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演出《底层》时，高尔基亲自出场观看。整个演员队伍是人才济济。剧本新颖而深刻的内容和演员们的出色演艺使演出获得了辉煌的成功。据说当时观众都欣喜若狂，一再向作家欢呼，高尔基亲自出场答谢15次之多，当最后一次高尔基独自出场的时候，全场掌声如雷鸣，加上一片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小市民》和《底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把高尔基称为“艺术剧院的社会和政治路线的创始者”，因为《底层》的上演使下层人民群众登上了戏剧舞台。
高尔基中期的创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争夺太平洋上的统治权和瓜分中国的斗争。但是沙皇政府在远东进行侵略的时候，却遇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在战争中遭到惨败，进一步暴露了专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同时也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的工人们怀着向沙皇寻求保护的想法去冬宫游行。他们抬着沙皇的相片，举着教堂的旗帜，唱着祷告的歌曲，带着致沙皇的请愿书向冬宫走去。
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竟然下令枪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这天有1000多工人被沙皇军队击毙，2000多工人受伤，彼得堡的街道染遍了工人的鲜血。
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有名的“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标志着革命风暴的来临。在这支工人队伍中，高尔基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听到了开枪的信号，听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愤怒斥责，亲眼目睹了这幕流血惨剧。高尔基非常愤怒，回到家里立即写了《致全国公民及欧洲各国舆论界的控诉书》。他痛斥彼得堡大街上发生的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杀，大胆揭露凶杀的主犯是沙皇。控诉书最后说：“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暴行。我们要唤起全国人民，以迅速的手段、坚毅的精神、团结奋斗，一致反对专制政治。”
控诉书的手稿，落到了沙皇警察的手中。他们认出这是高尔基的笔迹。“流血星期日”后的第2天，高尔基被捕，被押送到了彼得堡，关在了彼得堡罗要塞里。
面对高尔基被捕这一事实，整个欧洲似乎都要站出来为这位作家辩护了。
法国著名人士联名电慰高尔基，当时的俄国刚被日本打败，威望一落千丈，加上国内各种困难重重，所以不得不对各国的呼声加以考虑。沙皇政府无奈再一次让步，将高尔基释放了出来。
即使是在监狱里，高尔基还是写了剧本《太阳的孩子们》，这个剧本和《消夏客》、《野蛮人》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剧本。高尔基在这些剧本中，一面揭露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消夏客”、“野蛮人”，一面又刻画了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肯定了他们的正确道路。
高尔基患有肺病，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肺病又严重起来，出狱之后，他不顾当局的限制，去克里米亚养病，但是他被那些宪兵们严加监视。
即使是这样，高尔基还是与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联系。
高尔基第一次见到列宁是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的前夕，他们是在彼得堡的一次讨论武装起义和《新生活报》的秘密会议上见面的。《新生活报》在战斗的环境中出了5个星期，警察经常从报贩身上，甚至从买报者身上查到报纸，也禁止报摊和商店出售它。12月初，这份报终于被查封了。但在高尔基的促进下，莫斯科又筹备了另一份布尔什维克报刊——《斗争报》。这份报纸在准备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高尔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那是1905年的下半年，在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日子里，高尔基一直住在莫斯科，给起义者提供资金和武器，反动的黑色百人团企图加害于高尔基。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专门派遣了一支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来保卫高尔基的住宅。
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了。1906年1月，高尔基写了《致全国工人的信》，这封信的打印稿，传遍了整个俄国。高尔基在信中写道：
“……无产阶级虽然受到损失，但并没有被敌人打败。革命已经被新的希望巩固起来，革命的力量大大得到扩克……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向着决定性的胜利前进……”
1906年2月，高尔基秘密从芬兰出发经过瑞典、德国、瑞士和法国，最后前往美国。
高尔基在柏林的时候，为俄国革命作了许多宣传工作。他还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德国人民把他看成俄国革命的象征来欢迎他，而不仅仅是一位作家。美国舆论界对于俄国同日本作战以及压迫本国人民的行为都非常反感。“流血星期日”惨案发生以后，高尔基的名字多次在美国报刊上出现，引起许多人的同情。高尔基一到美国，数千人去码头上欢迎他，各报都在头版用大字刊登高尔基到达美国的消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代表美国文学界参加了欢迎他的盛会。
