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自安帝以来任用宦官，宦官插手选举以后，抑制了士族的发展。东汉末年，外戚何进同士族袁绍、名士何颙、荀攸等秘谋诛杀宦官，宦官张让等率先动手杀了大将军何进，接着董卓入京，引起军阀混战，混战结果形成了三国割据对峙，各个政权都积聚了大批名士。“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集结于魏、蜀、吴三个政权之下。曹操政权下更是名士云集，他们在平定北方中都建立了谋谟之功。如荀彧力阻曹操官渡退兵，荀攸谋擒吕布，郭嘉主伐乌桓，钟繇安抚凉州，国渊典领屯田，在他们的帮助下，曹操统一了北方。但赤壁之战后，曹操便对名士集团进行了清洗和杀戮，使名士集团受到重大的打击。
曹丕即位当了皇帝后，马上又接受了名士、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中正制”，目的主要是为调和曹魏政权下士与庶两大社会集团的矛盾，兼顾二者的利益，从而使士族重新在其政权下为其服务。这项制度规定了选举人才的依据为德、才、家世三项。但由于东汉以来士族力量的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所以从一开始选举权就掌握在士族手中，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完全变了形，出现了只重家世，不重才能情况，特别是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集团掌握朝政以后，九品中正制更成为士族操纵政权的工具，造成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的局面。
西晋政权建立后，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士族发展为世袭士族，即世族。由士族到世族的演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九品中正制的变化。其次，西晋建立初和建立后，建立了两项制度，第一项是五等爵位制。司马昭为晋王时，命裴秀制定五等爵位制，受封者主要是士族，最大的是贾、裴、王三家。另一项制度是晋咸宁六年（280），官吏占田荫客制的规定，官吏占田同九品中正制的九个品位相适应，品位与占田数量成正比，具体规定是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同时规定官吏可以按品次荫庇亲属，荫庇客户，其荫庇数额也是按九个品次规定的，并且还规定“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这两项制度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世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和一定程度的世袭权，从而成为九品选人的主要依据。西晋用法律形式规定的世族的特权和世袭权同汉代士族的情况大为不同，汉代也有世代做官的情形，但它是由选举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漏洞和弊端造成的，没有法律明文规定。
西晋时期的世族主要有：平原华氏（曹魏时华歆至太尉）、东海王氏（起自王郎仕魏至司徒）、河东裴氏（起自裴潜仕魏官至尚书令）、河东卫氏（起自卫觊仕魏至尚书）、扶风苏氏（起自苏则仕魏至侍中）、京兆杜氏（起自杜畿）、北地傅氏（起自傅嘏）、清河崔氏（起自崔林）、太原王氏（起自王昶）、琅邪王氏、范阳卢氏。就其渊源来说，大都由曹魏时的显贵发展而来。
西晋时的世族主要特征是，政治上拥有世代做官的特权，在意识形态方面，世族一般都崇尚玄学，许多大的世族显贵同时就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世族在社会生活中崇尚旷达、逍遥，这种风气到西晋中后期更为严重。当时的显贵子弟，裸身饮酒，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同时世族为维持其社会地位，常在婚姻上筑起一个堤坝，“士庶不婚”，世族只在其阶层内部择偶联姻。在经济上，世族普遍都有各自的庄园，如西晋石崇在河南金谷涧（今南洛阳市西北）有别墅，周围清泉茂林、观阁鱼鸟、果木药草，莫不毕备。世族地主庄园的主要劳动力是部曲、佃客，他们的身份低于自耕农民，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土地。
西晋灭亡后，世族在东晋建立起了世族门阀统治，实质上就是几个大的世族集团轮流控制朝政。终东晋一代，有山东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个门阀集团依次专政，世族门阀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大田庄，他们靠占土护泽以图发展，思想上主要是崇尚玄学。门阀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东晋以后，这种统治形式再没有出现过。
南北朝时期，虽然门阀统治的形式不存在了，但世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上仍有很大的优势。宋元嘉二十七年（450），由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帝、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帝、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确定了免除兵役的特权范围，实际上规定了列入世族的最起码的标志。以后宋、齐时期的寒门地主和富裕商人为取得以上免役特权，就努力使自己的家族符合上述规定，出现了改撰户籍的情形，所以到南齐初年，下令大规模检籍，结果又导致了唐寓之起义，参加起义的成员主要是被提出的改窜户籍的寒门地主，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了，但检籍也不得不停止。宣布恢复颁布的户籍，世族队伍迅速扩大了。
