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在日记里写道：
“三年前，一个漆黑的夜晚，在一座大型火车站旁边的窄巷里，她正站在墙里的门道旁边，头顶就是一盏街灯，灯光昏暗。她的脸很年轻，浓妆艳抹。吸引我的正是那层脂粉，白得像一张面具，还有那张涂得很鲜红的嘴。女党员从来不化妆。街上没有其他人，也没有电屏。她开价两块钱。我——”
这时他写不下去了。他闭上眼睛，手指揉着眼窝，将那一幕反复出现的情景给挤压出来。扯着嗓门吼出一连串脏话成为几乎难以抵挡的诱惑，或者以头撞墙，踢翻桌子，将墨水瓶扔出窗外——做什么暴烈、吵闹或痛苦的事情都无所谓，只要能将一直在折磨他的回忆暂时忘却就好了。
他觉得，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心智。在任何时候，你心里的压力很可能会转化为肉眼看得出的症状。他想起了几周前在街上路过时见到的一个人。那个人相貌普通，是个党员，年纪约莫三十五到四十岁，个头又高又瘦，拎着一个公文包。两人相距几米的时候，那个男人的左边脸颊突然由于痉挛而扭曲起来。两人擦身而过时他的脸再度扭曲：就那么抽搐颤抖了一下，就像相机的快门咔嚓一下就过去了，但显然是习惯性的举动。他记得自己当时心里想着：这个可怜的家伙完蛋了。而令人觉得恐惧的是，这其实很有可能是下意识的动作。而最要命的危险是说梦话。他觉得这根本没办法防备。
他吸了口气，继续写道：
“我和她走进门道，穿过后院，来到地下室的厨房。墙边放着一张床，桌子上摆了一盏灯，灯光调得很暗。她——”
他觉得牙齿发软，他想作呕。和那个女人在地下室厨房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已经结婚了——结过婚，或者说仍然处于已婚的状态，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妻子还没死。他似乎又闻到了地下室厨房闷热的味道，那是一股混合着甲虫、脏衣服和廉价香水，臭不可当的味道，但很有吸引力，因为没有女党员会用香水，你也想象不出她们会这么做。只有无产者们会用香水。在他的心目中，香水味和通奸总是联系在一起。
他跟着那个女人走了，那是两年来他第一次出轨。当然，和妓女苟合是严令禁止的，但有时候你会鼓起勇气违反这一规定。这种事情很危险，但不至于关乎生死。招妓被抓会被判进劳改营五年，如果没有其它罪名的话，这就是最高的刑罚。而招妓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你能不被逮到。在贫民区到处都是愿意卖身的女人。有的出一瓶杜松子酒就可以成交——无产者们被禁止喝酒。暗地里党甚至倾向于鼓励卖淫，因为本能无法完全压抑，而卖淫是宣泄的途径之一。纯粹的肉体放纵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罪行，但不得公开，也不能享受快乐，只能嫖那些下层阶级的女人。而党员之间的淫乱才是不可容忍的罪行。但是——虽然在大清洗中总是有人会坦白自己犯了这样的罪行——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阻止男人和女人结成彼此忠诚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利于党的控制。党真正秘而不宣的目的是剥夺性行为的一切欢愉。无论是在婚内还是婚外，真正的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党员的婚姻必须经过受指派的委员会的同意，而且，那些似乎是出于肉体上互相吸引而希望结合的伴侣总是无法得到结婚许可——虽然这条规定从未明确地加以宣布。婚姻唯一受到认可的目的是生育孩子，为党服务。性交被视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这一点当然没有加以明确的文字表述，但从孩提时期开始就以间接的方式对每一个党员的意识进行潜移默化的灌输。甚至有类似于青年反性爱同盟的组织鼓吹男女应该彻底单身。所有的孩子应该由人工授精（在新话中称之为“人授”）而孕育出来，并由公共机构抚养。温斯顿知道虽然这一构思无法真正实现，但它与党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党在尝试扼杀性爱的本能，如果扼杀不了，那就将其扭曲，将其污名化。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党的工作在女人身上卓有成效。
