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描写高氏官僚地主大家庭在“五四”后的日趋没落。通过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记录封建阶级没落史的杰作。如果历史地比较，《家》当然还不能与《红楼梦》比肩；但是，它描写的是新的现实，高家的没落过程中处处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征。而且巴金笔下尽管有某些感伤的情调，但它的基调是愤怒的控诉。他要诅咒这旧家庭的灭亡，而不是企图补天。所以无论内容上、思想上巴金都有新的贡献。《家》描写了高家三代人，即高老太爷一辈、克字辈和觉字辈。因为人物很多，不可能像《骆驼祥子》那样集中地塑造一两个典型形象，但这三代人以及鸣凤等一批下人，大多数写得性格鲜明，面目清晰。这三代人的活动大体上可分为3类：一类是醉生梦死，坐吃山空，腐烂透顶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腐化享乐的生活也就拼命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从高老太爷到克定、克安，到觉群、觉世，都是这一类，而且一代不如一代，这些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朽木不可雕，他们除了像蛀虫一样蛀空这个阶级的机体，再也不能有别的什么作为了。第二类人接受一些资本主义的影响，头脑略为清醒，看到了家庭的危机。但他们头脑中仍然是封建正统观念占主导，他们只希望有些改良，使家能适应新的环境，苟延残喘下去。克明是这类人的代表，这个律师把钱买了西蜀实业公司的股票，而不是用以买田，可能是一种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要求。他看不惯克定、克安的腐朽，俨然是个封建卫道者。到了《秋》，当他临死时选择了觉新做继承人，把复兴家运的担子交给他。觉新屈服于家庭，牺牲了爱情，害了梅和瑞珏，也害了自己。他当然比克明要开明点，但本质上也属于这一类。第三类是觉慧、觉民等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因而不但要求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而且向往法国大革命，有较彻底的反封建要求，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党慧敢于与女仆鸣凤恋爱，最后离家出走，觉民也违背家庭意旨，实行抗婚。这些是《家》的重要内容。到了《秋》，在“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鼓舞下，他们参加了均社活动，不断觉醒。这是背叛封建家庭，并将脱离它而投归新的阶级的一部分人。
除此之外，《家》里还写了众多的受污辱受损害者，主要是些女性。属于家族内部的有瑞珏、梅表姐等，下人中有鸣凤、婉儿等，她们被封建阶级吞噬了。一桩桩血淋淋的吃人惨剧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野蛮、凶残，是《家》中最动人也最有批判力量的部分。一些人被吃掉，吃人者烂掉。一些优秀的分子抛弃了黑暗的家，走掉了。于是剩下克明、觉新当然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倒了一个高家也就是倒了封建统治的一根支柱。
《家》把高家的没落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前来表现，大大加强了它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克字辈除了老五克定年轻外，其他都是清末的官僚。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动摇封建土地制，高家仍然是大地主；但推翻了清政权之后，克字辈有的丢了官（如克安），有的改了行（如克明），有的死了（如克文）。这样，高家在政治上失去了势力。军阀混战中一个马弁带着土娼出身的连长太太，居然住进了高家外花厅，这对于官宦世家来说真是奇耻大辱，然而却无可奈何。后来那张军长的不准驻兵的告示，也不是靠克字辈的力量，而是觉新借朋友之力弄来的。由于政治上的失势，加以天灾战祸，佃户逃亡，住在城里的这些地主也收不到租，经济力量大受损伤。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吸引下，从高老太爷到克明都把钱投入西蜀实业公司。本来看不起经商的书香官宦人家，也把子弟（觉新）送到公司当职员，希望从工商业方面找出路。结果西蜀公司遭大火（偶然性太大），高家股票全成了废纸。
可见，高家的败落不仅因为道德的沦丧，而更重要的是时代之使然。就在这江河日下之时，便有可能在家庭中封建统治最薄弱环节产生叛逆者。这就是克文一房，因克文早死，后母避嫌不愿管束前妻之子，而如父的长兄觉新，无论如何总比克文、克明等开明一点，这样觉慧、觉民便比较自由，首先被新思潮吸引走了。
《家》写到觉慧出走，这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至于觉慧走到哪里去，那不一定是一部小说所要回答的。不过，巴金从《灭亡》开始的那一系列青年题材的小说，大概已经回答了觉慧走到社会上以后的情况。从杜大心到吴仁民，那一系列形象当然都不如觉慧光辉。这并非觉慧的思想比他们高明多少，而是由于一旦反抗的范围超出封建家庭，要求回答整个社会的去向时，便暴露了作家思想的局限。如果觉慧也用无政府主义来反抗反动统治者，比较他坚决勇敢地与旧家庭决裂的行动，当然要黯然失色。
