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谕纪泽儿：
接尔十九、二十九日两禀，知喜事完毕，新妇能得尔母之欢，是即家庭之福。
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客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亲复，不可疏略。此外教尔之事，则详于寄寅皆先生看读写作一缄中矣。此谕。
评点：《冰鉴》不是曾国藩所著
九月十六日，在叔父澄侯的主持下，曾纪泽再做新郎，与刘蓉的女儿举行婚礼。纪泽虽是再婚，也不过二十一岁，刘氏二十岁，二人是很般配的。
年纪轻，又在蜜月期间，睡懒觉晏起，那是一定的。作父亲的虑及此点，信之开头便告诫应早起。
在电灯未传进中国之前，人们都是采用油灯或蜡烛照明。乡间贫穷，生活简单，除家有读书郎，特为照顾，可以点一盏小灯外，通常夜晚都是不点灯的，为的是节省几个铜板。勤快人家，在夏天的明月之夜，则借月光修理农具、编织竹筐、搓麻绳等等，这就叫做“夜班”了。一般季节，夜晚都做不了什么事。所以早睡，便成了当时社会尤其是乡村的普遍现象；相应地，早起，也就较为普遍。为了充分地利用有限的白日，“黎明即起”，几乎成了家业发达的一条公认的诀窍。乡间看一个家庭能发不能发，第一便是看这家的人是勤还是懒，勤懒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早起还是晏起。
曾氏所告诫儿子的，正是乡间普通农家对子弟的要求。照理说，曾府已经不是普通农家了，早已成了湘乡县第一仕宦之家，慢说长房大公子晏起不要紧，即便全府老少爷们都酣睡高眠，亦不会动摇家中的富贵荣华。但曾氏不这样看。在曾氏看来，既居乡间，就要与左邻右舍的小户小民一样地遵守千百年来祖宗相沿的好规矩。更重要的是，曾氏认为勤奋早起是一种精神面貌，是一种家庭的风气，它对家人尤其是对后辈子孙的教育影响是深入骨髓而能持之久远的。曾氏始终认为，做官不是长久的，金钱和权势都只是暂时的，一代富贵，不能保第二代富贵，吃苦能干的父兄往往出娇懒庸俗的子弟，惟有将奋发向上的精神从小就植入家人的心灵中去，将淳厚良好的风气代代相传，才能使得人才辈出，家业不败。曾氏常常说，富家子弟须有寒士之风方才有出息。这是既富阅历又富哲理的名言，值得后人深思。
办事须有恒心。此话说来道理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历来贤哲于此都有很好的论述，并非曾氏的独创。此中可贵之处，即在父道尊严的时代，曾氏却可以坦然地向儿子承认自己“无恒”，并在儿子的面前责备自己德无成，业无成，万事无成。今天的家庭教育学，提倡父母与子女做朋友，彼此平等相待，这是很有道理的。家庭中的成员，尽管有辈分、年龄之别，但人格是一样的，平等相待正是对人格的尊重。在曾氏生活的时代，当然没有这个道理，有的只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圣教”。曾氏在儿子面前说自己的不足，便将“板起面孔训人”的生硬状态，化为“推心置腹交谈”的友好气氛。曾氏家教的成功，此亦为一重要因素。
曾氏有“知人识人”之誉，还有人说他“尤善相士”，即特别会鉴识知识分子。传说他有许多相人的诀窍，坊间还广为流传一本题为《冰鉴》的书。书中讲了许多识人辨人的方法，书的作者便赫然署名“曾国藩”。笔者查遍曾氏传世的所有文字，从未见他有只字提过《冰鉴》一书。其实，这部书早在六七十年前，便有人指出是托名曾氏。《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近人乃有以古相书《冰鉴》，傅以文正名，号为遗著，不知此书道光间吴荷屋已为锓板，叔章盖尝藏之。”为什么托名曾氏而不托他人呢？其源盖出于曾氏素有“相人”的大名。
曾氏的确对“相术”有所研究，他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话：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细揣这四句话，其实说的并不是天生的面相骨相，而是说的后天可修炼的心性德行举止等等，与世俗间的看相是大有不同的。关于看相，曾氏还有几句话：斜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主意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什么样的鼻眼是斜，什么样的鼻眼是正？什么样的嘴唇是真，什么样的嘴唇是假？都没有说明白，看来这标准只存在此老的心中。显然，这与所谓的《麻衣相法》中所讲的相术是大不相同的。
曾氏认为厚重是贵相，故要儿子容止宜厚重，力戒轻佻。在中国文化中，“厚”和“重”多为褒义。对于人，尤其是对于男人，恒以“厚”“重”予以要求：“厚德载物”“宽厚待人”，“处事稳重”“老成持重”等等。相反地，对于“薄”“轻”，则多为贬义，如“刻薄”“浅薄”“轻率”“轻飘”等等。这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曾氏有意从这些方面加以修养。他走路步履厚重，举止端凝，认为这才是担当大任者应具的表象。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记载了作者与曾氏的一次有意思的谈话。面对着恭亲王奕的一张照片，曾氏评论说：这是一个翩翩美少年，举止略嫌轻佻了些，看来难以负重任；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这也是国家的不幸。他对奕的失望，是因为奕轻佻而不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