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儒家的归纳总结，西周时期的“五礼”中就有“兵礼”。兵礼既包括交战的规则，也包括了军队中的各类礼仪和纪律。春秋战国以后不再有完整的兵礼，但是却有严密的军纪和严酷的军法。另外也还有一些交战的一般规则。
交战的一般规则
公元前638年，宋国纠集了卫国、许国、魏国一起进攻郑国。宋国是商朝灭亡后的商族人国家，西周之初受到周族诸侯国家的严密监视。春秋时期宋国开始摆脱被周族诸侯国家监视地位，而宋国的国君宋襄公更进一步，想步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齐国国君齐桓公的后尘，来当中原诸侯各国的霸主。当时郑国已沦为楚国的附庸国，因此宋襄公打算通过这次征讨来树立他在各诸侯国的称霸地位。
宋国的大夫司马子鱼劝说他：“上天在很久以前就抛弃了我们商族，您想要振兴宋国，恐怕是违背天意的。”宋襄公不听。
楚国为解救郑国，直接出兵进攻宋国。宋襄公亲自率领宋军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迎击楚军。宋军先排列好了阵势，而楚军还在渡河，司马子鱼建议乘着敌军在渡河的机会发起冲锋，宋襄公不同意。楚军上了岸，正在排列阵势的时候，司马子鱼又建议赶紧冲锋，宋襄公又断然拒绝。等到楚军排好阵势后，宋襄公才下令冲锋，可是由于宋军实力弱于楚军，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宋襄公自己大腿受了伤，卫队也全部被消灭。
宋襄公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国内，宋国人都一致谴责他。宋襄公为自己辩护说：“君子打仗时对于已经负伤的对手就不再伤害，不捉已经有白发的俘虏。古代军队作战时从不乘人之危发起进攻。我们商族是亡国的后代，不能向尚未排列阵形的敌人发起冲锋。”
司马子鱼说：“您不懂打仗。敌人比我们强大，队形混乱不成阵势，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好机会，乘机冲锋，有什么不可以的？即使是这样还难说一定获胜。而且对方都是我们的死敌，就是老头，抓到就是俘虏，哪里还要管他有没有白头发？我们训练军队就是为了杀敌，为什么不可以多次杀伤敌人？如果不想重复伤害，那就不如别去伤害；要爱护敌人的老年人，还不如索性就不打仗。”
宋襄公由于泓水战役中的负伤，在第二年死去。
宋襄公因为这次战役的指挥而遭到后世的一致嘲笑，记载这个故事的《左传》一书显然就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司马子鱼的立场上的，而后来毛泽东在他的军事名着《论持久战》中更是将宋襄公的举动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从历史的角度看，宋襄公很可能是在遵循西周时期诸侯贵族之间的交战规则，只不过到了春秋时期这种规则已经过时，不再被人们遵守，而宋襄公企图以严格遵守交战规则来表示自己是“周礼”的真正扞卫者，进而为自己中原称霸找到理由，结果是落得个受人耻笑的下场。
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记述以及议论中，可以发现在西周以及春秋早期，确实存在一些基本的交战规则。
比如儒家的《礼记·月令》一书认为在春天不可发动战争，只有到了立秋这一天，国王带大臣到西郊“迎秋”后，可以开始发动战争。
《春秋公羊传》称西周的“兵礼”是“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不破坏别国的祭祀设施，不俘虏有白发的人；“不加丧、不因凶”，对于正在为国君服丧以及有灾荒的国家不得发动战争。
宋襄公所说的双方应都排列阵势后再进行交锋，不要对伤员再加伤害，这也应该是西周“兵礼”的内容。
兵家着作《司马法》也说西周作战要“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战场追击不要超过100步，战役追击不要超过3天的行军）。
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这些交战规则已被抛弃。人们已经认为“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子兵法》）“兵不厌诈”、“勿击堂堂之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的理论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在后世流传下来的交战规则主要只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春秋时期诸侯派出的外交使节是不可侵犯的。公元前596年楚国派出申屈出使齐国，楚庄王特意嘱咐不要从宋国经过。宋国执政华元听说了，觉得这是对宋国的莫大侮辱，就设伏击杀死楚国使者。楚庄王为此“投袂而起”，出动大军包围宋国国都整整9个月。
宋国派出使者到晋国告急，晋国上一年刚被楚军打败，不敢冒与楚国全面冲突的危险，只是派解扬为使者劝宋国坚守，不要投降。解扬经过郑国，被郑国抓起来交给楚国。楚庄王亲自接见解扬，企图买通他，要他向宋军喊话，说晋军不再提供救援，断绝宋军的希望，解扬不同意。经楚庄王几次威逼利诱，解扬才答应下来。可是当解扬来到了望城中的楼车上，就大声疾呼，说晋国援军不日就到，请宋国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
