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和《甲寅》是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一股复古思潮，是所谓“东方文化”派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出现反映了封建势力在“五四”高潮过后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反扑。此外，上海鸳蝴派的刊物、小报也曾猖狂一时。新文学战线必须回击他们，以巩固文学革命的成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活，也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党成立以后，在政治上促成了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文化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建党初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一批共产党员，还以《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等为阵地，揭露《学衡》派是受欧化影响而带一点资产阶级性的封建士大夫文化，“是穿着西装或者还挂十字架的‘康有为’。”揭露章士钊公然高唱复古，“现在索性赤条条的连西洋色彩也抹掉”，指出他已卖身给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党的刊物把《学衡》、《甲寅》放在整个“东方文化之复辟运动”逆流中，从政治实质上予以揭露，并号召思想界进步力量联合起来，一致向他们进攻。
许多新文学报刊也都发表文章批驳《学衡》、《甲寅》的复古言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最大的社团，虽因文艺思想的差别而有着争论，但他们与复古派的斗争是一致的。他们的刊物上都有重要的文章揭露、批判复古派的各种言论。鲁迅站在新文学战线的最前列，在《估〈学衡〉》中指出，与《学衡》派从学理上进行辩正，这是过于“拘迂”了，因为这些复古派人物“于旧文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于国粹也差得远”。他的杂文“随手拾来”，列举了《学衡》派和章士钊做不通古文，用错普通典故的例子，指出“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新文学战线还对鸳蝴派进行了批判，文学研究会作家在这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由于文言文的深奥，使它很难在群众中立足，但鸳蝴派的章回体小说形式通俗，在城市市民中拥有广大读者。新文学作家揭露此派小说对群众的麻醉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虽然他们那些黑幕、言情、侦探等作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是无法完全扫荡的，但新文学战线的批判、进步思想潮流的冲击，也有可能对他们中某些人产生影响。
“五四”后鸳蝴派最有影响的作家张恨水，他的创作就表现了逐渐进步的趋向。张恨水，安徽省潜山县人，1924年开始发表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1926年又开始发表《金粉世家》。这些小说用章回体形式，以言情为主干，也常对军阀统治下的上层社会的黑暗有所揭露，往往带有“谴责小说”的色彩。他一生所写中长篇小说约110部，3000万字以上。到了抗战后，他创作的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小说，显示了进步的倾向。
在对封建复古派的斗争中，“五四”时期形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各种成分的分歧、斗争，已经越发尖锐激烈了。胡适在当时思想战线的论争中，仍然发表一些批驳封建复古派的言论。但他一方面指出章士钊“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坚持白话文学的产生“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等。另一方面又大唱“整理国故”。整理中国几千年来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但胡适的“整理国故”却与封建复古派的“保存国粹”含有相同的意思。他说古书中错误舛伪，佶屈聱牙，所在皆是，青年人不能读懂，“即使‘国粹沦亡’，亦非青年之过，乃老先生们不整理之过。故欲免‘国粹沦亡’之祸，非整理国故，使一般青年能读不可！”同时，他的“整理国故”又是为了引诱青年人“踱进研究室”、埋头故纸堆，以脱离当前现实斗争。他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重新宣扬易卜生主义，说在这纷乱的时代，不要跟人家乱跑乱喊，只有救出自己，埋头造就自己，才算尽了爱国之责。这些言论是与他当时政治上逐步与封建势力妥协的行动一致的。
这样，围绕着“整理国故”问题，新文学战线内发生了一场斗争。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许多作家都反对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沈雁冰指出，提倡“整理国故”是一种倒退，“遂引起了复古运动”。针对胡适给青年学生开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数量浩繁的书目引导学生钻故纸堆，鲁迅在回答《京报副刊》征询青年必读书时，提出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因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成仿吾也指出胡适打着“科学”的旗号，其实“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结果不外“增加一些更烦琐的考据学者。”
当时党的理论刊物也发表文章分析胡适的言行，一方面认为应该联合胡适向封建文化共同进攻，一方面则对胡适的政治表现、他所宣扬的实验主义和“整理国故”等主张给予严厉的批评。求实的《评胡适之的“新花样”》，揭露胡适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提倡“好人政府”为军阀张目，并指出他所号召的“闭门读书”也就是历年军阀政府提出的“学生不应干预政治”。邓中夏也指出，胡适这些言行所造成的罪恶并不在章士钊之下。
新文学战线分化的加剧，还表现在鲁迅与陈西滢的斗争上。陈西滢（1896~1970），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现代评论》周刊主要作家之一。《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它是个综合性刊物，但也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的重要的新文学阵地。它在编辑方针上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态度，既发表宣传马列主义、赞扬苏联的文字，也发表一些反苏反共的文章。在“五卅”运动和北京的“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中，既有主持正义、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支持进步学生的言论，也散布污蔑学生、为军阀开脱罪责的流言。在文化思想上，既发表批判《学衡》、《甲寅》乃至“整理国故”运动的文章，也发表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它发表过许多重要新文学作品，培育过一些新作家，是新月社作家的重要园地。除了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歌，它还发表沈从文和凌叔华的许多小说。凌叔华，是20年代着名女小说家，出版过《花之寺》、《女人》等短篇集。鲁迅认为“她恰和冯沉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这时期收在《花之寺》里的那些短篇的女主人公，多出身于旧式家庭，有的还没有受过新思潮的洗礼，她们也有种种苦闷，然而又都无力摆脱自己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些小说确使人看到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以及在风格上的一点闺气。
