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一位矢志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员在北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就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1913年,18岁的吉鸿昌投奔冯玉祥部当兵,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第19师师长,是西北军中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他父亲吉筠亭病逝前,留给儿子的遗嘱是:“当官要清白廉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死而瞑目。”吉鸿昌谨遵父嘱,他在任察绥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时,曾把“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烧制在饭碗上,分发给团以上军官,要大家“每饭不忘。”
1930年,冯玉祥部队为蒋介石改编,吉鸿昌任第22路军总指挥。由于他反对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不愿参加“剿共”而被蒋介石解除军职,强令出国“考察”。正当他启程时,“九·一八”的炮声从沈阳北大营传来。他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愿提一支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迅速出国”。在漫游欧美各国时,为了反抗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每当出席宴会或在大庭广众前,吉鸿昌的胸前总是佩带着写有英文“我是中国人”的牌子。1932年,吉鸿昌不顾蒋介石的阻挠,辗转回国参加抗日斗争,并于同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4年,吉鸿昌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建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组织武装抗日义勇军,国民党特务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天津法租界将吉鸿昌刺伤后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大义凛然,痛斥蒋介石卖国反共的罪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11月24日,吉鸿昌慷慨就义。临刑前,他写下了壮烈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对监刑官说:“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接着喝令刽子手搬张椅子来,并令刽子手站在他面前,说:“我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睁着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打死我的。”
在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饮弹壮烈牺牲,年仅39岁。张学良为什么重用“败将”
1936年夏,东北军、17路军在西安城南五曲镇开办军官训练团,训练团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正副团长由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担任,而被张学良任命为训练团教育长的董英斌,竟是半年前被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解除军长职务的“败将”,一些军官很不服气。
原来,在1935年11月,为了消灭在陕北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在鄜县直罗镇,由东北军57军军长董英斌率领的四个师与红军正面交锋,东北军损失惨重;前锋109师全部被歼,师长牛云锋拒俘自杀。在追击中,红军又歼灭东北军一个团,军长董英斌因此被革职。他亲眼看到红军是真正抗日的,如果同红军作战,只能使东北军的实力大大消耗,不但不能收复东北故土,就连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他董英斌虽不在军长之位,可仍是东北军的人,仍是总司令的老部下,他要为东北军、总司令以及被日寇蹂躏的东北父老乡亲着想,要劝总司令联共抗日。他诚恳地将自己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张学良,并恳请他三思。张学良听后很受震动,像董英斌这样的高级军官都有这种想法,东北军再同红军交战是什么样子呢?“九·一八”以来,“不抵抗将军”的名声已使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了,他必须以自己的行动洗刷过去。董英斌还把毛泽东的亲笔信转呈给张学良,张将军要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愿望更加迫切了,他对于这位敢于直言并给他帮助的“败将”也更加信任了。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杨两将军宣布成立抗日军事委员会临时西北委员会,董英斌被张学良任命为参谋长,张学良将军的抗日联共之意也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