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女性诗人层出不穷，其花样也层出不穷，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如宇向、莱耳、蓝蓝、沈娟蕾、陈鱼、巫昂、鲁西西、丁丽英、小安、千叶、尹丽川、吕约、曹疏影、穆青、路也、燕窝、安歌等，尹丽川把“下半身写作”引入诗歌创作，从而名嘲一时。
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在语言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自白话语。但实际上，在自白的风格之外，还有陆忆敏注重内心审察的冷静风格的作品，翟永明写作风格中所具有的观察与叙事性特征。
在“女性诗歌”的批评话语中，“翟永明”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一个象征，一栋“女性主义大楼”里的“安全通道提示牌。”由此可见，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翟永明的语言风格透着一种“善与怕、躲闪与责任、游移与坚定”如她的《母亲》：
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
脚在疼痛，
母亲，你没有
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
我的心只像你
你是我的母亲，
我甚至是你的血液在黎明流出的
血泊中使你惊讶地看到你自己，
你使我醒来……
这首诗充满着母性的爱，与其说是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不如说是诗人在写自己。语言在形式上是半自白的口语写作，善性的口语，对传统诗歌语言的逃避和害怕。虽然在其中包含了诗人对语言的独特驾驭能力，显示了诗人对语言的观察能力，有气势，有微妙，其变化多姿。但还是与那个时代女性诗歌的语言特点相一致的。
还有比较有特色的诗人是小安，她的语言单纯，安静，观察准确，简约，在整体上有种神秘感。但是也是自白式的述说。小安以写短诗出名，短诗造就了她的诗歌必须简练、概括性强，小安的短诗在具有了这两个特征后开创了自己的风格。风格因素更多地联系着语言的物质性特点，联系着诗人的呼吸、声音、响亮度、节奏感、语速、语感等，但是小安的诗歌在简短中透出无限的响亮度和节奏感。
近几十年来，大众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在成长，尤其是在城市中，大众文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更是得到快速发展。诗歌作为古老的文学样式，同样在适应历史的潮流，它以更积极的态度，更新颖的语言风格去体现生活，去关注日常生活中平庸的一面。因此，诗歌语言风格也开始转向关注世俗、平庸。
诗歌语言风格的庸常化，更确切地说，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倾向。语言庸常化后，其结果是诗歌创作的难度降低。难度的无力使矫情之风大盛，对难度的回避，让文字滞留于泄情、滥情与煽情，不由分说地将自己的所谓隐私与非隐私等流水账式的炫示；在语言方面，散文化或不如说是日常生活用语随意堆积，审美格调降低，牵强而做作；在题材方面，尽取些生活的隐私，暴露生活中的阴暗。这种现象，体现出写作者对自身、未来的无法把握。如果说物质的压力与引力使现阶段诗人精神秩序紊乱、无规则、无理想、无目的、无标准，此说似乎又不准确，因为并不只“诗人”这个群体是这样。也就是说诗歌大众化开始了，写诗的人不再局限于诗人，凡是有生活的人都可以写诗，都是“诗人”了。
形式对于诗歌的限制越来越小，诗人们不再追求诗歌在语言上的那种简约，平淡，朦胧，柳絮轻风。而是随心所欲，没有束缚。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词语经常出现在诗中。一些暴露隐私的词语和恶心恐怖的词语也经常出现在诗里。例如：前者如避孕药、胸罩，后者如棺材、尸体、血液等等。
从诗歌本身的语言追求来看，语言的庸常化倾向并不值得反对，基于情感力度的庸常化语言风格，是可以读出韵味的。但是，有些诗人的诗歌庸常到低俗、龌龊的地步，这对诗歌语言的审美是大有害处的。如果庸常化的语言是庸常生活的深度书写，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美的体现。是语言在诗化过程中自然体现出来的结果。但是，如果庸常化的语言风格只是诗人一种才尽的语言转换，而在思想和创作手法上没有突破，那么这种诗歌便缺乏应有的诗味和审美特征，而且没有多大的价值。
诗歌语言风格的庸常化特征表现在朦胧的意绪，无意识的流动，不可透性，以及语言本身的各种意义层次；创作时尽量打破合理性与习惯性，通过刻画来反映一种思考；手法是描述和暗示，注意节制情绪、感情；在意象的表现上，是尽取平凡、庸俗、龌龊、血腥的词语来修饰意象。在诗歌题材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状态的入诗，细小情节的入诗，以及一些隐秘事情的入诗。例如写拉屎，写撒尿，写吃避孕药等。
在现今的诗人中，用庸常化语言风格来抒写日常生活状态的深层感受的诗人，例如古马。古马是属于那种不太认真写诗歌的诗人，如果说他是真正的在写诗的话，那么他也只是在表现一种状态。他的诗歌语言中经常出现一些恶心的词语：血、尸体等等。例如《蒙古马》一诗的后一段：
在异乡的黄昏
旅人感觉落日是挑在刀尖上炙烤的
一块带血的牛肉而不易察觉的笑了。
这里，诗人把落日比做：“带血的牛肉”。在《新的一日》：
进行中的黎明
一口红漆棺材
盛殡着黑夜的尸体。
