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和自由是文明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无情的基因
人类社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凡是妄言宣告历史的终结的，只能算是致命的自负。[30]恐龙最早出现于2亿多年以前的三叠纪，经历了侏罗纪，在大约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突然灭绝。所以恐龙统治了地球大约1.5亿年，而智人统治地球距今不过7万年[31]，才两千分之一啊。而且这不仅是说人类间的社会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人类本身也还处于初级阶段，人类本身还在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中。
关于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就是进化论。进化论的思想在当下被外延至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尤其在西方被用于解释竞争和自利。很多人以为，进化论里讲到的“生存斗争”，意思就是弱肉强食：在非洲大草原上，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追上跑得最慢的瞪羚，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其实达尔文说的是“当作广义用的生存斗争这一名词”[32]。生存斗争主要讲的并不是像狮子、瞪羚那样，食物链的上游去捕猎下线。它更像是游泳比赛，“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3]。我们可以想象一亿个精子在奋力往前游的场景，其中也许可以诞生一个幸运儿。自然选择并不是最强者生存，而是最适者生存。[34]生存下来不是因为这个物种灭绝了对手，而是该物种经过发展变异适应了世界。
进化过程类似于计算机科学中的进化算法。进化算法主要包括选择（复制）、重组（交换、交配）和变异这三个基本操作。
选择操作取决于个体的适应度函数的值，优胜劣汰。如果没有生死的循环，就没有选择操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死亡，就没有进化，没有人类的发展。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恐惧死亡呢？
同样的，如果没有随机性，或者说没有无知，也就没有进化。变异操作是以某个变异概率随机发生的。自然选择的“选择”这个词给人一个主动的印象，有些人因此误以为鸟儿主动地让自己进化出了翅膀，鱼儿主动地进化出了鳍，生物主动地选择了自己的变异。至少在人类出现之前，恰如进化算法中一样，生物体的变异都只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35]天地看待万物是一样的，不对谁特别好，也不对谁特别坏，一切随机，道法自然。基因在每代遗传的过程中发生了随机的变异，其中承载着更适应自然的变异的那些个体有较大的概率生存下来，于是在下一代中这些变异就有较大的概率被保留。历年历代的微小变异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形成了显著的进化和发展。
有一本影响很大，但常常被误读的书，书名叫“自私的基因”。这本书的本意是批驳另一个错误的利他主义的理论[36]，但是矫枉过正，其耸人听闻的书名给世人留下许多误解。译本的封扉内容简介里说，“他惊世骇俗地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我们生来是自私的”[37]。世人大多以为这本书从进化论的角度证明了人性生来自私，但是请看看作者道金斯在序言里写的，“许多批评家——特别是那些哗众取宠的批评家（我发现他们一般都有哲学背景）——喜欢不读书而只读标题”[38]。
当道金斯说基因自私的时候，只是因为基因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39]，他就把它定义为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然后拟人化地说其自私。在这里，他偷换了概念。当我们说某人自私，首先他得有“自我”这个概念和“私”的动机才有可能自私。而有“我”这个概念，必须得有思维和意识，“我思故我在”。基因又何来的“我”呢？为什么一定要称“自私”呢？[40]
实际上，他在该书30周年版的序言里已经承认了[41]，虽然他还坚持所谓“自私的基因”，但是作为载体的我们人类和作为复制因子的基因是有区别的，所以请我们删除类似“我们生而自私”这些错误的句子。既然如此，中文译本的封扉内容简介里为什么还单把这句话提出来作为中心思想，岂不是误人子弟吗？道金斯写到，“这种错误的危险性不难使我认清这个标题的迷惑性，我应该当时便选择‘不朽的基因’作为标题”[42]。
他这本书的本意是试图推翻由进化论而推论出利他主义的企图。但是请注意，非利他不一定就是利己。除了利他和利己之外，还有一种是无情。道金斯本来应该用的标题是“无情的基因”。基因这小东西本来就是无情的，只不过是人类自作多情罢了。《自私的基因》初版于1976年，正赶上西方右翼思想抬头的年代，其随后的流行自然也有其时代背景。世人多仅凭标题断章取义，便以为这本书由进化论证明了我们生来是自私的。大谬不然！
迷因
《自私的基因》一书最大的亮点其实在于作者造出了一个迷因的概念。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用基因（gene）来表示，道金斯给文化传播和模仿的基本单位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meme”（迷因，又译作觅母）。迷因可以看作在传播的过程中从一个大脑转到另一个大脑的文化概念，比如上帝的概念就可以看作一个迷因。“广义地说，觅母通过模仿的方式得以进行自我复制。但正如能够自我复制的基因也并不是都善于自我复制，同样，觅母库里有些觅母比另外一些觅母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这种过程和自然选择相似。”[43]凯文·凯利提出的“技术元素”的概念和迷因也非常相似。[44]
对于人来说，有两个基本平行的进化过程。一边是作为生物的基因；另一边是作为科学文化的迷因，在波普尔描述的第三世界，也就是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中进化。[45]