楚庄王大怒，解扬说：“我答应你的条件只是为了实现使命，现在使命实现了，请立刻处死我。”楚庄王无话可说，反而释放他回晋国。长期围困而无战果，楚庄王打算退兵，可申屈的父亲拦在车前，说：“我儿子不惜生命以完成国王的使命，难道国王要食言了吗？”楚庄王无言以对。申屈父亲建议在宋国建造住房、耕种土地，表示要长期占领宋国，宋国就会表示屈服。
宋国见楚军不肯撤退，就派华元为使者来谈判。华元半夜里潜入楚军大营，劫持了楚军统帅子反，说：“我的国君要我为使者来谈判，现在城内确实已是‘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是如果订立城下之盟则情愿举国牺牲。贵军退到30里外，我国唯命是听。”子反就在睡床上保证做到。第二天报告了楚庄王，楚军真的退30里外，和宋国停战，双方保证不再互相欺瞒，华元作为这项和约的人质到楚国居住。
后世将这一交战规则称之为“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历史上最着名的战时两国使节以礼相见的故事是“彭城相会”。450年南朝刘宋与北魏发生战争，刘宋发起北伐，先胜后败，战略据点彭城被包围。江夏王刘义恭率领军队死守彭城，北魏太武帝想一举打过长江，派出李孝伯为使节进彭城劝降。刘义恭派了张畅为代表与李孝伯谈判。两人都是当时的“名士”，互相代表各自的君主赠送礼品，尽管处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但他们在谈判中却仍然是文质彬彬、礼貌周全。这次谈判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可双方的礼节及言辞，一直被后世誉为战场佳话。
战场的处置
中国古代另一项不那么文明的交战惯例是：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号为“京观”或“武军”，用以夸耀武功。“观”和“阙”、“门”的意思相近，是指道路两侧成对建筑的作为防御工事的大土堆。
这也是很早以前就形成的惯例。公元前597年楚军在邲（今河南武陟东南）战胜晋军，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胜仗，大臣潘党建议将晋军阵亡者的尸体堆筑为“京观”，说：“我听说打败敌军后，要留下纪念物给子孙，使他们不忘武功。”
而楚庄王却说：“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止戈’，力求不再使用兵器。国家用武是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做到了这7件才可以使子孙不要忘记武功。现在我使两国子弟暴尸野外，是残暴；出动军队威吓诸侯，未能戢兵；暴而不戢，也不能保大；晋国仍然存在，也不算有功；这场战争违背民众意愿，不能说安民；自己无德还和诸侯征战，何以和众；让别国混乱以为自己的荣耀，也不丰财。7项武德我一项都没有，怎么能够让子孙纪念？而且古代圣王是讨伐不敬者，将罪大恶极者筑为京观，是用这种最重的惩罚来警告坏蛋。这场战役中的阵亡者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君尽忠，怎么能够将他们筑为京观？”
他于是下令将晋军阵亡者妥善埋葬。
从以上这段《左传》的记载来看，当时习惯都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筑为京观，而楚庄王另行解释了筑京观的意义。《左传》的作者显然是赞同楚庄王的说法，因此有意略去所有的有关京观的记载，并以楚庄王的这段话来批判将普通阵亡者尸体修筑京观的行为。
司马迁写《史记》也继承这一传统，认为战争中的阵亡者都是各为其主，并没有罪过，不应该被修筑为京观。秦军在长平大战中战胜赵军，秦军统帅白起无法处理多达数十万的战俘，索性将战俘全部屠杀，并将赵军士兵尸体堆积为京观。司马迁特意用“阬”来表示这件事，“阬”字的原意是高大的门楼，而“观”与“阙”相通，也有门楼的意思。而“阬”与“坑”又可借用，以后也就往往写作“坑”。
在《史记》中这样的记载很多，比如秦始皇在秦军攻下他少年时曾居住过的邯郸后，就下令将曾经欺侮过他的人全部“坑杀”，又“坑”460多个对他有怨言的儒生。这都是将这些无辜者处死后，再将他们的尸体堆积封土、成为一对大尸堆，吓唬其他的民众。司马迁认为这是滥杀无辜，因此记录为“坑”。
后来记载项羽也曾“坑杀”襄城守军，“坑杀”新安的20多万秦军战俘，这也都是认为项羽是屠杀无辜的战俘并堆积尸体、夸耀战功，因此也是用“坑”来表示。
后世的史籍一直都保留这个传统，凡是作者认为是合法的、处置坏蛋的堆积尸体并予以封土的，就记录为“京观”；如果作者认为是非法的、是滥杀无辜的，就记录为“坑”。
比如《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6丈，高6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
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只是史学家认为是合乎楚庄王所言的惩治罪大恶极者标准的、或者至少是将阵亡的敌军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为“京观”；而认为根本是滥杀无辜、或者是屠杀战俘后将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之为“坑”。
