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世俗热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症候，揭示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心态：那便是在一个渐趋多元的时代，人们对主流文化的解释。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冲击，趋世俗独不可避免地成为时尚的象征，它渗入抑或同化着各式戏剧话语及表现。即便是主流戏剧话语（严肃的、主旋律戏剧），也一改以往的肃穆被通俗话语所置换。话剧《徐洪刚》，依据解放军战士徐洪刚勇斗歹徒的真人真事创作而成，以旨在重树英雄主义的旗帜而归并于主旋律戏剧类型。剧作者努力突破以往塑造英雄的框范，通过平凡真实的生活语言塑造英雄，显得真实感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戏剧语言的趋世俗性，人们常常会产生误解，认为只要注重媚俗，就是趋于世俗性，而真正意义上的趋俗化话语，可以在两个层面上体现它的价值。其一是题材、内容的通俗话语展示，其二是传媒形式的俗语化表现。综观九十年代的戏剧创作，更多的以市民生活和爱情、婚姻、家庭为题材，作品内容趋向于通俗化。如《热线电话》、《同船过渡》、《楼上的玛金》、《上海往事》、《白玫瑰》、《白雪花》、《情感操练》、《午夜心情》、《午夜的探戈》、《灵魂出窍》、《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等，这些作品往往通过描述一个感人的故事，来反映某种人生感悟，使主流话语与世俗话语自然合拍。比如《热线电话》，就是借用当今传播媒介中流行“热线电话”的时尚，描写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纠葛和一对已婚中年知识分子出现的感情危机。本来是担当给热心听众指点迷津的“热线电话”节目主持人，自己却陷入了情感危机的漩涡，反过来需要听众来给以劝慰和鼓励。情节颇具戏剧性，题材新颖，同时富有时代感。《同船过渡》讲述了一个使人感到平易亲切的故事，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温良、宽厚、真挚、朴实的具有丰富人生阅历和渴望在晚年获得人生温暖的普普通通的老船长形象。这类戏剧，来源于普通老百姓对于娱乐性、休闲性文化艺术的强烈需求，充分显示了90年代戏剧越来越生活化、世俗化、通俗化的倾向，并以其渐趋成熟的形态占据新的舞台空间。
90年代戏剧向世俗化消费转型表现在：对戏剧传统的颠覆、亵渎以及铺天盖地的商业包装、制作和文化宣传。采用不同形式，对戏剧加以包装成为90年代戏剧的主要潮流。喜剧大师哥尔多尼的经典作品《老顽固》推出明星演员阵容，引起轰动效应，而淮剧《金龙与蜉蝣》则以现代审美意识包装戏剧，借助参与剧情的现代灯光技术、现代气息的舞蹈造型，营造崭新的戏剧气氛，使得淮剧《金龙与蜉蝣》成为都市新戏曲的典型。应该说，艺术包装虽然未曾完全脱离它的包装的商业性，但却体现了一种在严肃艺术精神氛围中的艺术的创作设想和经营方式。由林兆华导演的、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世界经典哲理名剧《浮士德》，采用高层次的包装手法，不仅增添了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而且还有用无线电遥控的飞艇在观众头上游，像垃圾车般的改装吉普车在舞台上行驶，甚至建筑工地上的吊架也耸立于舞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蝴蝶梦》，不仅情节事件被游戏化了，而且许多台词和演员表演也充满了调侃意味。这样的艺术处理，都是本着把深沉的哲理思考，尽可能地消解在轻松愉悦之中的善良愿望。孟京辉执导的、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思凡》，被公认是成功的探索性作品。它根据古典戏曲剧目《思凡·双下山》与意大利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改编而成：先写小尼姑下山遇小和尚，二人相爱分手。再说《十日谈》中的两则故事，某男青年到一旅店借宿，阴差阳错与店主女儿偷情相爱；一马夫阴差阳错地爬上了王后的卧榻……最后，小尼姑与小和尚如愿以偿喜结良缘。全剧布景甚少，道具基本没有，充满想象的表演和演员的自由发挥，使舞台表现呈现出鲜明的实验性。但在轻松滑稽和游戏调笑之中，却是人的“凡心”或爱情甚至性压抑的直白宣泄。《思凡》的探索性仅限于舞台表现手段，而无论表现手段的意味还是整台演出效果却更加通俗更加直接。
包装戏剧作为一个崭新的话题，它借助并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使当代戏剧冲出困境，走向辉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戏剧文化事业的发展。
90年代的报告文学
与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轰烈烈相比，90年代的报告文学萧条、落寞，给人一种“穷在闹市无人问”的感觉。
在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中，80年代是报告文学的鼎盛时期。文学史演进的轨迹往往呈曲线状。批评家认为报告文学已经陷入了“困境”。指认这一景况的证据之一，就是报告文学已不再如80年代那般轰动：“若翻翻全国所有的文学期刊，你就会发现，竟然没有一篇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即使个别在一定范围内有些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若与80年代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也有不少对90年代报告文学作肯定性的评价。
秦晋认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认识和反映世界方面，在思维的叙述方面，都显得更成熟了”。9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在对前一段报告文学承袭与批判中开始显示自己的总体风格，体现了中国90年代文学新观念和创作思维的新方式”。首届（1995~1996）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的作品有《锦州之恋》（邢军纪、曹岩）、《黄河大移民》（冷梦）、《温故戊戌年》（张建伟）、《淮河的警告》（陈桂棣）、《敦煌之恋》（王家达）、《走出地球村》（李鸣生）等15部，高居各单项奖的榜首。
这些不同的观点，从局部看，反映的都是事实，因此都是成立的。只有从总体上描述90年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图景，才能从学理的层面分析此间创作现象的内在根因。