因为高尔基在美国的影响很大，所以沙皇俄国驻美大使馆费尽心机地破坏高尔基的威信。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高尔基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准许上岸。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这时，俄国大使馆收买了黄色报纸大肆诽谤高尔基，说随高尔基来美国的那位夫人不是他合法的妻子。这样一来，他们居然达到了目的。高尔基在美国的声誉立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纽约的旅馆拒绝租给高尔基和他的夫人房间居住。这件事情使美国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这种迫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都写信来安慰高尔基，许多人还邀请他们去自己的家里去住。最后，高尔基和夫人接受了马丁夫妇的邀请，搬进了他们的别墅。
因为俄国大使馆的迫害，高尔基为革命筹集的资金没有能够达到预定的数目。但高尔基始终是斗志不减，丝毫没有被遇到的困难吓倒。
1906年春夏两季，高尔基在马丁夫妇的别墅的领地，写了政论集《我的会谈录》和《在美国》。前者包括6篇讽刺性的抨击文：《高举自己旗帜的国王》、《美国的法兰西》、《俄国沙皇》等，后者包括《黄色魔鬼的城市》、《无聊的王国》、《暴民》。也在这时，高尔基完成了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的第一部。
剧本《敌人》以1905年初莫洛佐夫工厂发生的事件为素材，这是一个描写工人“暴动”的剧本。
这个剧本讲述的是：某工厂有两个厂长。一个叫米哈伊尔，一个叫札哈尔。工人们要求开除一个作恶多端的工头。如果厂方不同意，他们就要罢工。刚刚休养回来的厂长米哈伊尔闻讯后大怒，责怪札哈尔做事不果断，把工人们都给惯坏了。他认为宁可关闭工厂，也绝不能让工人们得寸进尺。因为工人们已经散发了很多传单。可是札哈尔怕这样做会闹出乱子，所以很是犹豫。
工人代表请求厂长同他们商谈。米哈伊尔却对工人们大发雷霆，最后竟然还拔出手枪来威胁工人。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一个工人夺过手枪把厂长打死了。
米哈伊尔死后，他的妻子大吵大闹，认为是因为札哈尔的犹豫不决和软弱使她的丈夫被杀害。但是札哈尔害怕把事情闹大了，所以决定工厂继续开工。
这个剧本中，最反动的是米哈伊尔夫妇和他们的弟弟尼古拉，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另一类是札哈尔这样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试图用欺骗手段调和阶级矛盾。他和米哈伊尔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真实的。第三类是和哈尔的弟弟那种不愿当资本家，也不愿接近工人，终日无所事事的人。
在工人方面，最突出的人物是工人代表辛佐夫，他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的事业他忠心耿耿。他明知道自己会被逮捕，但还是留下来与工人们共度难关。其他的工人也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团结互助的精神。青年工人阿基莫夫出于对厂长的仇恨而开枪打死了厂长，他的家庭负担很重，这时另外一个青年工人自愿充当他去入狱，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顾全大局、富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的品德。这个剧本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可能上演的，因为它是一部歌颂工人革命斗争的剧本。
《敌人》这部作品比《小市民》又大大迈进了一步。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高尔基在国内外进行的革命活动和创作活动使他不能回国。1906年10月，他从美国来到意大利，成为一个流亡国外的政治分子。
1907年春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5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邀请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布尔什维克路线取得了胜利。
高尔基在后来的回忆录《列宁》中描写了列宁在会议期间给他的印象：
“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那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高尔基说出了他对列宁的主要印象：“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素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
通过这次会议，高尔基对列宁有了一定的了解，高尔基更深刻地认识到列宁是唯一一位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大会以后，列宁和高尔基都旅居国外，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早在1905年，高尔基就开始准备写小说《母亲》。这部小说的第1部是在1906年9月在美国完成的，第2部则于1906年底在意大利完成。
《母亲》的人物和素材来自真人真事。1903年，一批革命工人举行了五一游行。游行的组织者工人扎洛莫夫被捕，他的母亲安娜继续儿子的事业。后来扎洛莫夫在法庭受审时发表了演说，他被判决终生流放。他在监狱里的时候，高尔基给了他极大的关怀，鼓励他和同志们不要害怕审讯。扎洛莫夫被流放后，高尔基又和他通信，每月寄钱给他。1905年，扎洛莫夫从流放地逃回来，专程去芬兰会见高尔基。高尔基询问了他的生活和革命活动情况。《母亲》就是以索尔莫沃的工人运动为背景，以扎洛莫夫母子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写成的。但是作者并没有只限于写真人真事。他根据1905年革命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概括地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的革命运动，使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第一次进入了文学领域。
