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
那是在去莫斯科的途中，由于路程太远，不得不在途经的省城里暂住一下。第二天早晨，就有一个熟人匆匆忙忙地跑来见我。她着急得不得了：丈夫原本判了一年的监禁，但最后又要加刑了。我把案情询问了一遍，觉得加判得并不合理。
我认识一个公正无私的法院院长，同时他又是个大怪物。我径自出发到刑庭去找他。当时还没有开庭，我一眼便认出他。他那么瘦小，独个儿坐在那看厚得吓人的卷宗。我跟他已经三年不见，他看到是我，自然也非常高兴，一下子站起来抓住我的手，在阔别之后，看到熟识的面孔总是很高兴的。我把那农民的情况跟他讲述一遍，他命令下属把卷宗调来。判决书已经准备好，但是我请他注意到某些“减轻罪刑的情节”。他在仔细衡量后，认为改判轻刑也有可能。
对于他的热情帮助，我非常感谢，我高兴地拥抱了他：
“符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要是我没有来，没有请您把卷宗重新看一遍，那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那只有让上帝保佑他了，老兄！”那老头把蓝眼镜推到额头上，回答道，“我在工作上已经尽了全力，我不看过全部卷宗，从来不在定罪书上签字，我极不愿意去寻找可以减轻案情的地方。”
“嗯，倒是既无法责备您宽大无边，又无法说您过分热心于为被告人开脱呢。”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在这法院里服务了近二十年，凡是在重刑犯的判决书上签字，都要持笔犹豫半天。”
“使人们少受些重罪难道不好吗？”
“事情并非你想像得那样简单。你们新派人自然就管抓个尖儿——就说您吧，想来就在哪个部里当过差，但根本没有实际办案的经验。您是否愿意在我们档案库里钻研一番，哪怕把最近两年的卷宗看一下也好，那会让您了解很多事情。您将会懂得寻找开脱的理由牵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您肯让我来学习，原是一件令我求之不得的事情，然而在我搬到你们的档案库中来住上几个月之前——要看完两架子的档案，我定会累垮的——请您现在就大概地解释一下令我变得没有一点头绪的问题吧。那就是您为什么要讨厌减轻案情的情节？是哪些因素影响着您？是时间，还是身体，或别的什么？”
“上帝啊，饶恕我的罪过吧！在你眼里，我是那一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人吗？竟然会因为偷懒而加深一个可怜人的不幸？我只是不愿牵扯上太多的东西，这一点我必须重申一下。”
“对于您这种说法，我感到陌生，您愿意给我一些解释吗？”
“啊……啊……啊……彼得堡这些官儿们，每天在法院进进出出，让人认为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但相反他们不干一点正事。您随便拿起哪一件案子来寻找减轻案情的情节，都会牵扯上更多的案子，更多的人，要不都有罪，要不都清白。牵扯的太多，影响太大！”
“也许这也不算太坏呀！”
“那得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环境下了。这在费拉特尔费亚这类人吃人的地方是好的，但在这文明的人类社会里，这种犯了罪却没被惩罚的人是不容被接受的。”
“不过既然您自己能为他找到开脱的理由，那他还算得是个什么有罪的人呢？”
“所以我告诉自己，绝不能陷入这一发不可收拾的关系里面。这可不是我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我的工作不能带有任何感情，一切要以法律行事，而且就算不管这些，也不好——怎么办呢？对于一个小偷来说吧，偷东西本是应受到惩罚的……什么他是生活所迫，什么母亲病了呀，什么三岁就死了父亲，有了上顿没下顿呀，流浪惯了呀……我得承认那些理由很值得人去同情，但我能因为这些而开脱他吗？不，老兄，有口供，有物证，请别生气，法典十五卷第几款有明文规定，就因为这样，我只能依法办事，努力控制自己去寻找减轻案情的地方。
“刚来这里工作的时候，这种情况困扰了我无数个日日夜夜。夜晚脑子里想起案件，总要细细地分析一下，直到自己心里满意为止：没有罪。好像故意刁难似的，总是睡不着觉。按理讲，我无需这样做——和我又没有什么关系，只是那么一个流浪汉、坏蛋、逃亡者……但我心里仍然如刀割一般地疼痛，总觉得有些对不起他们。宣告一两个无罪也就罢了，可是那儿还有第三个……那我怎么办，我是在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为了院长这个神圣的职称，我要努力坚持地做好工作。况且上司会怎么说呢——全是无罪释放，那法院成了什么？我考虑来考虑去，终于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要做的工作太多了，而且难度也很大，不比民庭——证明了委托书，写好了契据，验过了遗嘱，认定了农奴赎身证，一天的活就到此为止了。可是这儿，一想到有一个叫叶里美的两星期前还站在这儿，说过话，可是现在已经走上了服刑的道路了；有一个叫阿古丽娜的也是一样，而且，您知道，这一个……是走着去的……，心中实在是难过极了。现在你总算明白了吧？”
“明白了，现在我完全可以理解您的处境与您的立场。”
“老兄，这只是你与我之间的对话，请不要跟更多的人谈起，尤其是重要人物，因为会招来话柄——这个院长是个白痴，是个十足的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