见于史籍的这种“京观”记载很多。
比如418年夏国进攻关中地区，将东晋军队阵亡士兵的首级堆积为京观，号“骷髅台”。
隋炀帝征高丽失败，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
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
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瑭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
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
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有关“坑”的记载就更是史不绝书，几乎每个朝代都有。
比如《后汉书·袁绍传》记载200年曹操与袁绍军在官渡决战，曹操险胜，将一支被迫投降的袁军部队“尽坑之”。而《三国志·魏本纪》就不提这事。
258年司马昭攻破诸葛诞盘踞的寿春城，俘获东吴援军，有人建议说这批吴军士兵不会真心归降，应“坑”之。司马昭没有同意，只是将这批俘虏迁离边境地区。可见当时仍然习惯对于用不着的俘虏都“坑”杀。
《晋书·载记》所记载的十六国大乱时期，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
《晋书·载记》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也显然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可见该书的“坑”记载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
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
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赞赏。但是《宋史·田况传》的评论认为，田况就是因为坑杀降卒，导致“无后”。
《明史》记载明初功臣常遇春坑杀敌军俘虏，徐达阻止不及，以后徐达得以为全军统帅。
军营礼仪
西周时期的“军礼”包括了交战的规则，也包括军营礼仪。这些礼仪在当时也是维持军事纪律、保证军事行动效率的重要制度。
祭祀礼
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战胜，是古代军队最重要的礼仪。这种庄重的礼仪同时也是用来坚定将士的必胜信念。
儒家经典称西周时凡出动军队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仪式，屠宰牛羊献祭祖先、社稷（土地与谷物神）。全体出征将士列队，屠宰后的牛羊还要在队列左右转一圈，号为“殉阵”，并宣布“不用命者斩之”。统帅亲自将牲血淋在军器上，号为“衅”，象征性的将作战使用的旗号、战鼓、金铎、兵器等淋上一点牲血。奇怪的是淋过牲血的战车却要放回库中保存。祭祀结束后的牛羊煮熟了，即“胙肉”，分给将士们享用。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仍然保留这样的传统。而且可以知道当时往往是将敌军的俘虏当场杀了作为祭祀品，并将其鲜血淋在战鼓上，号为“衅鼓”。
比如公元前627年崤山战役中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等3个将军被俘，后来晋国因国君夫人的请求释放了这3个将军，但又反悔，派兵追击未及。孟明视在船上高喊：“承蒙晋君恩惠，不以我们衅鼓，让我们回国接受本国死刑。如果万一不死的话，3年后再来拜访。”
公元前537年，吴国与楚国发生战争，吴王派了自己的弟弟蹶由去犒军，半路上被楚军俘虏。楚王要将蹶由“衅鼓”，还调侃地派人问他：“你来的时候是不是卜到了个吉卦？”蹶由回答说：“我是得了吉卦。我国国君得知大王可能要攻打我国，问卦说：‘要派人去犒军，并侦查情况可以早做准备。’结果得了吉兆。现在大王要拿我衅鼓，我国就知道要提防了，这不是大吉吗？”楚王听了不是滋味，就没有杀蹶由。
汉代每年立秋在祭祀上天的仪式“郊礼”结束后，皇帝坐红鬃白马拉的车，在东门外的大路上亲自射杀一只麋鹿，谒者用车将麋鹿送到太庙祭祀。当委派大将出征时，由符节郎代表皇帝向大将授予“节”、“钺”。西晋改为皇帝亲自到场，由尚书授予大将节、钺。出征时仍然要举行上述的出征礼。
这些礼仪长期沿袭。北朝略有修改，北齐在出征礼上增加了祭祀的神灵，包括了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之类的行军将要经过的方位和山川神。并且专门举行单独的祭祀军旗的礼仪，要卜得吉日，以太牢（全牛、羊、猪）祭祀军旗。
到了战场后要举行祭祀当地土地神的礼仪，准备黑色的牲，排列队伍，在辰位上设置祭坛，堆起柴堆，宰牲献祭，乐队奏《大护》曲。礼毕，撤牲后将柴堆点燃。战前一日，举行祈祷祖先、土地仪式。如果得胜，就以太牢祭祀报答，胙肉赏用命战士。并在社坛处死不用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