《母亲》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就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在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下，工人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巴威尔·符拉索夫是高尔基精心刻画的革命英雄。巴威尔生活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跟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他迅速找到了献身于工人解放事业的光明大道。
巴威尔和工人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勤奋地学习革命理论，懂得了资本家的剥削是工人痛苦的根源。随后他在工厂里散发传单，向工人做宣传工作。他意志坚强，头脑清醒。不但赢得了工人小组成员的爱戴，而且使工人群众对他充满了敬意。
巴威尔在革命斗争中，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和群众一起成长。在“沼地戈比”事件中，工人们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但是大多数工人只知道同厂主进行经济斗争，并不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巴威尔代表先进工人，积极站出来领导这场斗争。但是，由于巴威尔还缺乏领导斗争的经验，加上当时的群众还没有觉醒，所以，最后斗争还是以失败告终，巴威尔也被捕入狱了。
通过这场斗争，加上监狱生活对巴威尔的磨炼，巴威尔逐渐掌握了如何去斗争。出狱以后，巴威尔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的工作，为举行五一游行做准备工作。反动派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来镇压群众的这次游行。但坚定勇敢，毫不动摇的巴威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武装警察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巴威尔因为领导了五一游行而再次被捕入狱。在敌人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他丝毫不畏惧，并且在法庭上发表了义正辞严的演说。他大力宣扬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即推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宣判了旧世界的死刑。这个时候的巴威尔已经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理论修养成熟的革命者。
世界文学中第一个高大的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是高尔基笔下的巴威尔。高尔基突出地描写了他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英雄气概。在任何严峻的考验面前，巴威尔总是一马当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无论是面对蛮横无理的厂主，还是沙皇的爪牙，或者是在法庭上，他都毫不畏缩，英勇无畏。高尔基通过巴威尔这个形象，成功地表现了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过程和高尚的无产阶级品德。
《母亲》中的中心人物是巴威尔的母亲尼洛芙娜。高尔基生动地描写了这位灾难深重的普通工人的妻子和母亲觉醒的过程。母亲开始是一位普通劳动妇女，她受尽折磨，逆来顺受，胆小怕事。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在政治上又毫无权利，还经常被丈夫打。
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形象，在她的儿子和革命同志的影响下，她的精神面貌逐步发生了变化。在儿子第一次告诉母亲，他在读“禁书”的时候，母亲感到十分的害怕。但是工人小组在家里的革命活动使她慢慢地受到启发，觉悟有所提高。她逐渐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狱中与儿子见面的时候，她因为自己参加了这一工作而感到自豪。
五一游行的时候，母亲和儿子一齐走向了街头。她被儿子和同志们的行动所感动，她亲身体会到了革命的正义性，真理的无穷力量，因此使母亲更自觉地投入到革命的活动中来。
在巴威尔第2次被捕后，这时的母亲已经是一位有着高度觉悟的革命工作者。她扮成各种女人，如修道女、小市民或女商贩，带着传单和革命书刊奔走于市镇和乡村。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更加提高了母亲的觉悟。小说的结尾，母亲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散发印有儿子演说稿的传单，不幸在车站被暗探围住。这时，她勇敢地把传单散发给车站上的群众，不顾暗探的毒打，她大声地疾呼：“大家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呵！”
母亲是20世纪初俄国正在觉醒的革命群众的艺术典型。作为先进工人代表的巴威尔和革命群众代表的母亲，这两个光辉的形象以不同的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
在世界文学史历程上，《母亲》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它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小说的情节是革命运动的产生、扩大和蓬勃发展。它具体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
可以说，高尔基是在《母亲》这部作品中奠定的新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母亲》标志着高尔基在正面人物描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