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诗歌中一个特殊现象，就是革命民歌在苏区的繁荣。这部分诗，理应归于新诗创作的主流之中。苏区文艺中出版的戏剧创作不多，而被称为红色歌谣的革命民歌数量很多，收集较易，当时也曾出版过《革命歌谣选集》等。这是人民群众第一次规模广大地参加诗歌创作，自己描绘自己的生活斗争，歌唱自己的爱憎感情。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有自己的特色，提供了作家创作中所没有的许多新东西。革命民歌中出现了大量的颂歌，表明人民群众对带领他们翻身解放的共产党、红军和党的领导人的爱戴、感激之情。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到普通红军士兵形象，都出现在革命民歌中。人民群众在革命民歌中歌唱受压迫的苦痛，倾吐积压在心中千百年的愤怒和不平，但没有旧民歌中那种凄凉、哀怨的调子，而是充满了对压迫者的强烈的阶级仇恨，表示自己反抗压迫的勇气和力量。
同时，他们也描写红军和苏区人民英勇战斗的场面，表达自己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豪情壮志，这些诗洋溢着革命人民的英雄气概。还有不少诗描绘解放后的新生活，例如表现苏区青年男女的新恋爱观。他们得到了自由恋爱的权利，但又能以革命利益为重，把革命放在个人爱情之上，这是在新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高尚情操。作为20世纪30年代重要历史内容的农村革命，在新文学创作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左翼作家虽有这种愿望，但受客观条件之限无法实现。鲁迅曾找在上海秘密养伤的陈赓详细询问红军作战情况，他是多么希望能够表现这伟大的战斗，但亦未能如愿。
因此，农村革命的历史面貌主要保留在苏区文艺中，特别是革命民歌中。由于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表现最现代的内容，因而对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也是很有启发的。特别对后来民歌体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革命民歌因为运用了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传统，在艺术上达到很高水平，许多优秀民歌比起当时诗人的作品并不逊色。它们大多五言、七言，整齐押韵，采用民歌、民谣、快板的形式。艺术手法十分丰富，大量使用比兴，有许多精巧的比喻。有的用排比，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形容、描绘自己的歌唱对象。有的还运用流传民间的神话故事来歌颂红军。许多诗都能在朴素浅淡中寓深沉的情感。如湖北苏区一首歌颂贺龙的诗：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
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
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
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
“伢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媳妇你起来，门口点口灯，
照着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
这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强烈的音调，只用非常平易的语言，写活了一个老年农妇。既写出了由于旧军队残害百姓造成人们对“兵”的恐惧心理，又写出他们对红军的崭新认识。最后几句话表现了这位婆婆对红军的信任、热爱之情，把这位从强烈的新旧对比中认识了人民军队本质的农民形象完整地显现出来。而透过这个形象，反射出红军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从而达到歌颂的目的。多么丰富的内涵又表现得多么凝练、多么朴素。对于作家创作来说，革命民歌提供了多么新鲜的艺术天地。可惜这一支新诗中突起的异军，受反动派的阻隔，一时还不能对新诗创作发生应有的影响。
现代散文
20世纪30年代散文继续发展，成就最突出的是议论性散文。尤其是鲁迅的杂文，横空出世，光照千古，不仅属于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列，而且也是现代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
1927年以后，鲁迅用最大的精力来写杂文。他在1935年底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80万字。后9年中的所写，比前9年多两倍；而这后9年中，近3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6年”。这原因也正如他自己说的：“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面对着20世纪30年代政治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上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鲁迅坚持要“为现在抗争”，所以“匕首”、“投枪”似的杂文，便成了他最主要的战斗武器。
这时，由于他已能熟练地运用马列主义，他的敏锐的目光，对社会现象的透辟的洞察力，使他的杂文如虎添翼，在思想斗争、文艺斗争中成为使敌人望风披靡，所向无敌的利刃。也正因此，便受到敌人的痛恨，遭到他们的攻击与贬抑。