在北朝，早在北魏太武帝统治时，汉人世族崔浩就提出“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实际上就是要清定流品，分别士庶，当时阻力很大，崔浩被诛，与此大有关系。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定姓氏。孝文帝定姓氏的标准是，根据先世官爵高低来判别姓族高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正式下诏：“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以降，勋着当世，位居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崔、卢、李、郑）。”
隋开皇七年（587），科举制被定为国家制度，九品中正制被正式废除，世族阶层也随之衰退。
晋初奢侈贪鄙之风
泰始元年（265），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之初，发了一个诏令，要求大弘俭约，将府库的珠玉宝器玩好之物，赐给王、公以下大臣。此后不久又下诏令“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会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看起来很有一番清俭持国的气魄，但实际上从西晋立国之初，由于对世族的特殊优遇和颁行了官吏占田庇荫制度以后，西晋统治上层的贪鄙、奢靡、荒淫、放荡之风已不可遏止。
世族何曾在晋武帝即位初为太尉，进爵为公，食邑1800户，不久又迁为太傅，赐钱100万、绢500匹。何曾生活特别奢侈，宅寓、车马、服饰，穷极绮丽，饮食厨膳，以拟于王室。武帝宴请大臣，何曾不吃太官设置的酒宴，武帝只好专门为他另备酒食。平常饮食非常讲究，每日饮食费用上万钱，还说没有下箸（筷）处。何曾的儿子何劭，其奢侈程度，胜过其父，每食必有四方珍异，日餐所费，耗资二万。
王济和皇室是姻亲，娶常山公主，其富裕奢豪更是令人咂舌。当时洛阳京城地价很贵，王济买地做射马场，花钱无数，人们称其地为“金沟”。其生活之侈费使晋武帝司马炎见了也大为吃惊。一次晋武帝至王济居处，见王济食用器具都是玻璃器，有婢女百余人，身着绫罗丝质衣服，手擎饮食器具，列队侍奉左右。所食蒸豚（小猪），尤为肥美，异于常味，司马炎很奇怪，问这道菜的做法，王济回答曰：“以人乳饮豚。”武帝听了，很是不悦，没吃完，便起身而去。
太仆、征虏将军石崇和后将军王恺更是富拟君主。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以麦糖洗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色丝绸做步障四十里，石崇做锦质步障五十里。石崇以香椒做泥，王恺以赤石脂涂墙壁。武帝曾赐王恺一株珊瑚树，高二尺，珍奇无比，世所罕见。王恺在石崇面前炫耀，石崇以铁如意顺手把它击得粉碎，王恺大为不快，石崇乃命其左右，将自己收存的珊瑚全部拿出，其中高三四尺就有六七枚，全都光彩耀目，任其挑选，王恺见了，自愧不如，怅然若失。
在这些世家大族中都拥有众多的奴婢以供侍奉。王戎有“家童数百”，“石崇有苍头八百人，后房百数”，这些奴婢供他们驱使，稍有不尽意便遭杀戮。王恺宴请客人，命女伎吹笛，吹笛女伎稍有小失，王恺便令帐下杀之。石崇设宴招待客人，常令姿色美丽的婢女行酒，宾客中有饮酒不尽者，便命黄门斩杀美女。一次，一位客人坚决不肯饮酒，石崇在宴席中，连杀行酒者三人，客人见此，大惊失色。石崇家的厕所中常有十余名婢女，华衣美服，侍列其间。厕中粉沉、香汁，无不毕备。
西晋前期这种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的情形，并非始于皇室，“自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权凌迟，不尊法度，群公卿士，皆耽于安息”，司马氏政权得来于世族，因此从政权一开始，这种奢靡的风气就风行于世族中间。司马氏宗室既然无法阻止这种习气的蔓延，因而也迅速在这种环境中被腐化了。泰始九年（273），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中的女儿入宫，采择前先诏示天下，禁断天下婚姻嫁娶之事，选派宫中宦官前往各地州郡采选，然后将选好的女子，送往宫中让皇后拣择筛选，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平吴后，又选取吴宫女五千人，至此，后宫姬妾已达万人以上。宫中之女因貌美而受宠者很多，晋武帝司马炎常不知该往何处就寝，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坐一辆羊车，任羊车所往，羊车拉到哪儿，便在哪儿就寝。宫中姬妾为了得宠，将竹叶插在门前，又在门前路边撤上盐水，引羊入室。
宫廷内外，纵情肆欲，挥金如土，正常的租税收入，当然难以维持，于是各种弊端，随之生出。首先是做皇帝的，利用手中的封掌大权，卖官鬻爵。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刘毅，你看我像汉朝的哪个皇帝？刘毅说：“可于东汉的桓、灵相比。”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怎么把我比作桓、灵？有些过分了吧。”刘毅道：“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如此看来，还不如桓、灵。”
世族官宦则是以贵凌贱，刻剥百姓，或占山霸水，或兼营商贾，有的甚至公开抢劫勒索。国家府军资财，尽入私门。将军庞宗掠夺土地至二百多顷。世族王戎的田园、水碓广布天下王戎，做官不干事，整天拿着筹码算账，所积钱财，无法计数。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远方客商，“致富不赀”，家有水碓三十余处，奴婢八百余人，他在洛阳金谷涧有一座田庄，占地十顷，庄园内，蓄养家禽，栽种果木，鱼池，楼阁环绕其间，宅墅寓室，宏伟壮丽。世族显贵，为了维持其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都拼命捞钱，视钱如命。
