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第一版不必写序，因此我没有写；这第二版需要几句致谢的话和零碎的评论。
我应该向三方面表示感谢。
感谢读者，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平凡的故事。
感谢报界，用真诚的赞许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进取者敞开了公正的园地。
感谢我的出版商，用他们的机智、他们的精力、他们的求实观念和坦率的慷慨为一个未经推荐的无名作者提供了帮助。
对我来说，报界和读者只是模糊的人物，我只得用模糊的话来感谢他们；可是我的几位出版商却是明确的；一些宽大的评论家也是明确的，他们鼓励我，只有宽宏大量的人们才懂得那样鼓励一个在挣扎中的陌生人。对于他们，即，对于我的出版商和卓越的评论家，我诚挚地说：先生们，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在这样向帮助过我、赞成过我的人致谢以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就我所知，这类人人数虽少，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过去。我是指少数畏首畏尾或者吹毛求疵的人，他们怀疑《简·爱》这类作品的倾向。在他们眼里，凡是不平常的事都是错误的；他们的耳朵在针对偏执——罪恶之母——的每一个抗议中都觉察出一种对虔信——上帝在人间的摄政王——的凌辱。我要向这些怀疑者指出一些明显的区别；我要提醒他们一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不等于道德。伪善不等于宗教。攻击前者不等于袭击后者。揭去法利赛人[1]脸上的假面具不等于向荆冠[2]举起不敬的手。
这些事情和行为是完全相反的；它们之间的悬殊正如善恶之间的悬殊一般。人们过于经常地把它们混淆起来；它们不应该混淆；表面现象不能误认为真相；狭隘的世人的说教，只能使少数人自命不凡、不可一世，却不应该用来代替拯救世界的基督的教义。我再重复一遍，这之间是有不同的；在它们之间醒目而清晰地划一条分界线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这些概念被分开，因为已经习惯于把它们混淆起来，觉得把外表的虚饰当作真正的价值、让刷白的墙壁证明洁净的神龛是方便的。世人也许憎恨那个敢于探究和暴露、敢于刮去镀金展现下面劣质金属、敢于进入坟墓揭示里面的尸骸的人，可是，恨尽管恨，世人还是受惠于他。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3]，因为米该雅对他作预言从不说吉语，单说凶言；也许他更喜欢基拿拿的爱谄媚的儿子[4]；但是亚哈如果停止听奉承而听听忠告，他倒可能逃过一场流血的惨死。
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人，他的话不是说出来去取悦娇嫩的耳朵；我认为他应该站在社会上的大人物之前，就像音拉的儿子应该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之前一样；他说出的真理同音拉的儿子的一样深刻，他的力量同音拉的儿子的一样像先知、一样强大，他的神态同音拉的儿子的一样无畏和大胆。写《名利场》的那位讽刺家[5]在崇高的地位中受到赞扬吗？我闹不清；不过，我认为，被他投射讽刺的燃烧剂、被他照射谴责的电光的那些人，如果其中有几个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那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也许还可以逃脱致命的基列的拉末。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人呢？读者啊，我提到他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比他同代人所承认的更为深刻、更为独特的智者；因为我把他看做当代第一位社会改革家，看做要匡正时弊的工作者的首领；我认为评论他的作品的人还没有找到适合于他的比喻，没有找到恰如其分地刻画他的才能的言语。他们说他像菲尔丁[6]；他们谈论他的才智、幽默和诙谐能力。他之近似菲尔丁，犹如老鹰之近似秃鹫；菲尔丁会扑向腐尸，而萨克雷却从不如此。他的才智是杰出的，他的幽默是迷人的，但是两者与他严肃的天才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夏云边上嬉戏的片片闪电与孕育在云中可以致死的带电火花之间的关系。最后，我提到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把这第二版的《简·爱》奉献给他——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献礼的话。
柯勒·贝尔[7]
184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