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
一
她是谁呀？有三十多岁了，长得可真称得上美丽。高高的身量，典型的鸭蛋脸，挺直而线条优美的鼻子，沉稳的大眼睛，但又有细长的眼梢，更透出一股灵秀之气。
她抱着一个用网兜兜着的有盖瓷缸，一个盐水瓶里，灌满了原汁鸡汤，站在萨尔图医院门口，站在凛冽的冷风里。这可是一九七六年元月的风呀！冷得刺骨。
“让我进去吧！”她对医院的门卫说。
“不行，有外宾要来。”
但是从早晨站到了日中，外宾还没来，她焦急了，求门卫说：“让我送上去吧！我回去还要赶三十里路呢！”
“不行。”
“我家里还有孩子呢！”
“不行。”这可是门卫的权力。有一种人就善于把不大的权，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来，这也是一技。
她抱着拆去骨头的鸡肉，鸡汤，自己却不想吃，也不想喝。她望着三楼的病房，那里有她的丈夫，一个刚刚失去双臂的丈夫——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需要她去喂，去洗，去穿，去……去帮他活下去。她不知跟门卫怎么说好。她不会说话，她只有哭了。这是从丈夫受伤以来，她第一次当着人流了泪。
大颗的泪珠儿啊，慢点流吧！不要落到地上，也别用衣袖去拭，应该从彩虹里抽出那七色的线，把它穿起，挂到天上，让西方的一切爱神在它下面黯然飞翔，让东方的一切观音瞪眼仰望。
下午，外国的朋友们来了，她（他）们看到了雪白的病房，整洁的手术室，但是多么可惜，朋友们却没有见到这么美的一个妇女，这么美的一颗心灵，她就站在医院的大门口。
她是谁呀，这位妇女？……因为她在萨尔图，人们只知道她是大庆人。
二
过了一天，这个大庆的妇女又跋涉了三十多里，出现在医院里。这次她带来的不是鱼肉鸡汤，她把八岁和两岁的两个儿子带来了，带到丈夫的身边，让孩子的小嘴亲亲爸爸的脸，让孩子的小手抓抓爸爸的头发，她给丈夫送来了生活的情趣，喂下生命的力量。这是残废病人极需要的治疗，这又是任何名医开不出的药方。妻子想到了，带来了。丈夫侧过脸，微笑地看着妻子，热泪却盈了眶：“我成了个没枝没叶的树桩，一个秃人了。”
妻子说：“秃不秃的，你不活着吗？为了救你这个秃人，国家花了多少钱！
“以后呢！怎么过？”
“靠我们不行，咱有社会主义。”
“咱就吃社会主义？”
“哪能啊！我有工作。你没手，脑瓜还不好使吗？”这些话，是她一宿一宿的哭，千遍万遍的寻思，才得到的结论，现在她在丈夫面前又背了一遍。
丈夫微微眯起了眼睛，泪水被一种奇特的光烧干了。他自语地说：“就象萤火虫那点点光，可不可以发出呢？……”
妻子脸上绽出了笑容。
三
这位大庆妇女，不知她姓甚名谁，但却是那样熟悉，好象曾经相识。啊！我想起来了……
抗日战争的时候，不正是你，为子弟兵推磨压碾。在磨道上，你迈动缠过的小脚，你白发飘飘，你年行数千里，你碾的细面，喂过万千抗日大军。这是你！这当然不是你。那时候，暴风雪还在这草原上肆虐横行，大庆的石油也还在地层深处埋伏，你这女儿，也还没诞生呢！可是，多么神似。
解放战争的时候，不也正是你，牵着马，马上骑着披红挂绿的未婚夫，没过门的媳妇送郎去参军。你强压住乱蹦的心，驱不散脸上的红云，你仰头对马上的人儿说，“你去打败那老蒋，保住咱的胜利果实，家里事有我来……。”没过门的姑娘，把根大辫子挽成一个不听话的髻，把他的妈改口叫成“俺娘”。这是你！这当然不是你，大庆的女儿，那时你才四岁呢，可是又多么像你。
孟良崮战斗的时候，又好像是你，喂饱了孩子，拜托绐乡邻，你给起了担架。敌人空袭的时候，你扑到伤员的身上，用你健壮的身体，火似的心，给解放军做成活的掩体。算起来，大庆的女儿，你那时正寄养在锦州大爷的家里，没有了母亲，你在孤寂中盼望着解放。很明白，那不是你，可是这又多么像你。
你，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大庆女儿，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萨尔图——一个有月亮的地方（蒙语萨尔图意思是一个有月亮的地方）的人们说，“她的丈夫叫耿玉亭。”
耿玉亭说：“她就是我的爱人，大庆化工总厂的仓库管理员，一个普通工人。长得不怎么样，又不会说话，名字也不怎么样，叫个刘桂芬。”
“人家看见我这模样都掉眼泪，你怎么不哭呢！”丈夫问桂芬。
桂芬笑了一笑，立即垂下了眼睛。……草原上的风，吹过去又回过来，旋起了刚刚沉落下去的一切。
那只是二十多天前的事，但刘桂芬却象过了几个三百六十日。
四
