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看下面这几件事，就可以发现这纯粹是后人的诬陷。第一件事是玄武门兵变时，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痛哭不已，与众将士言：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奔赴玄武门，为建成报仇。古来士为知己者死，二冯所为正是此注脚。第二件事就是破刘黑闼之战。作为唐朝统一中的最后一场战争，它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建成太子破刘之前，已有元吉与李世民征讨过，但由于二人没有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还施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再加上这些人对李家的疑惧心理，武德四年七月，刘黑闼再次造反，抵抗大唐。李建成只好亲自出马征讨之。他接受了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占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李建成没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了下来。在这一事件中，虽然采取的宽大安抚政策是出于魏征，但实施者却还是建成。和李世民一样，李建成也曾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在建唐前后，他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在贞观年间“甚有惠政”，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史书还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在李建成死后，其党徒散亡于民间。李世民费了很大劲也没有捉到这些人，倒不是因为这些人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人们同情于太子建成，所以会想办法将这些人藏到朝廷无法找到之地。建成太子经营多年的河北地区，人心不稳，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进行反对李世民的起义时有发生。贞观元年，一直支持建成太子的燕郡王李艺造反。由此可以看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李建成已经被一些卑鄙的人诬陷到了何种地步。
李建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史料的零星记载中，我们还是能看出这个人的品行和其能力的。隋朝末年，政局不稳和社会上风传的“李氏当为天下”的谶语让太原留守李渊在踌躇满志的同时也惊恐不已。他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在留守任上，他的眼光与胸襟都是隋朝其他大臣所不能比拟的。
他早有反意，但当天下已难以收拾，谶语人人耳熟能详的时候，他的准备还不充分。隋文帝已经对朝中几位姓李的大臣起了疑心，并且逼反了李密。作为太原留守的李渊自然也逃不过去，他很怕被隋文帝杀死。于是，称病不去京城就成了他那时经常玩的把戏之一。
他先让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于河东和晋阳密结各路英雄，收罗人才以备起兵。当时李世民不到二十岁，阅历不如李建成，性格更不如李建成“仁厚”，所以，李渊把大宝都压在了河东李建成的身上。李建成在河东独当一面，后日又参预了太原起兵密谋。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容不得半点怀疑。
公元617年，隋太原副留守的脑袋被李渊砍掉，李渊宣布正式起兵反隋。一个月后，李建成奉命从河东风尘仆仆赶回太原，对起兵后的战略制订和组织工作与李渊进行了最大程度上的协商。
从这时起，李建成为大唐的建立浴血沙场，创下了赫赫战功。从太原起兵到攻占隋都长安，唐军进行了数次惨烈的战役，其中决定性战役的总指挥都是李建成。
第一场大仗的对手是西河郡丞高德儒。是时，李建成引兵攻西河郡，高德儒死守。李建成与士兵同甘苦，深得民心，很快便活捉了高德儒而结束了战役。
平定西河郡后，李渊建大将军府，组建三军。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七月，李渊率军三万离太原西进长安，隋朝西留守代王佑派隋名将宋老生领精兵两万守霍邑，又派大将军屈突通守河东。两人互相照应，相约一方受攻击，一方必救。
适逢阴雨连绵，粮草不继，又有消息来说北方突厥与割据势力刘武周将乘虚袭击太原，人心惶惶。李渊依裴寂等人建议，欲退兵太原，再图后举，但李建成却苦谏，李渊只好作罢。
二十八日，太原粮草运到。
八月初一天气转晴，李渊命晾晒铠仗行装。
初三清晨，李渊即率轻骑借浓雾掩护，沿傍山小道直趋霍邑。
为防宋老生闭门固守，李渊采纳建成用轻骑诱其出战之计，亲率骑兵数百至城东，命建成、世民各率数十骑，逼至城下辱骂，以激怒宋老生。并将士卒分10余队由城东南向西南佯动，造成攻城假象。宋老生大怒，亲率三万大军从东门、南门出战。这样正中了李建成之计，经过激战俘获了宋老生。
夺取霍邑后，李建成统领一路军马，屯永丰仓，守卫潼关，防御屈突通和李密入关，占据永丰仓粮饷基地，李建成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大败屈突通，保住永丰仓，解除夺取关中后顾之忧，为顺利占领长安打下基础，李渊当时大喜道：屈突通东行不可，西归无路，不可为虞矣。
成为太子后的李建成的主要活动已经从战场上退下来，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那就是辅高祖处理军国大政，参与决策。高祖外出时，则要居守监国。
也正是因为此，后来诸多被李世民收买的朝中大臣总以建成无功于社稷在高祖耳边吹臭气。可这群大臣似乎忘了一件事：李建成已不是帝国未成时的李建成，他已经是准皇帝了。难不成，让未来的大唐天子还以马上治理天下？当这些大臣们在吹捧李世民东征西讨之功时，显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建成太子就不可能李世民的军事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几件事情。
