。但当时，这种想法等于痴人说梦。元人对南宋遗民和他们文章诗歌的压迫，相当残酷。况且，郑思肖的字里行间都在骂着元人。这种稿子，一旦被元人发现，定要焚毁。他最终决定，将这一灵魂轨迹留给后人，让后人知道，身为南宋遗民在元朝的挣扎过程。
但是如何将稿件完整地保存、流传后世，是件很难的事。纸张不是秤砣，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几百年不烂。经过一番苦苦斟酌，他想出一个绝妙办法，用“外铁函”、“函内石灰”、“灰内锡匣”、“匣内生漆”、“书折成卷”加以牢固地保藏起来，外署“大宋铁函经”，内题“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在一个深夜，他把这个铁函沉于苏州承天寺那个深井内。
就这样，《心史》才被老和尚打捞上来。和尚将稿子交给政府后，明朝的一些士大夫见其内容很符合当时的情况——满清（异族）正在与大明为敌——所以，就大量刊刻，希望大家都学习郑思肖的不屈精神与笑骂手段来对付满洲人。这样，《心史》才广泛流传开来，直到现在。
“不忠不孝”郑思肖
南宋灭亡的第39个年头，也就是元延佑五年（1318年），身患重病，已是77岁高龄的郑思肖躺在苏州觉报寺中，艰难地对守在床边的好友说道：“思肖死矣，烦为书一牌位，当云：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说完，缓缓地闭上眼，与世长辞。
他的好友含泪将其掩埋，而关于朋友的临终嘱托，他却没有办。因为他和天下人都知道，郑思肖并非是不忠不孝，而是一个无论从中国传统的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尽忠尽孝之人。
郑思肖本名不得而知，是福州连江（今福建连江县）人，南宋理宗时的太学生。
他的父亲叫郑起（初名震），字叔起，号菊山，在南宋末年，因为看不惯官场上的污秽，所以不走仕途，一生都从事教师生涯。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奸相史嵩的同党想让在野的史嵩回朝，郑起知道后，挺身而出反对。淳佑七年（1247年），当他知道另一奸臣郑清之将要再次出任丞相时，不禁痛哭流涕，竟跑去郑家门口，历数郑清之误国的罪行，大骂“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耶！”
郑清之被骂得先是一愣，接着就大怒，叫人将他连同他一家的男性全部投进监狱。郑思肖的母亲楼氏，辛勤操持家务，全力支持丈夫的正义行为。
郑思肖就是在这样一个父亲的熏陶下长大的，他自幼就跟随父亲读书，十四岁考中秀才，开始游学四方。后来又考取太学生，应博学宏词科。父亲对他的教育可谓身体力行，遇到危及国家之事，他父亲就挺身而出，在北元频频的攻击下，南宋江山渐渐不保，他的父亲就教育他，要有忠君爱国之心。
可惜的是，这位伟大的父亲在郑思肖二十二岁那年就一病不起。他的母亲虽然读书不多，但却知道老公的那一套教育方法是正确的。这位同样伟大的母亲经常说的两句话就是：要学你爸爸！（唯学父为法）、你不按照你爸爸说的做，你不如去死！（汝不行汝父之言，汝不如死！）
从现代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讲，他母亲的教育方法很有问题。但正是这种有问题的家教培养出了郑思肖后来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
咸淳之际，南宋国势已危如累卵。咸淳三年（1267年）元军南下攻宋，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失守。南宋大军撤回南方。而此时，宋度宗和奸臣贾似道仍然听歌赏舞，花天酒地。郑思肖不顾违反新的禁令大胆上疏坚决主战。这一次上疏，朝廷虽然没有太难为他，可没有照他的话去做。可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对他的行为很是钦佩，都想要看他一样。
郑思肖眼见国家已无药可救，只能将悲愤情绪寄于文章中。在《逢陈宜之》诗中，他写道：“山静鬼行月，宵凉人梦秋。近闻边事急，吠亩得无忧？”写山中之静，秋夜之凉，静得只有鬼在月下行走，凉得可以酣然入睡，但又不能睡着。原因是“近闻边事急”，那么，老百姓能不忧愁吗？
百姓的忧愁正是元军的欢乐，元军攻下襄阳后，势如破竹，直取浙江。当时，郑思肖亲眼目睹元朝统治者的暴行与宋朝廷丧权辱国的情景，对此，他将这一腔悲愤流诸笔端，《重题多景楼》就写于这个时期。“无力可为用，登楼欲断魂。望西忧逆贼，指北说中原。运粮供淮饷，军行戍汉屯。何年遂所志，一统正乾坤。”到了“国破山河在”的时候，他的诗作就更悲愤深沉了，他说：“每一有作，倍怀哀痛，直若锋刃之加于心，苦语流出肺间。”《德佑二年岁旦二首》中正是这种思想的最深切流露：“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下泉》是《诗经×曹风》中的一篇，反映春秋时期曹国人民在国家混乱、生灵涂炭的情况下希望太平的思想。郑思肖借《下泉》诗，将自己的哀伤与千古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
他不但用笔写，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于国之心和对元军的愤恨。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宋军在崖山之战中全军覆没，大臣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殉国，南宋宣告灭亡。
亡国噩耗传来，郑思肖痛不欲生，隐居苏州承天寺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重新给自己取名字：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意思是思念赵宋，繁体的“赵”字是从“走”从“肖”，寓意是义不忘赵。字忆翁，表示他时时不忘宋朝。号所南，表示他心向南方，决不北面事异族。
每年岁末腊日，他总是一身素服去城外，望向南方大哭而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