90年代报告文学的“语境”
在谈及90年代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时，人们往往将它与此前的同类创作相比较，以此显示两者的巨大反差。诚如学者所言，前者轰动，后者相对冷寂。造成作品轰动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一般来说，它取决于作品本身，但同时也与作品发生的特殊时代的语境紧密相关。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的报告文学的风潮，是当时特殊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某种共鸣。90年代前的新时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事求是，是当时的时代流行语。相应于此，与现实社会关系密切的报告文学，其所表现的基本主题就是时代的主题；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所具有的兼济天下的抱负与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其自觉地通过创作回应主流话语所要求表现的时代精神。
对于改革来说，要进行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就需要思想上的启蒙与引导。报告文学作家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对特殊年代被抛弃的常识与真理重新给予了确认和肯定。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在报告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它所肯定的是曾经被唾弃的公理，强调了知识分子以及科学技术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意义和价值，是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报告文学作家往往通过对于社会现实中某种矛盾与问题的披露与揭示，使人从迷茫困惑中得以警醒，从而思索社会改革与现实优化的方略。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处于社会走向开放解禁的时代，当文学的真实成为可能，而报告文学又特别需要真实的时候，他们便将现实中另一种发人深省的存在凸现在读者面前。《人妖之间》剖析了劣迹昭着的大贪污犯及其生成的环境。《神圣忧思录》、《西部大移民》等“问题报告文学”，以对现实的深刻剖析，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引导读者对现实进行思索，反思自我。思想启蒙是80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其时的报告文学部分地参与并承担了这种宏大的历史使命。
9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文学不再是社会的中心，逐渐走向了边缘地带，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文学也变得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对于报告文学来说，也是如此。
知识分子的支持
毋庸置疑，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与70年代末期到整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整体上并不在一个层级上。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无视90年代报告文学存在价值的理由。事物的发展进程并不总是线性的，90年代的报告文学虽然算不上报告文学的黄金时期，但却为我们摄取了这一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段风景，留存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精神演变的档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文体。自然，90年代的报告文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一段心路历程，反映着他们的思索、进取以及某种无奈。
对于报告文学给予科学全面的评估，需要有一种合体的价值尺度。报告文学是一种边缘性的文体，试图以一言以蔽之的做法对这种文体加以限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在报告文学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某种文体精神、文体品格，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它是我们考察评价报告文学的基本尺度。对于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文体品格，评论家周政保认为：“凡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审察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前景，做到卷入现实而思考现实，并将精辟独到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的叙述之中，也就称得上是找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对报告文学，周政保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二是报告文学的社会性、批判性，以及与社会性、批判性相关的公众意识。”他认为“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文体精神”。
报告文学通过对现实的深度剖析，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的当前状态及其发展趋势，讴歌社会公理、正义、人类理想，批判那些反人性、反真理的丑恶的存在。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坚守了报告文学所应具备的真实客观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