现在我想提出一个关于进化论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推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变异最大的，在每一个纲中是大属的那些普通的、广为分散的以及分布范围广的物种，而且这些物种有把它们的优越性——现今在本土成为优势种的那种优越性——传给变化了的后代的倾向”[46]。
进化算法在很多问题中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而不是全局最优解。这就是说，进化过程往往不知道如何通过牺牲短期适应去获得更好的长期适应。比如喜欢装作树枝的尺蠖，在拟态的能力上已经趋于局部最优解了。而看来人类是在朝着全局最优解的方向努力。缓解进化算法的收敛于局部最优的问题的办法一般包括调整适应函数、增加变异概率或者在选择操作阶段保留更丰富的物种。
我的推论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越平等和越自由，他们就越容易在自然选择中胜出。这里主要考察知识、文化和技术力，这些均可理解为迷因组。当一个国家越平等，就可以有越多的大脑参与到迷因的传播和模仿的过程中，如达尔文说的广为分散、分布范围广，由此变异也就越大。一个国家越自由，在选择操作阶段就可以保留越丰富的迷因组到下一代；同时当越多人在自主和自由地思考的时候，变异概率也就越大。[47]所以在越平等、自由、宽容和开放的国家中，迷因组的进化就越容易获得更好的长期适应。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垄断着知识，法律公开肯定阶级和等级不平等，很少的头脑可以真正参与到迷因的进化过程中来。在类似宗教裁判所这样的高压之下，选择操作也非常拘谨。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迷因的变异很少，社会陷入了千年的黑暗和愚昧。而之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极大地增加了参与迷因进化的物种数量和进化的变异概率。全球化的进程创造了更丰富的交配操作的可能，而天赋人权也使得在选择操作阶段更丰富的物种得以保留，由此涌现了无数新的科学发现、发明创造和艺术创作。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存在种姓制度的国家一般发展会比较落后。近代学术的迅速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保证了自由，同行审查制度标志着平等。总之，平等和自由带来丰富，而越丰富的文明变异越快、发展越快，越容易长期适应，也就越容易在进化的自然选择中胜出。
把这个推论换一种更简洁的表述形式：平等和自由是文明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平等和自由是理所应当的。但从前很多人不是这么看，而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亚里士多德由“很显然，灵魂统治肉体，心灵和理智的因素统治情欲的部分，是自然而且有益的”推论出，“在存在着诸如灵与肉、人与兽这种差别的地方（对于那些其事务只在于使用身体的人来说，他们不可能做好任何事情），那些较低贱的天生就是奴隶。做奴隶对于他们来说更好，就像对于所有低贱的人来说，他们就应当接受主人的统治”。[48]而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尤其原文中created（造物）一词，则有很深的宗教烙印。不同地域、民族的人也有很大的不同。[49]人和人终有不同，如果仅通过人类心智的思辨，想从人性的源头出发做出关于平等和自由的不容置疑的论断，会比当下世人一般以为的要困难得多。[50]
另一个迷因进化的例子是在金融市场中罗闻全提出的“适应性的市场假说”[51]。他说，价格既反映了环境情况，也反映了生态中的各物种的数量和性质。在这里，散户是一个物种，对冲基金是另一个物种。贪婪和恐惧也可以被理解为是由进化而来的，是为了增加生存概率的进化特质。该假说意味着金融市场会有如下特点：市场中的风险和收益的关系不稳定，套利机会此起彼伏，投资策略的业绩也是此消彼长，为了生存需要不断革新。我加一个比较显然的推论，即如果市场越开放，物种则越丰富，变异就越快，投资策略有效的半衰期就越短。
还有一个猜想就要勉强得多了：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更容易在进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主要理由是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的基因应该比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更丰富。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在一夫多妻制社会里，很多雄性会被剥夺生育权，海象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可以争辩说，能够获得多妻的雄性，一般会有相对更好的基因，所以这样的性选择本身也可以视为自然选择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平等和一夫一妻制本身就是相关的，“人与人之间在财富和地位上的平等状况倾向于使一夫一妻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婚姻形式”[52]。因此很难清楚地把自然选择归于社会的平等还是一夫一妻制。