巴金写的短篇小说也很多，出过《复仇集》、《光明集》、《电椅集》、《抹布集》、《将军集》、《沈默集》、《沈落集》、《神、鬼、人》等。这些小说题材相当广泛。《抹布集》中的《杨嫂》、《第二的母亲》写与封建大家庭生活有关的被践踏、被侮辱的人物故事。这类短篇与《激流》三部曲、《憩园》等可以共同构成巴金的《高氏家族》系列小说。在现代短篇中巴金是写国外题材最多的一位作家。有的从自己的感受写国外生活的，如《马赛的夜》、《人》等，有的写国外历史题材的，如一些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人物马拉、丹东等的短篇。这部分小说上贯串着反抗黑暗社会的主题。《在门槛上》记述在西班牙革命中战死的父女。《亡命》、《亚丽安娜》歌颂流亡巴黎的波兰女革命家。《我的眼泪》、《电椅》表示对美国政府杀害无罪的意大利人的极端愤怒。可能出于对流亡者的同情，也写了表现白俄的《将军》，诉说将军的哀怨。巴金的短篇对旧社会的抨击是非常猛烈的，如《奴隶的心》，从主人公彭全家的惨遭迫害来揭露旧社会。《爱的十字架》是贫穷者的绝命书，也很有控诉力量。《狗》、《幽灵》用浪漫主义手法，通过幻觉和想象来抨击现实。对为反抗黑暗现实而牺牲的人，总是热情赞扬，如《父亲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巴金的短篇不太注重篇章结构和文字的锤炼，而一任感情自然地奔腾流泻，因而激情充沛，带有抒情性。在描绘现实的同时，也尽情地渲染主观感情，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一位爱憎鲜明的叙事者形象。所以风格是奔放的、热烈的，是小说中的自由体诗。而一些偏重客观描写的，如几篇写农村生活斗争的短篇，《五十多个》、《还乡》、《月夜》等，反而不如上述一些篇章有特色。这种艺术风格大体上也能代表长篇的特点。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小说“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他的长篇常用人物独白、日记、书信、梦幻、对话等来尽情地表露主人公的情感。虽然长篇人物多，头绪繁琐，但也组织得有条不紊，起伏有致，举重若轻，不露编排痕迹。这就是他所追求的艺术上的无技巧境界。
20世纪30年代四川成都还出过一位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家，就是比巴金大10来岁的李劼人。他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参加过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斗争，因而成为近代历史题材的重要作家。“五四”运动后他赴法勤工俭学，开始从事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深得左拉、福楼拜、莫泊桑诸家的滋养，形成自己描写生活细腻、真切之风。1925年便开始酝酿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写作几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
1936~1937年间，接连发表了长篇《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一、二、三部）。《死水微澜》以中日甲午战争后到义和团起义失败为背景，写四川成都城外村镇上袍哥（哥老会）与教民的冲突。《暴风雨前》主要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为背景，写成都一家半官半绅人家的变化和一些革命志士的成长。《大波》则专写1911年引起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就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而言，一部更比一部广阔。但艺术上后面两部不及第一部精致，最成功的还是《死水微澜》。书中横行霸道的袍哥首领罗德生（歪嘴）与清政府和洋人之间有很深矛盾。他吞食了土财主顾天成（三贡爷）的钱财。顾为报私仇便投靠教会势力。
作品以蔡老板夫妇的兴顺号铺子为主要场景，把笔伸展到成都及附近农村，用罗顾冲突的生活故事，烘出了那个死气沉沉的清末社会气氛。那时在场面上活动的就是罗歪嘴之类的人物。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地，曾师母等教民的力量也正在潜滋暗长中，在人们不太觉察的情况下，已经对内地社会生活发生了影响。
作品较准确地描画了革命风暴来临前的那死水一般的社会面貌。故事情节与日常生活相联结，对当时特定地区人物性情、地方风俗、建筑风格、服饰、饮食、语言特征等，都刻画得纤细入微，使作品有引人入胜的魅力。郭沫若读了李劼人的三部长篇后说：“我是想称颂劼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
