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回答：“诸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无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何以向天下人说？”
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高祖不语，元吉见此情形，怏怏而退。
适值李渊要避暑太和宫，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要跟随。元吉找到李建成道：“到了太和宫，当兴精兵袭取之。抓住他后置土窟中，只开一孔以通饮食。”
建成还是没有同意。不久，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兵变，元吉与建成被杀。李元吉虽然洞烛其奸，但却迟迟得不到下手的命令，是以大败。而李世民却是一个只凭传言就杀人的人。
他的猛将李君羡，因促成了“便桥之盟”，所以李世民当着众臣夸奖道：“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不久后被李世民杀掉了。早在贞观初，白日接连出现太白星，有太史占曰：“有女人要当皇帝。”其时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
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行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羡就把自己的小名字“五娘子”说出来。李世民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久，才阴笑着说道：“明明是一个男儿，怎么叫女孩子的名字？”
又因为李君羡官邑属县名里都有“武”字，李世民觉得太史之占和谣言很可能要验在这个李君羡身上。他当初想要杀建成太子时也造了许多谣言，难道这个李君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久，他把李君羡调到华州作刺史，又秘令会御史弹劾他。如他所愿，一份“李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的奏书到了他面前，他马上下令斩之。
如果建成太子有一点李世民的狠毒之心，元吉根本就不用死了。元吉临死前很可能后悔，遇到了太子建成这样“老实”的笨蛋，不然，死得定会是李世民，而不是他。
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半点假设。但是因为报着对建成太子太大的遗憾与对李世民的仇恨，不得不假设一番。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否昏与明、庸与聩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说，后人才有资格评价谁是明君谁是昏君。这后人里还分两种，一种是文人，一种是普通百姓。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朝代，百姓对上都所知甚少。对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社会来讲，百姓诉苦的时间要远大于他想要了解朝廷内部形势的时间。大唐虽然太平强盛，但跟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太平，不过是收老百姓的税顺利一些，所谓强盛，不过是让境外的诸族臣服而已。
现在无法了解当时老百姓对李世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即使有，恐怕也不能置于史书。况且，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参加时政。所以，太平盛世之于老百姓，就是能有短暂的安生时间来过日子而已。
后人中的老百姓会以“明君”二字评价李世民，因为他开创了太平盛世。而后人中的文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皇帝之位”来路不明。在他们这里，“明君”二字已经去掉了“君”字。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建成太子当国，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强盛的境地中来。他也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
但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在品德上要差出许多的李世民。
太子朱友文：淫父之债，孝子来偿
朱友文，梁太祖的义子。在“王侯将相宁有种，兵强马壮为之”的五代，太子这个头衔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朱友文，一个被梁太祖看重却间接被梁太祖害死的后梁唯一的太子却只留下了不到一百字的资料。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乱臣贼子太多，做恶太多，罄竹难书。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大奸大恶后来又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
