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个场景。
第一个：公元1661年（永历十五年），最后一个汉人皇帝朱由榔被汉人吴三桂杀死，史官这样记载道：南明灭亡。
第二个：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汉人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朱由俭在煤山上吊。史官这样记载道：明朝灭亡。
第三个：公元1582年（万历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亲政，史学家鼓掌道：开始了！大明帝国的黄昏。
无疑，拉开这场黄昏序幕的人不是万历皇帝，而是张居正。也就是在第三个场景出现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的本意是想让别人看一看正在坠落的夕阳，然后，重新把它拉起。可惜，由于他对万历皇帝迫切的“望子成龙”之心，物极必反之下，万历皇帝在他的培养下成了一个畸形。
当这个帝国的畸形登台后，先是“无为”，由于他的“无为”，顾宪成在东林讲学招引来了一群士大夫，最严重的党争开始。当三征花光了张居正留下的所有银两后，万历皇帝义无反顾地对百姓与乡绅实施起来了矿税之祸。
这是在帝国的内部，在帝国的外部，由于帝国将军李成梁的推波助澜，满洲人努尔哈赤冲出深山老林，与帝国的一位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杨镐进行了一场萨尔浒之战。党争与杨镐的愚蠢帮了这位满洲人。帝国已经陷入了危局。
这些人物退场后，一批更加卖力为帝国黄昏演出的人登场。他们就是天启皇帝和魏忠贤。在这一段时间，身微言轻的帝国最优秀的军人熊廷弼、孙承宗想要挽救夕阳的坠落，可惜在主角魏忠贤一往无前的欣赏黄昏景色下，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徒劳。
当第三批为帝国黄昏演出的人出场时，帝国已经是残局难收。李自成以跑龙套的角色在崇祯皇帝眼里并没有得到关注，但当袁崇焕无可奈何地死掉，满洲人皇太极想要成为主角时，崇祯皇帝对夕阳的下沉才有了那么一点点感觉。
他一心想把夕阳托住，可惜，在他左边的李自成不让，在他右边的皇太极也趁着他去阻拦李自成时，冲出来捣乱。这位当时帝国黄昏的男主角根本就演不了这个角色，即使有杨嗣昌那样帝国最伟大的演员，也难以演好这场已成定局的悲剧。纷纷登场的洪承畴、吴三桂非但不能帮助崇祯进入角色，反而还把他孤立起来。如你所知的，男主角崇祯皇帝演砸了。自留给观众们的只是无数的笑柄。
于是，第二个场景就出现了。但是，这并不是结束。
又一批演员登上了舞台。他们是隆武帝、郑芝龙、郑成功、永历帝、李定国、孙可望。隆武帝的悲哀就在于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海盗郑芝龙身上，而当真正有诚心挽救帝国黄昏的郑成功、李定国等人出绝招时，帝国的夕阳已经落下去。
用最流行的话来讲，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而这些人在“历史的必然”还没有到来前的精彩与悲情的演出，让我们知道了虽然“近黄昏”，但夕阳的确是“无限好”。
当在一些优秀军人支撑了十五年后，就出现了第一个场景。
一般史学家都认为，万历十年是帝国转入黄昏期的开始。如果唯物主义一点，一切事物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那么，我们并不为明帝国的灭亡而感到伤心。
但是，当我们看到从万历十年后那批优秀的王朝重臣想要力挽狂澜的雄心和满洲人的无耻骚扰与李自成一干人等的流寇作乱，我们总是不能把唯物主义那一套冷冰冰的理论融化。至少，我们不想融化。
事在人为！如果在帝国的黄昏期，有人，哪怕只有一个做对了那么一件事并且取得了成效，明帝国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比如，魏忠贤那只王八被王安干掉、对辽东战略正确的熊廷弼就不会死、孙承宗也不会被拿下；袁崇焕如果不吹牛、不杀毛文龙，他就不会被凌迟，满洲人也就无法入关骚扰；如果崇祯皇帝略懂一点帝王的权威，不好面子，那么，与满洲人议和就会成功，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必能将李自成打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如果杨镐再聪明那么一点，萨尔浒之败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败得那么惨；如果洪承畴不受到帝国内部那群愚蠢的人所催逼，他也不会失败被俘。
如果隆武帝依靠的郑芝龙不是海盗，如果孙可望与李定国能同心协力，第一个场景就不可能出现。
从万历十年到永历十五年，在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的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帝国黄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我们甚感恼火与耻辱的是，在第一个场景和第二个场景出现的反面角色都是汉人，而最终在北京城托起明天的太阳的却是满洲人。
难道在帝国黄昏期所有人的努力只不过是为了让满洲人入关？
大概也只有用“事在人为”这四个字来解释曾经发生的那一切，如果说，历史有规律可循，那也只是一些正确的人在错误的时间里做出了错误的事而已。
忽然记起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夫想要玩刺激，就牵着一头驴跑到悬崖边，他在里面，让驴在外面。驴当然不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所以，当农夫想拽它靠进里面一点时，它偏不。农夫越是往里拉它，它越是往外挣。最后，农夫没有力气了，一撒手，驴掉进了深渊。农夫看着深渊里粉身碎骨的驴说，你赢了。
谁是驴，谁是农夫，都不重要。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是谁让农夫有了“玩刺激”的想法。
是为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