这里，诗人用“棺材”“尸体”渲染了黎明的恐怖。对于古马这类诗人，其诗歌语言的庸常化代表的是90年代以来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事实上，只要语言庸常化是对生活状态的深度表现，那么庸常化的审美趋向是积极的。不过，像这种近乎隐私暴露的语言方式很难把握，没有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是操作不了的。
因此，有很多诗人在尝试这种风格时都没有取得预期的审美效果，反而使诗歌流于庸俗，得不偿失。因此，其结果也就是遭到淘汰。例如尹丽川的诗。这个把“下半身”引入诗歌创作的诗人曾经名动一时，其原因就是在诗歌的意象选择中开发女性下半身。她在《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中明确地讲：“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这句诗歌表现了她的创作倾向和语言倾向，那就是“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点”。用语不避俚俗。在她的《公平》中，甚至连“精液”这样的词都用上了：
当我看见一对璧人
手挽手走过，眼里有着
器皿的哀愁。
就像这世间，那些公平的事
合情合理的主张
青梅竹马的爱情
白白地流在地上
像那些营养丰富的精液
90年代以后，诗歌在文学中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诗歌暂时睡去，但不是死去，它正在寻找一种更合适的生存方式。正如前面所讨论到的，诗歌在语言风格方面趋向了多元化。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特色，或大气磅礴，或柳絮轻风，或在玄奥和晦涩中探讨人生的真谛，或在近乎口语式的语言显示生活的状态。因此，诗歌正是在寻找更加合适的方式，更加健康的审美取向，以期得到另一次高峰。
综上所述，90年代的诗歌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在总体上是瑕不掩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21世纪，诗歌正朝着多样化、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它必将像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更加美化及润滋着人们的生活。
90年代散文
散文到了90年代，呈现出一派争妍斗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个时代的散文真正体现了其广博胸怀及多层次美学价值。90年代的散文繁荣导致了多种散文杂志的创刊，如《散文〈海外版〉》、《中华散文》、《当代散文》、《美文》、《散文天地》等等。
另有不少大型刊物也开始注重发表散文，如《十月》、《收获》等，《钟山》还搞了同题散文大赛，各省作协刊物也都扩大了散文版面，有不少还开辟了散文专号或专辑；而各家报纸的改版，增加副刊版面，则给发表散文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尤其是晚报热、周末版热的掀起，更使散文有了用武之地。书籍出版部门也不甘落后，陆续推出众多的散文集，从五四时期的名家名作专集，到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集等等，不一而足。而更热火的是一大批选本的问世。如《九十年代散文年选》、《当代艺术散文精选》、《百家散文名作鉴赏》、《当代最佳千字散文选》、《新时期青年散文家作品集》、《新时期抒情散文大系》、《新时期散文名家自选》、《女作家散文选》、《中国散文精品分类鉴赏辞典》、《艺术散文选》、《人生散文丛书》、《中国散文大辞典》、《中国当代散文大系》、《20世纪散文精品全编》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并非着名散文家的青年作者，自费出版了数量浩繁的散文集，这类作品集虽然较少发生全国影响，但在作者当地却能引起巨大反响。
引发90年代的散文热现象，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报纸的副刊大战引发出散文的热俏。发表的场所愈多，当然对散文的需求量也愈多，这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而报纸为何愈来愈多，主要是经济大潮引发的。报纸主要靠广告收入为经济来源，广告既可以维持其出版，又可为办报者创利，而经济大潮频频掀起巨浪，报纸的广告大战也逐浪而高，这就引发了副刊大战。因为报纸不能光登广告，它还得有吸引读者的新闻和文学内容，于是大特写、大通讯之外，又有了副刊上各色各样的散文随笔。
二是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愈来愈快，无暇细读长篇作品，而以读短篇的散文比较适合其心理调节的需求，而许多切近人们生活的写家庭、写亲情、写人生日常细事和感情生活的散文，又给众多的读者引来会心的微笑和温馨的回忆，读这种散文是一种休息和调节。于是散文又多了一批读者和作者。如文汇报的《生活》副刊，以及各省大报几乎都开设的家庭生活副刊及青年副刊等等。
三是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有不少人感到迷惘，感到困惑需要寻求安定感，于是从文化的深层寻找依托，某些散文正好适合些种追寻。经过金钱战场上的拼搏，有不少人成功，也有不少人失败，他们的人生追求从急功近利、浮狂险躁渐向平稳宁静过渡，要重新思索人生，于是向许多富有睿智哲思的散文中去寻找答案。这也可视作是一种向深层文化的回归。