五代本就是一群乱臣贼子表演的舞台，朱友文在这样的场景下显得格格不入，显得那么“单薄”。如果他不被弟弟杀死，后梁的历史必将改写，虽然在关于他不到一百字的记录里没有他的理政才能，但无论他的理政才能如何的糟糕，肯定会比杀他而登基不理政的哥哥要好得多。可惜的是，因为父亲的淫，而间接地导致了自己的被杀。在五代时期，死一个太子并不算什么，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死的是朱友文，一个完全可以继承梁太祖后期改革的太子朱友文。
父债子偿
五代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在做了五年皇帝后，忽然于912年7月时大病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他临终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后世史学家那里，后梁政权是个伪政权，因为它是朱温从早已风雨飘摇的唐王朝“篡”来的。
朱温从907年称帝就一直没有立太子，在这位勇猛的武人看来，自己还要活很多年，早立太子不是从另一面说明自己活不长了吗。一天，朱温感觉真的要归天了。终于把接班人问题提到嘴边来，向在床边侍奉他的王氏说，把你丈夫朱友文从汴梁叫回来。然后，又叫来宰相凤翔，说，友文继承帝位，其他皇子我都放心，只是友珪，我不放心。
宰相敬翔对郢王朱友珪也很了解，其狡猾程度不下于朱温。朱温当初从唐昭宪宗那里抢来的帝位，难保他这个儿子在他死后不会不这样做。君臣二人叹息了一回，朱温毅然道：让他远离洛阳，去莱州做刺史。敬翔以为这个主意不错。
但君臣二人都错了，当王氏因心花怒放而将朱温的遗嘱散播出去时，朱友珪早就有了另一番打算。他当时很想不明白，父亲是不是病糊涂了。朱友文只是义子，有着眼前他这个亲身儿子不给，却把帝位传给外人？况且，自己到莱州做刺史，说不上哪一天就会被反复无常的父亲杀了。即使父亲不杀，将来的朱友文也不敢保证。
就在912年7月18日夜晚，患病多年的梁太祖朱温病情突然加重时。朱友文带着早已经联络好的左龙虎军统军韩勍和仆人冯廷谔以及诸多士兵闯进了寝宫。朱温惊起，喝问：“反者是谁？”
朱友珪接口：“你猜！”
父亲大骂：“果然是你。你这个畜生，杀父之罪，天地不容！”
儿子再接口道：“老贼本就该碎尸万断！”
朱温的病忽然就被吓没了，跳起来要逃。朱友珪的仆人冯廷谔大喝一声，抡刀来杀他。朱温绕着柱子跑了三圈，最终因年老体衰，脚步一慢，被冯廷谔追上，去他胸前捅了个窟窿，抽出刀时，把肠子也带了出来。朱友珪命人将父亲的尸体用毡子包起，就埋在了寝宫地下。
接着，他立即派供奉官丁昭溥，拿着伪诏，驰往东都汴梁，令东都马步军都指挥使均王朱友贞，速诛友文。朱友贞不知是假，即诱入友文，将其杀掉。友文妻王氏，还没有奉朱温之命去汴梁，就被朱友珪派人杀了。一面又对外宣布伪诏道：朕艰难创业，逾三十年，托于人上，忽焉六载，中外协力，期于小康。岂意友文阴蓄异图，将行大逆，昨二日夜间，甲士突入大内，赖郢王友珪忠孝，领兵剿戮，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友珪克平凶逆，厥功靡伦，宜令权主军国重事，再听后命。
这份伪诏大概意思是说，“我”经营天下三十多年了，登基称帝有六年，大家过得都还不错。可朱友文这个畜生居然想谋反，昨天晚上，有一刺客进入我房要刺杀我。幸好郢王友珪及时赶到杀了刺客，又诛了朱友文，保全了我性命。但是我因为受到惊吓，病更加重了。连朝政都难理，现在我就把军国重事托付给郢王友珪，他就代表我。
朱友文，这个一无所知的人就这样间接地被兄弟朱友珪杀掉了。甚至在他死之前，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太子，而且在朱温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他很快就会成为一国之主。可惜，这一切对死人来讲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他的死和秦始皇太子扶苏之死是惊人的相似，都是父亲在最后一刻认可的接班人，都是自己的弟弟借着已死的父亲的命令诛杀之。所不同之处在于，扶苏是自杀，便给后人留下了几许伤感，朱友文是被另一兄弟诱杀，所以只是让人感到惋惜而已。之于死，主动与被动竟然相差这么远。
对于朱友贞是如何诱杀朱友文太子的，史书毫无提及。这对朱友文的轻视可以想见。事实上，关于朱友文，《新旧五代史》中都是异常的简略：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颇能为诗，太祖养以为子。太祖领四镇，以友文为度支盐铁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赋聚敛以供军实。太祖即位，以故所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征赋，置建昌宫总之，以友文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东京。
对于一朝的太子居然简练到如此程度，可见，后人对这位太子并不持认可态度。即使持了这种态度，将这样一位太子放到五代的君不君臣不臣的乱世里也是没有一点可认真写下来的的必要。
他的死从表面上来看，是朱友珪大逆不道所致。但要追根溯源，杀他之人非朱友珪，而是他父亲朱温。朱温以背叛黄巢起家，历唐朝三帝：僖宗、昭宗和他所立的傀儡昭宣帝。在打天下时，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待称帝后，他与宰相敬翔共同为治理后梁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到了晚年，他却忽然变了一个人，除了年轻时疑心病重和奢杀之外，还好淫。