陈西滢是《现代评论》上“闲话”专栏的主要作者，后来结集为《西滢闲话》。从这部散文集来看，大致上可以代表《现代评论》的倾向。他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社会现实，常常表示不满与愤怒，因而对群众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也曾有所同情。如他指出“五卅”惨案不是租界役吏的“个人的暴行”，而是“政治的问题”（《五卅惨案》、《干着急》）；“三一八”惨案是军阀“残杀爱国民众”（《文化的交流》）。在文化领域里，他支持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复古倒退，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也有惋惜的表示。但在女师大事件中，他站在章土钊、杨荫榆一边，在《粉刷茅厕》、《多数与少数》等文中污蔑进步学生，攻击支持学生的鲁迅。“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竟说学生之被惨杀，“群众领袖”也要负“道义上的责任”，是他们把盲目的群众引向“死地”。此外，他的一些《闲话》还流露了对人民群众、对革命斗争的错误观点。一部《闲话》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鲁迅对他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表现的政治上的反动性，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两本《华盖集》中的大量杂文，就是与陈西滢等斗争的产物。鲁迅说：“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绝非私怨”。他在《我还不能“带住”》中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这段话概括了陈西滢的手法，说明了对他进行斗争的意义。鲁迅与陈西滢的斗争，不是文艺论争，而是政治斗争。从胡适的脱离《新青年》到陈西滢的攻击、诽谤学生运动，都说明新文学队伍内不仅在文艺思想上，而且，在政治态度上都存在分歧，矛盾已越来越尖锐，预示着一个大分裂必将发生。
1928年，一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了。这年1月，创造社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提出以牙还牙、以限还眼地对待反革命的白色恐怖，这在文艺上便是建立“无产阶级文学”。同月，创造社新办的《文化批判》杂志创刊。在发刊词中，他们引用了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的语录，并宣告“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其中包括文艺的批判。创刊号上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便把鲁迅、叶圣陶、郁达夫、张资平都当做“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加以批判。蒋光慈、钱吉屯、孟超等新组成的太阳社，也在一月出版了《太阳月刊》。这个社团同样以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为使命，发表许多倡导文章。此后，这两个社团发表的重要的倡导文章有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钱杏邮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又一场文学大论争，也是标志着新文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运动。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十年代”，实是从此开始的。
到了1928年，在新的形势下，徐志摩、陈西滢等创办了《新月》杂志后，曾经是兼包并容的《现代评论》就结束了它的历史。在鲁迅与陈西滢斗争过程中，语丝社的一些作家是站在鲁迅一边的。但就是语丝社作家，其思想也正在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鲁迅思想的不断进步，另一面是周作人的日渐消沉。
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中与章士钊、陈西滢等斗争的过程，也正是鲁迅思想酝酿着大转变的时期。他后来回顾自己思想发展状况时说过，先是只看到旧社会腐败，但不知什么是“新的”。“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1924年9月，他还在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1925年4月，他已给《苏联的文艺论战》一书写前言，称译者的工作“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他自己在1925、1926年间，也购置了多种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书籍，说明他正在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文艺观。“三一八”惨案后，他结束了《野草》的写作，不久离开北京，宣告“我已决定不再彷徨”。后来到了广州，直接接触到共产党人。
从“三一八”惨案时赞叹群众的英勇牺牲，到目睹共产党人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鲁迅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比较多地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力，在《写在〈坟〉后面》中说，“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他在号召青年人创造“第三样时代”的同时，便已认识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这都说明鲁迅思想已由追求“精神界之战士”，强调改造“国民性”，以批判的武器来改革社会，发展到重视武器的批判，并把广大人民群众看成改造社会的动力。他在社会历史观上，已非常接近马列主义。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所以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广州发生“四一五”大屠杀时，鲁迅的思想就发生了突变。他后来回顾此时的思想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从此他抛弃了进化论，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
鲁迅跟随着中国革命的大潮流前进，终于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最重要是他具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因此，一旦发觉自己思想上的偏颇，也就能从善如流。尽管他也有过苦闷、彷徨，比起许多较为年轻的人，他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更多，但他的心始终与最广大的人民一起跳动；所以最终也是必然地要皈依马列主义这个人民革命的唯一真理。反之，周作人未能跟上时代步伐，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他原先思想上存在着多少消极因素（如反对暴力的“新村”方案），而在于当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时，并没有把自己的全身心交给人民。鲁迅看到自己的思想上也有“毒气和鬼气”，他憎恶它，想除去它，为此而严于解剖自己。
周作人说他的灵魂中有一个“叛徒”还有一个“隐士”，但他并不憎厌那“隐士”，绝不肯放弃自我所占有的这一角思想地盘。尽管他在文学革命中与鲁迅一样，都十分强调“思想革命”的意义；在那个时期，无论是与封建复古派斗争，还是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中，也与鲁迅站在一起，发表不少有战斗力的文章；乃至当“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仍写了《传单抄本》、《灭赤报国》、《日本人的好意》等散文，抗议反动派屠杀人民的血腥暴行，赞扬革命者英勇献身的精神。然而，在此同时，他那“隐士”的阴魂始终不散。1924年他曾笼而统之地认为政治斗争中并无是非，哪一派的话都靠不住。1925年他在《上下身》中，借人体的上下身无区别来反对封建的尊卑观念，同时又引申出“睡觉、饮酒、喝茶也不是可以轻蔑的事。”于是《吃茶》、《谈酒》之类颇有隐逸气味的小品，接连而出。到了政治形势逆转后，他不断消沉下去，终于连“隐士”的清高也守不住，滚入了敌人的怀抱。如果说胡适、陈西滢等是一类人，他们已经与新文学阵线发生了公开的分歧、尖锐的冲突；那么周作人和林语堂是另一类人，此时正在酝酿着即将到来的与新文学阵线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