20世纪30年代长篇小说销售量最大的当数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它从1930年开始在报上连载，便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主要是市民），后来还被搬上舞台、银幕。在这部小说中，张恨水开始描写城市下层人民生活，通过沦落风尘的说书艺人沈凤喜的被害，暴露了军阀的野蛮无道，抨击了反动统治者。对沈凤喜一家生活和小市民心理状态的细腻刻画，是这部小说中最富有现实主义的部分。张恨水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八十一梦》、《五子登科》，已经不能再划为鸳蝴派的作品了；因此，《啼笑因缘》可以说是鸳蝴派言情小说中最有积极意义的一部。但《啼笑因缘》的进步性仍然是很有限的，为了解救沈凤喜，便请出“平民化的大少爷”樊家树，还设计了樊与沈等3个少女的爱情纠葛。樊家树之爱沈凤喜，与觉慧之爱鸣凤是大不相同的。觉慧认为少爷与女仆人格上是平等的；樊对沈则供给高跟鞋、平光镜、金戒指，要把她提携到上流社会上来。觉慧爱鸣凤是建立在对封建家庭的坚决背叛之上；樊则从未对家庭有半点的反抗。他的行为当然不能见容于家庭，作品便编造了沈凤喜相貌酷似财政部长的女儿何丽娜的巧合情节，用误会帮助樊在家里掩盖自己的行为。后来沈被害而死，那个十三妹式的人物关秀姑在刺杀了军阀之后，为了报恩也跟着父亲出走。终于必是樊家树与何丽娜这门当户对的一对新式男女状元的大团圆结局。
多样风格的诗歌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也是人的思想波动很激烈的时期。这必然会很敏感地反映在以表达感情为主的诗歌中。上一时期由于不同诗歌形式的探索而形成了各种流派。本时期除了继续这种探索外，更多的是由于思想倾向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诗派。有的诗人在黑暗环境中坚持新诗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继续讴歌革命，表现反抗侵略追求民族新生的激情。有的诗人却一时看不到前途，产生幻灭情绪。他们有的回顾过去，表现自己看到的社会现实。有的则只在心灵的小圈子中游荡，以精致的文字描绘自己的苦闷和空虚。而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诗坛有些颓废的靡靡之音，更是不足为奇的。
继郭沫若的《恢复》之后，在无产阶级诗歌创作中出现了殷夫的诗。殷夫，浙江省象山县人，原名徐祖华，笔名尚有白莽等。他曾是太阳社成员，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位先驱。他少年时代便开始写诗，曾辑自己早期的诗为《孩儿塔》。这些诗有的表现一个觉醒的青年在黑暗时代重压下的苦闷、抑郁，更多的则表现他们热切地追求光明的情绪。1929年后，殷夫已成为一个党的工作者，经过实际斗争的磨炼，他写下了许多热情饱满、富有鼓动力的政治抒情诗。如《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等。这些诗正面歌颂无产阶级革命，描绘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的壮烈场面，特别是有力地表现了充沛、昂扬的无产阶级战斗激情。为纪念“五卅”惨案的《血字》，描写“五卅”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写成的大字，躺倒在南京路上，非常形象而简捷地表明了“五卅”的实质。接着用大胆的想象，让“五卅”变成巨人从地上站了起来往前走，把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诗歌用浪漫主义的方法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的反帝意志。在歌颂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时，他用高亢响亮的声音唱道：“让死的死去吧！他们的血并不白流，他们含笑地躺在路上，仿佛还诚恳地向我们点头。他们的血画成地图，染红了多少农村，城头。”这些诗句充满革命乐观主义，表现出革命者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和对胜利的信念。殷夫的诗调子高昂，但同时也很有真情实感，表现了一个亲自参加群众运动的人在斗争中的真切心情。在《1929年的5月1日》中，不仅有罢工的场面和对推翻旧世界的伟大阶级力量的歌唱，而且饱含激情地写道：
我在人群中行走，
在袋子中是我的双手，
一层层一迭迭的纸片，
亲爱的吻我指头。
如果没有实际斗争的感受，很难产生如此朴素而真挚的诗句。在《议决》中描写革命者秘密集会议决明日的行动，最后写道：“明日呢，这是另一日了，我们将要叫了！我们将要跳了！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先扬后抑，在一阵欢欣之后紧接着一句要求冷静的告诫，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很难体会到这一句诗中包含的丰富感情。还有《别了，哥哥》，表达自己向旧阶级的告别，更充满了决绝之情。因为殷夫是先做革命者再做诗人，他的诗与实际斗争紧密相连，情感真实，虽然也有不少鼓动性的诗句，但多数诗并无空泛之弊。内容决定了他的诗具有朴实粗犷的色彩，高昂激越的调子，急促跃动的节奏，斩钉截铁的语言，在一种强烈的旋律中唱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音。因为来不及雕琢、锤炼，有时难免写得粗糙。正当他的无产阶级诗歌创作迈出第一步时，他便遭到国民党的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热情肯定他的诗：“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另一个世界。”这当然是包含着对殷夫整个诗作的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