这种淫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当然，谁也想象不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淫的对象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把封建道德礼仪统统地视为脚底泥，他把淫的对象从大臣的妻子儿女升到儿媳妇身上来。
朱温共有七个亲生儿，长名友裕，次为友珪、友璋、友贞、友雍、友徽、友孜，友孜一作友敬。算上义子朱友文共称八儿。友裕早死，追封郴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友文受封博王；最小的儿子友孜当时很小，故未得王爵。除了大儿子朱友裕早死，妻子未娶，小儿子友孜年纪尚小未成亲外，其他六个人都有妻子，而这些妻子在丈夫常于外地征战时都在朱温床边，朱温美其名曰：侍寝。
丈夫在外为其打江山，妻子为其解决生理需求，朱温这个皇帝做得的确乐不可言。但弊端就此产生，妻子总为在外的丈夫打算，所以在大情小事上无论朱温偏向于哪一个皇子，都会引来其他皇子的嫉妒。即使是朱温很客观地为某个皇子办了一件事，在其他皇子那里，也是因为该皇子的媳妇的缘故。
朱友珪很显然就是这种思想的坚定认可者，他虽然自己不具备太子的才能，但因为除了大哥朱友裕死后，他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朱温的长子。在这种心理下，当他听到父亲把皇位传给朱友文——一个外人时，第一想法就是：因为朱友文的妻子王氏。
于是，才出现了寝宫兵变。朱温在淫上面得到了报应——被穿肠破肚，而仅仅这一点惩罚是难以消苍天之恨的。于是，他唯一的一个有才能的儿子朱友文替他把还上了这笔帐。
朱友文之功
公元883年三月，朱温因平叛黄巢有功，被封为宣武节度使，十月，又兼宣义军节度使，公元898年三月，又被封为天平军节度使，该年五月，又兼护国军节度使。从这以后，朱温领四镇，实力已完全可以问鼎唐皇。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朱温手下的敬翔说，自古兴兵可以成大事者，必要有强大的后盾支持。所以，不可无兵，必要有盐铁与粮食。朱温认为可。于是，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了朱友文，任命他为“度支盐铁制置使”。所谓“度支”，是指掌管财政预决算收支的职位，所谓“制置使”，是指在军事行动前后为控制一方秩序而设的职位。这样，朱温便开始了他的四方用兵，而朱友文在朱温用兵过程中，征赋聚敛以供军实。自此，到朱温称帝的八年时间里，朱友文为后梁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元901年，藩镇主李茂贞将唐昭宗挟持到凤翔，朱温赶到凤翔救昭宗，在经过一次正面交锋后，李茂贞自知不敌，坚守城池不出。朱温远道而来，又屡攻不下，粮草殆尽。只好回于河中，不久，朱友文送来大批粮草，朱温再次起兵攻击李茂贞所坚守的武功。此一战一直持续了两年，两年后，李茂贞城中粮食短缺，出城投降。朱温得以围困李茂贞两年，其功全在朱友文。
公元906年，昭宗让朱温总判盐铁、度支、户部等三司事，朱温不做，原因很简单，他已经有了一个朱友文，这些官职早已在他掌控之中了。
公元907年，朱温称帝。以汴梁为都城，称东都，就是后来的开封。五月，大封群臣与家人。在朱温称帝初期，看他一些所为似乎是一个明君。比如，他以唐朝故臣张文蔚、杨涉并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又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他还用尽各种办法搜访贤良。或者是将一些处于下位的有才之人提升。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规救时病者，可陈章疏。有处于深山老林中不求闻达的人，派人用厚礼去请。在对待以前的战友上，他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两浙节度使钱镠进封吴越王。在家人的赐封上也是尽其所能，慰其所欲。封皇兄全昱为广王，皇子友文为博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
公元908年，把自己曾住过的在汴梁的旧第建为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他当初四处征战，兵马仓库籍繁，都出于建昌院，改院为宫，足见其对此后勤工作的重视。
公元909年，朱温迁都洛阳，在汴梁，他做了如下安排：以尚书兵部侍郎李皎为建昌宫副使，兵部侍郎姚洎为卤簿使，开封尹、朱友文为东都留守。
朱温建国后，首先面临的不是人人的口诛笔伐，而是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等藩镇势力的威胁，为了建万世之业，他只能把重点放到军队上来。想要兵强马壮，就必须要重农。重农既可保证兵源，又可以保证兵马之食。
后梁能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生存了十七年，正是得益于朱温的重农改革。而在改革中有两个人起的作用是最大的，一个是宰相敬翔的智略，另一个就是朱友文的执行力。在当时的中原，河南属于中原地区土地比较肥沃之地，作为东都留守的朱友文推行改革自然责无旁贷。也正是这一段时间，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11年，朱温深切地体会到了朱友文的经济治理能力。所以，当他在西都洛阳肆意淫荡时，可以谁都不见，但当听说是博王来时，必招之前，嘘寒问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