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建成太子镇蒲州防御突厥。在保证李世民讨伐王世充的同时还促成了行军总管段德操击败梁师都与突厥的联合进犯。
武德四年三月：李世民与窦建德征战，稽胡军队数万人骚扰大唐边疆，李建成又奉命率军讨伐。队伍驻扎在赞州，与稽胡军相遇，李建成指挥唐军进击，大破敌军，斩杀几百人，俘虏一千多人。
武德四年八月：李世民征伐刘黑闼，李建成安抚北境。
武德五年、六年、七年：防御突厥。
由此可见，上述所定论不虚。在这之外，太子建成在辅高祖治理国家政事的同时，也进行了几次军事行动。如镇压乱民祝海山的暴乱以及征讨李世民未剿灭的刘黑闼。只不过李世民是在台前，而建成太子却是在幕后。
被诬陷的与被损害的李建成，因为他的对手的手段太高，从而间接地死在了对手的手中。即使是在他死后，他所有的功绩要么被损害要么就被诬陷，这个人只留下了一个失败者与卑鄙者的空壳，所有的成功与道德都被后人掏空了。诬陷这一手段之通天，从李建成的故事中可见一斑。
5、倒霉的谢济世
倘若将历史上被诬陷者做一个大排名，清朝中叶的一位御史谢济世必列三甲。谢济世其被诬陷的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可谓史无前例。在他的一生中曾被六次诬告，所导致的九年的流放、三年的牢狱之灾、两次的被罢为民和一次的陪斩，让我们感叹苍天的以万物为刍狗的现实。
谈谢济世的往事，如同谈一部诬陷史的一章。谢济世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举人，五十一年成进士后进入翰林院。在翰林院任编修时，因为与政事接触不深，所以他的日子还算风平浪静，但自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担任御史后，他的厄运就来了。
身在官场，职务能带来荣誉，但也能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是灾难。品行高洁的人认为，身为御史，必须要尽到责任，对官员的违规必要做激烈的弹劾。谢济世上任还不到十天就弹劾了雍正皇帝最信赖的河南巡抚田文镜。田文镜是被雍正誉为“天下第一巡抚”的，其在雍正心目中地位非比寻常。在见到这封弹劾书后，雍正大怒，将奏章扔回了谢济世，下令将他革职并严刑讯问是谁指使他敢诬陷他的“天下第一巡抚”。谢济世所不明白的是，弹劾被雍正信赖的“天下第一巡抚”田文镜无疑是在置疑雍正；雍正不相信的是，谢济世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胆子敢向田文镜发难，后面必有人为他撑腰。
负责审讯谢济世的是刑部尚书励杜讷。励问谢济世背后的指使这是谁。谢济世回答：孔、孟”。问何故？答：“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励杜讷被套进去了，他钻了出来，希图用刑具使谢济世改变主意。谢济世被拷打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大呼康熙皇帝的庙号“圣祖”，弄得审问团成员面面相觑，但一听到康熙庙号，这些人还是按照成例下跪。谢济世又大呼，这些人刚站起来还得跪下去，谢济世就连续大呼，并且掌握了这些人下跪去平身的节奏。使得审问现场成了木偶剧院。励尚书只好将实情报告给雍正。雍正最后把谢济世发配到阿尔泰。谢济世在军中因为才气而受到优待，于是在当地以诲人不倦，颇得当地人的敬重。但三年后，雍正七年（1729年），他再一次被朝廷审讯。其所犯的罪行证据是由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提供的。因为王锡保在当地认为谢济世所讲解的课程有问题，与朝廷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所以，他去搜查谢济世的居所，搜到了其所注古本《大学注》一书，王锡保看了书后，立即就断定谢济世“诽谤程（程颐）朱（朱熹）”。雍正接到举报后，令交刑部议罪。刑部看了谢济世的《大学注》，发现谢济世的确在诽谤大清政府规定的程朱学说。就将谢济世打入大牢。这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谢济世被从大牢里赶出拉到了阿尔泰刑场。和他一同跪在地上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当他的那位朋友被砍掉脑袋后，谢济世面不改色。刑官问他：“汝见否？”谢从容答道：“吾见矣！”此刻，王锡保宣读了雍正圣旨：“谢济世从宽免死，交与顺承王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
这就是谢济世陪斩的经过。
倘若对谢济世的《大学注》了解，就可知道这是一次臣子与皇帝的联合诬告。谢济世的学问倾向于古典，对后来经过满人篡改过的儒家经典在心上很不舒服，其所著述大都以原始材料为根据，然后借题发挥，却不理儒家宗旨。清代的文字狱是绝对不能有这样的自由学者存在的，所以，他才被陪斩。雍正去世后，乾隆即位，其政治思路由严厉变宽大，并向天下人诏开言路。在诸多上疏中，乾隆看到了一篇题为《论开言路疏》的文章，署名是西北边疆的伯大臣钦拜，乾隆认为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好，但却认为钦拜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不久后，西北的平郡王到京觐见乾隆。乾隆问他那篇文章的来历，这位王以实相告，说是谢济世代写的。乾隆皇帝笑对左右说：“果不出朕所料也。”谢济世由此得以被召回京，任为江南道御史。
仍旧是御史，他的命运在直线延伸。谢济世并非是顽固的知识分子，只是对学问有自己的思想，使他不轻易对自己的思想有所变更。回到京城后，他又将所撰《大学注》、《中庸疏》向乾隆进上，并表白：他注释《大学》，“遵古本不遵程朱”，希望能够得以在全国发行。乾隆看了他的作品，觉得与朝廷的意识心态有所抵触，立即责以“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将书发还，但并没有治他的罪。
谢济世并没有意识到皇帝态度的温和事实上一种未显的危机。他于乾隆二年（1737）五月二十四日，又上了《遵旨陈言疏》，在上书中，他批评朝廷办事无定章，政策朝令夕改。乾隆皇帝大为不满，但还是逐条进行了批驳。批驳后，想把严加惩处，但思来想去，并没有这样做。虽然没有将他问罪，可也警告了他，对朝廷政事方面的批评要过于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