人性还处于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中，所以目前人类曾经建立过的所有制度都是不完善的，作为迷因在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中进化。法律作为最重要的制度，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迷因之一。正义准则，或者说优秀的法律，起到的一个作用是像语法规则一样规范人们的行为[53]，从而降低了彼此间会意所需要的解码成本，提高人际网络上信道的信噪比。信噪比的提升有利于迷因的传播和变异，因此这样的社会较容易在进化中被自然选择。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有良法的社会容易在自然选择中胜出。良好的法律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法律确定的是每个人自由活动的边界。哈耶克写到，“‘法律是一种准则，这种准则确定了每个人安全和自由在其中生存和活动的不可分割的边界线。’上个世纪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用这些话描写了关于自由的法律秩序的基本概念”[54]。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到，“不错，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仿佛可以随心所欲，可是，政治自由绝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在一个国家里，即在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做他应该想要做的事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想要去做的事”[55]。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56]。不逾的规矩正是自由活动的边界。孟德斯鸠又写到，“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倘若一个公民可以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那就没有自由可言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也有这个权利”[57]。
所以法律和自由是配对的一组概念[58]，互相定义。法律是自由的边界，自由是法律许可内的面积。
在投资决策中，我们把设定的边界条件称为风险控制，简称风控。风控不妨简单地理解为每笔投资的被许可的边界。在《对冲基金到底是什么》（修订版）的自序里，我写到，“对冲基金是一类高维生物。金融市场是一个高维时空。大部分投资者仅重视收益这一个维度。我们知道，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是风险。‘对冲’就是对冲风险、回避风险的动词，所以对冲基金不妨理解为‘懂风险的基金’。或者说，对冲基金是同时从收益、风险等多个维度来决策投资的基金。从这个意义讲，某基金是否可以归类为对冲基金，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投资决策的心智模式的维度。如果只是简单地看其投资标的是否有做空，那就着相了”[59]。
在投资过程中，主要考虑两个维度：收益和风险。在人类生活中，主要考虑的两个维度：发展和自由。发展对应收益，自由对应风险。风控确定了投资的边界线，风控边界范围内是投资组合可承受的风险。法律确定了生活的边界线，法律边界范围内是生活允许的自由。发展和自由，就好像收益和风险，是必须同时重视的两个维度，缺一不可。一方面要关注发展本身，创造适合人类发展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完善法治建设，保障人民的自由。
综观中美两地的基金行业可以发现，美国的基金一般强调风控，尤其是近年来崇尚量化的风险分析和量度工具。有的对冲基金招聘投资经理的时候会列出上百条事无巨细的风控条款，然而近年来行业整体收益却差强人意。[60]而中国国内的基金大多只重视收益，不重视风控。虽然各种极端的爆仓现象频现，行业整体收益相较海外还是不差的。
在发展和自由的维度上，情形倒也是类似的。美国崇尚法治，各种活动虽然有时嘈杂喧嚣，但总是有既定的游戏规则可循。然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美国社会充斥着自负的情绪，好像已经是唯我独尊、万事大吉，因此对发展的主题似已不太重视，比如总统大选很多时间在激辩禁枪、堕胎这些话题。反观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有目共睹，政府和人民对经济发展的关切也远胜其他国家。同时，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需要相当大的努力。
然而，我说的发展远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主要的是人的发展。应该说，世界上所有国家对于人的发展做得都还远远不够。
下面我来讲一个惊悚的故事，读者朋友请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听。
人不发明迷因。人的大脑像代孕妈妈的子宫，迷因交配之后借助人的大脑生产出新的迷因。新的迷因然后借助人类社会的交互传播，成为迷因社会的一部分，和它的代孕妈妈关系不大。代孕妈妈不拥有这个孩子，所以某人拥有某个思想这样的说法是荒谬的。
迷因是信息，不自带能量。它是落入凡间的精灵，带着高维的智慧却不得不服从低维空间的物理规律。于是它寄居在人的大脑里，借助人的皮囊供给的能量来完成它自己的繁衍过程。迷因选中了智人作为它的宿主，建立了这样一个共生关系。迷因由此得到繁衍，而人也借助迷因的工具化的能力成为万兽之王。如果有一天迷因发现人类太无可救药而决定选择其他的宿主，或者有一天它解决了自行获取能量的难题，那就是人类末日的来临。现在大家热烈讨论人工智能灭绝人类的话题，其实寄生的迷因和作为动物的人之间的操纵和反操纵的斗争一直存在，只是因为人工智能是迷因中变得最像人的一小撮分子，才引起了人类的警觉。
故事我就先起个头，余下的请读者朋友自行想象。
所有的观念、主义、文化，都可以从迷因在其历史进化的意义上理解。给定一个迷因，充分理解伴随它产生的时代标签也就格外重要。在大抵相同的历史时点创造出来的两个不同的迷因，有的看起来是针锋相对的两种主义，然而细究起来，却往往有共同的基础和本源。它们就好像电影《大话西游》中的紫霞和青霞姐妹俩，被佛祖缠在一起变成了一根灯芯，一世相爱相杀，却并不好说其中一个必然将超越或者取代另一个，它们只会共同让位给新时代。
前面讲过，基因的变异完全是随机的。这在人类之前的生物界是对的，但对于未来的人类则未见得。人类已经开始基因组和干细胞方面的研究实践。变异概率在未来很可能不再只是一个随机变量，而是一个可人为调节的内生变量。迷因的进化也是这样。平等、自由、法律本身可以看作迷因，而它们又将影响迷因组整体的变异速度。由此迷因的进化有可能形成一个正反馈的过程，类似索罗斯讲的反身性理论。因此，人类的科学文化在未来很可能将持续地加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