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如《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糅合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不粉饰，不夸张或不理想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痕迹。
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像《战争与和平》就7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多用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俄国热”的主要对象。
80~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萧伯纳、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评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安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
“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时期最卓越的革命家代表，革命民主主义派领袖，唯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列宁称他为“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28年7月12日生于萨拉托夫，父亲是个神父。大学时期（1846~1850）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便已形成了，他“迫不及待地期望革命来临”。
185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后，在彼得堡陆军军官学校当了临时的教员，旋即被任命为萨拉托夫中学的教员。他不顾危险宣传革命思想，决心献身革命。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去彼得堡。他在《现代人》工作期间（1854~1862）正是俄国准备和实行“农奴制改革”的时期。他和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一起把《现代人》杂志变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机关刊物。改革法颁布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战友们起草了一系列传单。他用通俗的语言向农民分析了改革的欺骗性，直接号召农民起义，同时还从事革命组织工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恐惧和仇恨，1862年7月，反动当局卑鄙地制造假证据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关在彼得堡罗要塞。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了革命家的英勇气概和忠贞气节。在狱中他用唯一可能的形式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写了长篇小说《怎么办》。案件的审讯延续达一年半，政府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判罪，只好无耻地收买奸细，伪造证据，1864年1月宣判服苦役14年，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亚历山大二世伪善地把苦役期减为7年，流放前举行了侮辱性的褫夺公民权仪式，但人群中投来了花束。当“罪人”被押走时，人们还尾随不舍。在流放地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利用文学创作来宣传革命思想，写了小说《序幕》（1867~1869）。
俄国先进人士想尽方法营救。马克思也曾多次组织力量设法营救他。当局想诱使车尔尼雪夫斯基递书请求赦免，遭到了他的严正拒绝。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1862年被捕到1883年，在监狱、苦役和流放中度过了21年，经历了无数折磨和苦难，但他一直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气节。1883年沙皇政府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移往阿斯特拉罕，在这个炎热地区又被流放了6年。直到1889年6月，健康被彻底摧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才被允许回到故乡萨拉多夫，同年10月一代伟人与世长辞。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前伟大的革命家、哲学家和美学家。他的美学代表作《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1853~1855）一反当时流行的美是观念的产物、艺术是填补客观现实中美的欠缺等唯心主义观点，鲜明地提出“美是生活”，“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是“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的唯物主义见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许多文学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是他的文学批评代表作。文章充分肯定了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功绩，指出俄国文学从普希金到果戈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批判精神的不断加强；高度评价了果戈理所奠定的文学批判倾向；号召作家成为人民的喉舌，无情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激发人民追求美好的未来。他的文学评论善于从具体作品出发，深入阐释作品的社会价值，巧妙地提出当时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此外，著名论文还有《幽会中的俄罗斯人》（1858），《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1856）等。
长篇小说《怎么办》是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中辉煌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异常艰难的环境——彼得堡罗要塞中写成这部小说的，前后只写了短短的4个月（1862年12月~1863年4月）。
小说描写的女主人公薇拉·巴甫洛芙娜出身于彼得堡一个小市民家庭，她渴望自由平等。她的母亲玛丽亚贪图富贵，要她嫁给上流社会的有钱人。在家庭教师、医科大学生罗普霍夫革命民主主义进步思想的启发下，薇拉思想豁然开朗。罗普霍夫为了把她从地下室般的家庭拯救出来，决定放弃学业，未毕业就工作谋生。薇拉离开了家庭，并同罗普霍夫结了婚。薇拉在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组织缝纫工场，采用“社会主义”原则，改善工人福利，兴办学校。罗普霍夫的同学和好友吉尔沙诺夫也是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热心为工人教书，免费为盲人治病，经常集会讨论重大问题，从事革命活动。不久薇拉发现，自己虽然与罗普霍夫结了婚，却并不爱自己的丈夫，性格也不一致。相反，她却发现自己爱上了吉尔沙诺夫，这种感情愈来愈强烈。吉尔沙诺夫也爱上了她。但吉尔沙诺夫为了朋友的家庭幸福，尽量避免同薇拉见面。罗普霍夫虽深爱着薇拉，但他了解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真正感情后，就假装自杀，秘密出国，改名换姓，以成全他们的爱情。这样，薇拉就与吉尔沙诺夫结合了。后来，化名的罗普霍夫回国，并且同薇拉的女友在真正相爱中结合。两个家庭都生活得很幸福，一直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并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工作。在这三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中，小说还写了革命派领袖拉赫美托夫性格成长的故事及他的一些活动。
小说通过恋爱故事，塑造了一系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形象（作品以“新人的故事”为副标题），表现了社会主义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社会革命三个重大主题。作者还在作品中提出了他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理想和新的道德准则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而不以其他条件为转移的，以及对对方，特别是对妇女的尊重。这部作品回答了时代的迫切问题：要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应当怎么办，渴望造福于祖国人民的人应当做什么。
小说在描写“新人”之前，展现了一卷旧世界的画幅。这个世界的代表是小市民玛丽亚。她的人生哲学是：我不抢人，人必抢我，宁作抢人的骗子不作被人抢的傻瓜。作者指出她的种种丑行是罪恶的社会环境促成的，在另一种合理的社会中这类人是可以被改造的。
小说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作者描写了普通的和杰出的两类“新人”。他们正直不阿，勤奋地学习科学，从小习惯于以自己的劳动和才智为自己开拓道路，为社会进步踏踏实实地工作。与精神苦闷、怀疑生活的“多余人”不同，他们具有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热爱生活，敢于行动。他们也具有启蒙者的特点，相信科学，崇尚理性。他们奉行“合理的利己主义”，主张有节制地追求个人利益，并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在私生活上，他们提倡男女平等，相互尊重，反对爱情中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认为牺牲会使对方痛苦，给自己带来不幸。“合理的利己主义”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利他主义，既反对了顺从忍受、牺牲节欲的封建道德，也打击了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资产者道德。但这种伦理道德仍然是从“我”，从“人的本性”的要求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