西晋初期，统治者上层的这种纵欲、挥霍和为了金钱而尔虞我诈的情形，终于导致了西晋中后期宗室内部和世族之间的互相攻战、彼此残杀的八王之乱。
魏晋玄学
东汉以来，由于豪强地主经济的恶性膨胀和名教之治的发展，使以官僚外戚为主体的世家大族和以经学起家的名儒世家两大势力迅速突起，它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东汉王朝濒临绝境的事实面前，统治集团，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开始对汉以来的封建统治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思。仲长统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沉痛地写道：“嗟呼！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不知天若穷此数，将何至邪！”
东汉大乱之后，曹操首先举起“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吸引了众多的名士，如颍川名士荀彧、荀攸，北海名士孔融、管宁，冀州名士崔琰等。曹操利用这些名士统一了北方。北方统一后，曹操开始着手进行政治转变，企图代汉自立。曹操的这种行为首先受到名士阶层的反对和阻止。于是从建安十三年后，以诛孔融为开端大杀名士。与此同时，曹操发出了三次求贤令。三次求贤令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在统治阶级内部公然地对儒家的忠孝、名节提出异议，曹操的这一举动的意义是重大的，它造成魏晋时期思想观念的大裂变，同时三次求贤令提出了未来玄学讨论的主要课题，即名实、才性、名法等问题。
魏黄初元年（222），曹丕正式称帝，到明帝曹叡时开始改正朔、变制度，到齐王曹芳执政时，在革除旧制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新的统治意识。《资治通鉴》在论及曹魏祖孙三代的政绩时，曾引沈约语说：“武皇帝（曹操）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魏明帝曹睿）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以礼乐为魏烈祖。”大意是说曹操是创业平天下的，曹丕是受禅得天下的，而曹叡才是改正朔变制建立曹氏天下的。以后的玄学正是在新的统治秩序确立的基础上形成的。
正始年间，以王弼《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的问世为标志，玄学正式产生了。王弼玄学发挥了老子自然的思想，提倡法自然，认为自然法则是凌驾于自然和社会之上的主宰者，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按照自然法则在运行，临将灭亡的东西听其自然，让他灭亡，任何阻止和挽救他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同时期的玄学家夏侯玄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运，自然者，道也。”这和夏侯惇在劝进表中说的“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是一脉相承的。王弼及其玄学家们用自然运行、变化的理论粉碎了汉代的君权神授的谶纬神学理论，认为国家的兴衰，王朝的更替都循行着自然发展的趋势，从而为曹魏代汉找到了理论依据，同时王弼以老学改造儒学，以自然解释名教，又论证了曹魏政权的永恒性。
王弼注《老子》的宗旨主要是“崇本息末”，王弼说“《老子》之书，几乎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王弼认为本与末的关系即无与有的关系，也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王弼在论述其关系时指出，无形无名为万物之宗，世界上万事万物都生乎于无形，由乎于无名。但无又不是一个独立于有之外的实体，只有通过具体的形象而又不拘泥于具体的形象，才能把握它的真正含义。王弼用以具体论证的方法论是返璞归真、得意忘言。王弼以无与有为中心把它推广到各个领域，表现在天道上是天与人、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表现在伦理观念上是道与德、性与情，表现在认识论上则为意与言、静与动，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则为自然与名教、无为与有为，由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辨体系。
王弼玄学的归结点在于政治，王弼玄学在政治上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结合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当时曹魏的现实政治所引发的。曹丕称帝以后，为了加强统治实力，改变了曹操后期打击名士的政策，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以才、性相兼举用人才，这实际上是为了兼顾当时统治集团中士、庶两个阶层的利益。士即名士、士族，庶是随曹操打天下的以军功出身的人。士与庶的兼顾，表现在选举制度上就是才与性的兼容，表现在思想上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则是文质兼治。一般说来，儒家主文，道家尚质。司马懿曾问政于玄学家夏侯玄，夏侯玄说，文质之治要取其中则，主张文质兼治。上述说明，玄学产生是直接服务于曹魏政治的，因而这时期的玄学不能说是士族阶层的代表学说。从玄学代表人物的出身看，他们也都是曹氏集团的人，何晏是曹操的养子，王弼在曹爽执政时为台郎，夏侯玄更是曹爽集团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