他又想起了凯瑟琳。他们已经分居有九年、十年——或将近十一年了。他很少想到她，真是奇怪。有时候连续好几天他会忘记自己已经结过婚了。他们一起生活的时间大约是十五个月。党不允许离婚，但假如没有小孩的话鼓励分居。
凯瑟琳是个金发女郎，个头很高，身材笔挺，举止优雅。她长着一张凶悍的、鹰一般的脸庞，隐约有点贵族气质，但脑袋里其实空空如也。和她结婚没多久，他就发现——或许这是因为他了解她甚于了解其他人的缘故——她在方方面面都是他所遇见的人中最愚蠢、粗俗、无知的一个。她的想法没有一句不是党的口号，只要是党的命令，无论多么愚昧透顶的内容她都可以全盘接受。他在心里给她取了个绰号，叫“人体留声机”。但要不是为了一件事情，或许他愿意和她一直生活下去——性爱。
只要他一碰她，她似乎就会畏畏缩缩，全身僵硬。抱着她就像抱着一个有关节的木偶。奇怪的是，即使当她将他搂在怀里时，他总是觉得同时她也在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推开。她全身的肌肉收缩得紧紧的，让他产生了这种感觉。她会紧闭双眼躺在那儿，既不抵抗，也不配合，只是默默承受，实在是令人十分尴尬，而再过一会儿，感觉就会糟糕透顶。但即使是这样，要是两人商量好井水不犯河水的话，他也愿意和她一起生活下去。但奇怪的是，凯瑟琳拒绝这么做。她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必须生一个小孩。于是，只要情况许可，他们会每周固定做爱一次。她甚至会在早上提醒他，似乎在交代某件晚上必须完成、不容遗忘的任务。她为这件事起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生小孩”，另一个是“我们对党的责任”（是的，她真的这么说）。很快，当指定做爱的那一天临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惶恐不安。不过，幸运的是，他们一直没有小孩。最后她同意放弃尝试，很快两人就分居了。
温斯顿静静地叹了口气，又拿起笔，写道：
“她往床上一躺，毫无前奏，以你所能想象的最粗俗不堪的姿势撩起自己的裙子。我——”
他见到自己站在昏暗的灯光下，鼻孔里闻到臭虫和廉价香水的味道，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想着凯瑟琳白皙的身体，在党的催眠下永远都是性冷感，令他的心中充斥着挫折感和愤恨。为什么事情总是得变成这样？为什么他不能拥有自己的女人，而是得隔上几年就做这些肮脏的事情泄欲？但真正的恋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女党员都是这样。在她们身上，贞洁就像对党的忠诚一样根深蒂固。通过精心设计的早期引导，通过游戏和浇冷水，通过学校、少年侦察队和青年团喋喋不休的思想灌输，通过讲座、游行、歌曲、口号和军乐，她们已经没有了与生俱来的感情。他的理性告诉他一定会有例外，但他打心眼里不相信这个推论。正如党所希望的，她们一个个都冷若冰霜。除了被爱之外，他更渴望做到的，是打破那座贞节牌坊，即使这辈子只有那么一回也愿意。成功地做一次爱就是对体制的反叛。欲望就是思想罪。要是他能成功地唤醒凯瑟琳的性欲就好了，感觉就像在引诱她进行通奸，虽然她是他的妻子。
但故事还得继续写下去。他写道：
“我点亮灯，在光亮中看着她——”
从漆黑一片中转到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光线似乎特别明亮。他第一次清楚地看见这个女人。他朝她走近了一步，然后停了下来，心里充满了欲望和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到这儿来冒着多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巡逻队会将他逮捕，或许他们这时就在门外等候着。他只想走开，放弃他到这儿来想要做的事情——！
这些必须写下来，必须坦白地说出来。在灯光下，他突然看到那个女人是那么苍老。她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看上去似乎开裂了，像一张硬纸板面具。她的头发里有许多道白绺，而真正可怕的是，她的嘴略微张开着，里面空洞而漆黑，她连一颗牙齿也没有。
他以潦草的笔迹写道：
“在灯光下，我看见她是个很老的女人，起码得有五十岁了。但我还是走上前，把她给操了。”
他又用手指揉着眼睑。最后他还是写下来了，但他的心情还是那么糟。这个疗法根本没有作用。他只想扯高嗓门破口大骂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