四是从中国传统的散文教育中培养起来的一大批散文爱好者，他们痴迷于散文，热爱散文之创作，一大批大中学生，就是这样的散文爱好者，所以好多散文刊物都开辟了“校园散文”这样的园地，意在吸引全国亿万学生散文爱好者，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从文学内部规律来看，自80年代以来，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电影戏剧都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变革，唯独散文，改革的步子实在太小，也许是因袭的传统使它难于迈开大步，而在其他文学样式变革的促动下，它不可能永远故步自封，于是在90年代，它终于迈出了有力的脚步。当然这既是文学本身的原因，也离不开时代的原因。
在90年代散文热中，散文圈内人士最热衷的是谈论所谓“文化散文”，也有人称之“学者散文”，也有人称之“思辨散文”，其实则是一个接近于随笔的散文大集合。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具体事物而引发人生感悟，并对之进行理性思考，富有哲理思辨性。
这种散文不同于以往散文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之类。以往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散文显得单一而浅窄，而新的思辨散文则显得丰富而厚重。思辨散文包容着极大的内涵，有的展示现代生存状态并深入思索这种状态；有的敏锐地关注人的灵魂悸动又执着地追索这种悸动的原委；有的勇敢地直面心灵又深刻地解剖自我；有的反复辨认历史和人物，并进而发出独到的全新见解；有的对现实世界作清醒的剖析而又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有的反复咀嚼人生的意义而又寻求人生的价值、追求精神的自由。这类散文不再囿于政治图解式的歌功颂德，也不再限于诗情画意式的视觉审美，而是追求一种诗意审美与哲理思辨的契合，笔墨也不再追求表面的漂亮优美，而追求一种挥洒自如的随意，发自心灵的倾泻，以及高素养高智商的启人心智的谈吐，它所追索的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而不为一时一事的表象所迷惑。
人们习惯把这类散文称为“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之所以称“文化散文”，或许是因受余秋雨《文化苦旅》一书所受的启发，但《文化苦旅》只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的感怀，对中国文人的伤悼，而并不能代表所有“文化散文”的内涵。还有一说是“中国文化人”写的散文，而为“文化散文”，此亦笼统得很。因为何为“中国文化人”呢？这一定义难以界定，“文化散文”的定义就失去了意义。
至于“学者散文”一说，倒比较明确，即学者们写的散文，这些学者主要指大学教授及博士、硕士之类，说他们的散文是由学识的深广而发，故不同于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的作者所写。然而“学者”也非绝对不变的，有不少非学者的作者也写出了这类散文，所以学者散文或可说成富有书卷气的散文。这类散文的作者把散文视为自己“思想的皈依，精神的家园，人生走向的导航，抗拒尘世庸风俗雨的盾牌。”文化散文比较着名的作品有：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风雨天一阁》、雷达的《足球与人生感悟》、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王英琦的《求道者的悲歌》、顾骧的《也爱黄昏》、还有《散文选刊》上选登过的《菩提》、《四十而大惑》、《思索人生》、《用笔签约》等等。
这类散文写得好的能启人心智，但也有写得过于理论化的，即使是余秋雨的那篇《一个王朝的背影》，也不免过于冗长且似个人情绪色彩浓烈的通俗史论，在真正的史学家看来，也许会觉得他散文中的不少观点平常得很，而且他的思辨也并不怎么出色，但他确实丰富了开拓了游记散文这一形式，使它具有了更强的思辨力量和哲理色彩。
90年代散文比以往散文更趋向于大众，更亲近于生活，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文汇报的《生活》副刊中所刊登的大量名家或非名家的散文，都是很得到大众欢迎的作品。其中“我的……”，“逝去的岁月”等小栏目，写的都是作者亲历过的一段难于忘怀的生活，而这些作者大多是普通人。
普通人的散文所以会使读者发生兴趣并产生共鸣，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厌弃虚假而崇尚真实，尤其是有相同经历的人在这些普通人的散文中发现了自己的某种近似的生活，那样的亲近感是学者们的高深哲思所不能替代的。比如写知青生活“老三届”的生活经历的文章就被同一时期的读者所喜爱。同样，大量的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和报刊的“家庭”、“生活”、“青年”副刊中刊登的散文，也得到了大众热烈的反应。如发行量很大的上海市妇联办的《现代家庭》上刊登的作品，也有被《散文选刊》所选登。而《福建青年》上的优秀文章也被《散文选刊》选登。
这种散文可称之为大众散文、通俗散文、生活散文。也许这些散文“俗”了一些，但正是这种“俗”，才使它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千千万万读者的生活中、心灵中、回忆中。这种“俗”貌似降低了以往散文“雅”的品位，但却在实质上提高了散文的价值，扩大了散文的内涵。这种“俗”，俗出了新的美感。这样的“俗”说明反映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细节，也是散文的一个方面。
通俗散文的不足是量多而质杂，有些写得太随意，缺乏长久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