这是什么日子啊！一九七六年元月九日，哀乐回荡在中国大地上，萨尔图草原上的风，低低地哭泣着，围绕着钻井架、油井转着，游着，又磕碰在化工总厂的冷却塔上。化肥厂正在试运投产，但整个厂没有人声，工人们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在默哀中实现周总理生前批准建立这个厂的遗愿。刘桂芬管理的工具仓库里是空荡荡的，没有人来借用工具，只有丈夫耿玉亭刚才红了眼圈，来借去一只万用电表。
突然，变电所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火花，爆声，焦味。工人们奔过去了，领导同志奔过去了，救护车急驰而过，刘桂芬呆呆地站在仓库门口，在人群中搜索着丈夫的身影。他是电气技术员，他怎么不来？他在哪里？……
“他在那里！”桂芬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是他，是他，那里是他的岗位呀！”刘桂芬头昏了，目眩了，她要冲到那里，去看个明白，要飞到那里，弄个清楚。但是刘桂芬把手深深地插进工作服的口袋，转身走进了仓库，这是自己的岗位。
有人来借工具了，但是来的人，低着头来，低着头去，躲开她的眼光，也不敢朝她看上一眼。刘桂芬的心在往下沉，沉，可是她脚步稳稳地，在货架当中走着，取着他们要的各种工具，像平常一样，只是脸色发白。直到下班，没有一个人告诉她出事的是谁，她也没有向任何人打听。她交完了班，换下了工作服，就径直向总厂所在地的龙凤医院走去。果然，他，由于伤情严重已经转到萨尔图医院去了。
从萨尔图医院回来的那个晚上啊，这个有月亮的地方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桂芬却依然端上了晚饭，告诉年老耳聋的父亲，说是玉亭出差去了。她安排八岁的乐为睡下，独独抱着两岁的孩子，倾泻了眼泪和不幸，她告诉孩子，爸爸已失去了双臂。妈妈以后怎么办呢！孩子啊，你在睡梦中还会用小手揉揉眼睛，抹掉母亲滴在自己脸上的泪水，但是爸爸不能了；孩子啊，你饿了会用小手拿着馍馍啃，你渴了会捧着杯子喝，你会用手绢擦鼻涕，你会拿着冰棍儿吮，跌倒了也会用手撑着爬起来，可是爸爸不能了，都不能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永远不能了，孩子啊！妈妈怎么办呢？……
冬天的夜是长的，桂芬流着泪想到将来的难处，她流着泪也想到过去那些蜜糖似的日子。当她在抚顺石油学校上二年级的时候，他在河北承德石油学校毕了业，他们都爱石油，于是就在石油的故乡见了面，在这有月亮的地方约定了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一九六八年的初春，他们花了四十元钱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家，一个简单然而可以过一辈子的家。结婚那天一早，他俩到哈尔滨去了，晚上回来，没想到家里已坐满了客人，同志们还给新房的门上贴了对联，窗上贴了剪出的红双喜。红双喜啊！你可以作证，两个年轻人处得多么好，在一起过一辈子都过不够啊！双喜的红色褪了，这屋里的喜气却越来越浓。有了孩子，做爸爸的总是晚上起来，给孩子喂牛奶，给妻子煮鸡蛋，他要妻子一个月不下炕，他要把她幼时吃的苦，受的亏都补上。现在这双手没了，一辈子都不会有了。孩子啊，妈妈怎么办？……
后半夜了，那贴过双喜的窗子外面，乌黑乌黑的，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桂芬的眼哭肿了，心哭乏了，没有力气更没有勇气，她想到了一条最后的路，一去不复返的路。老辈子的妇女中，有好些人都走上这一条路。她轻轻地把两岁的孩子放在八岁的哥哥身边，轻轻地给他们盖好被子，站了起来，她茫然地在屋里转了两圈，然后拉开了灯。电，这奇妙的东西，把屋里的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也把不在屋里的一切，照得明明白白。桂芬流着泪，想起了今天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种种，也是过去旧社会里梦想不到的种种。油田领导亲临医院，要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玉亭的生命，挽救他的两只脚。医院里有护士，领导上还另请了护理员，一个不行又请一个。领导的慰问，鼓励；同志们的看望、帮助，那一双双热情的手，关怀的手，多少手啊！桂芬朝炕上看看，两个孩子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正睡得香哪，桂芬一下扑到孩子身边，孩子啊！咱有社会主义，啥困难都易克服，你们放心地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