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温、沅、季老弟左右：
初九日芝三到省，接奉父大人手谕及澄、季、芝生各信，具悉一切。余于初八日具折谢恩，并夹片三件，兹一并抄录付回。凡谕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务宜好为藏弆。我兄弟五人，无一人肯整齐收拾者，亦不是勤俭人家气象。以后宜收拾完整，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温弟在此住旬余，心平气和，论事有识，以后可保家中兄弟无纷争之事，余在外大可放心。
李筱泉之家眷意欲寄居湘乡，一则省城虽防守甚严，而时时有寇至之虑；一则寓公馆比之居乡，其奢俭相去甚远。渠托江采五在中沙等处，又托余在二十三四都等处寻觅住居。澄弟等为之留心，或在离我家二三十里之区择一善地，以省俭为主，渠光景甚窘也。余再三辞之，言我家尚难自保，且迁徙而远避，又焉能庇及他人？渠意总欲居乡，缓急尚可藏匿山穴；至土匪抢劫，渠本无可抢云云。余不能再辞，澄弟可一为照拂之。鲍提军于初八日出省至辰州住，塔智亭初十拟至岳州。余不一一，即请近佳。
兄国藩手草
评点：百年旧档重见天日
曾氏是个极看重文书档案且善于收藏此类物件的人。带勇打仗，千头万绪，然就在从戎之初，他便开始注重文书的保存了。此信说到要家中诸弟好好收藏他从前线付回来的谕旨、奏章等件。就着这个机会，我们来谈一下曾氏私家档案的事。
曾氏从咸丰三年开始办湘军，到同治十一年病逝于江宁，这期间做统帅、疆吏近二十年，除开晚年的几年较为安宁外，其他岁月都在流离与战火中度过。为了不让身边的重要文书散失烧毁，他曾经专门安派两个善走的人，定期将它们背送至湘乡老家。他十分注重文书的完整性。在他的幕府中，有好几个抄手专门做誊抄之事。不仅朝廷下发的谕旨要誊抄，奏章及给官场士林的信件要誊抄，即便家信和日记也都要誊抄一份。这些抄件都让信差从所在地一一运回湘乡，妥为收藏起来。同治十一年，随同灵柩运回湖南的，大部分是保存在衙署里的档案材料和书籍。这些东西，连同先前陆续运回的文书，其后人将它们珍藏于富厚堂里，并遵照曾氏遗嘱，只供子孙浏览，不向外人开放。
一九五○年土改时，曾家的田地分给农民，富厚堂、大夫第、万宜堂等曾氏兄弟住宅被没收归于政府。面对着富厚堂里所收藏的这批档案，有人主张付之一炬，幸而也有人识其价值，主张保存下来。在得到省政府有识负责人士的同意后，湘乡的这批旧物便用船运到省城长沙，堆放在省图书馆一间很不起眼的旧屋子里，然后加上一把锁，再无人过问了。久而久之，这间小屋及屋内的所藏便被省图书馆的人给忘记了。世上的事情，真是奇妙得很。有的事，因记住而得以走运；有的事，因忘记而得以避祸。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省图书馆成了“破四旧”的重点，那时，千万册珍贵的图书瞬间毁于熊熊烈火。倘若当时有人知道这间小屋的秘密，那批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材料，立时便会引起群情激愤，一把火将它们烧得干干净净，连灰尘都不可能保留。幸而被忘记了。于是，这批私家档案得以安全无恙地度过那场劫难。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神州大地重入正道，“整理地方文献”一事为当局所重视，便有湘中耆宿重提富厚堂的材料事。于是，这批历经百年沧桑的曾氏私家档案重见天日。后来由岳麓书社加以整理出版，学术界便有了被洋人称之为不亚于发射一颗导弹或卫星的新版《曾国藩全集》：浩浩三十大册，洋洋一千五百万字。
曾氏在信中将收藏文书与收拾寻常物件一样看待，作为是否勤俭人家气象的一个衡量标准来告诫诸弟，确有它的道理所在。但事实上，这种收藏与什物收拾是两码事。它充分地体现曾氏在政治上的成熟与老到。当然，也靠着他的虑事周到的性格和办事认真的作风，才有了今日的这套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曾国藩全集》。
信中提到的李筱泉即李瀚章，此人为李鸿章的哥哥。李氏六兄弟：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个个强悍能干，尤以瀚章、鸿章出类拔萃。李瀚章的科名远远比不上李鸿章，他仅止一拔贡而已，因朝考名列一等而分发湖南任知县。曾、李两家关系不比一般，李瀚章因此得到曾氏的信任。时李任善化知县，曾氏调他办理湘军粮台。李也由此而发达，步步高升，十年后便做了湖南巡抚。这个时候的李鸿章，正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回安徽原籍，协助皖省团练大臣吕贤基办团练。李鸿章也因此而走上军功之路。近代官场中，李氏家族之富号称冠天下，但此时李家尚未大发。若要写一部研究合肥李氏发家史的书，此信为其早期状况提供了一个证据：“以省俭为主，渠光景甚窘也。”“至土匪抢劫，渠本无可抢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