《三闲集》所收的主要有无产阶级文学论争中的论争文章，表达鲁迅当时对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运动的见解。《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文，叙述了他对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常出现“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的精辟分析，说明他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待现实的文学运动。《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也指出文学不可“超越时代”，应有正视现实的勇气。
《二心集》收1930~1931年的杂文。鲁迅自认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1932年和1933年的部分杂文收于《南腔北调集》。这两部集子是反文化“围剿”的产物。其中包括揭露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纪念被害的“左联”五烈士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还包括给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观点以致命的一击的许多战斗杂文。
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鲁迅在1932年作《“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不仅批评了林语堂的错误，而且对整个散文的发展得以坚持正确方向，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左联”初建，清理从倡导运动以来左翼作家队伍内部的思想，以提高认识，克服左右摇摆的偏向，使左翼文艺运动健康发展，是刻不容缓的任务。鲁迅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等，都是针对“左联”实际，深入剖析，中理切綮，如晨钟暮鼓，令人警醒。
“九一八”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加紧镇压人民革命。鲁迅有相当数量的杂文，如《“友邦惊诧”论》等，极有力地揭露或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这两个集子中还包含一些鲁迅总结自己创作经验和指导青年作家的重要文章。
1933年，鲁迅在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许多短小精悍的杂文，上半年所作，多收在《伪自由书》中。此集大量的是时事评论，包括着名的揭露国民党政府投降日寇的《中国人的生命圈》、《文章与题目》等等。由于国民党的压迫，5月下旬《自由谈》的编者不得不“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鲁迅乃以隐蔽的手法，并不断变换笔名，继续发表杂文。下半年的便集为《准风月谈》。又将1934年在《自由谈》以及《太白》、《动向》等报刊上发的杂文，编了《花边文学》。这两个集子中除时事评论，如《华德焚书异同论》等之外，大量杂文是对当时文化战线的批评。《偶成》讽刺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破产。《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等揭露帮闲文人的反动实质。《“感旧”以后》等批评文化界的倒退现象。《由聋而哑》、《关于翻译》等提出从国外运输精神食粮，扩大眼界，以救浅陋等极精辟的意见。在《趋时和复古》中批评右的后退，在《水性》、《彻底的底子》中又反对“左”的急躁冒进。这些都是鲁迅为文化战线上坚持两条战线斗争所做的努力。另外还有许多属于社会评论、思想评论的杂文，如《“吃白相饭”》、《外国也有》等，但同时都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相连，所以同时也是极有力的政治评论。
鲁迅生命的最后3年里，写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最后一本是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辑出版的。这3本集子堪称鲁迅杂文的压卷之作，其中包括杂感、短论、随笔、书信、序引、回忆散文，乃至墓志碑文等十分多样的形式。在民族危亡关头，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和一些讲清代文字狱的杂文中，运用历史事实，反复地揭示侵略者的“王道”的实质，也揭露了投降派的嘴脸和下场。在《写于深夜里》等文中继续抨击国民党镇压人民的罪行。鲁迅仍然以很大的精力关心着文艺界，一批重要的文艺论如《论“旧形式的采用”》、《拿来主义》、《门外文谈》、《什么是“讽刺”》等，提出了对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精到的见解。
他热心奖掖后进，为叶紫、殷夫、萧军、肖红等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写的序，既是观点精辟的文艺论，又是文词精彩的散文。而对文坛上那些黑暗和混乱的现象，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文坛三户》、《从帮忙到扯淡》、《隐士》诸文中，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使问题廓清明朗。继1933年批评有人提倡学《庄子》、《文选》，引导青年脱离现实的错误倾向之后，1934年，又针对“京派”与“海派”之争，指出“帮闲文人”与“帮忙文人”在本质上的一致。1935年鲁迅连写7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反对以此为口实混淆是非，主张爱憎分明，明辨曲直。又在八节《“题未定”草》中，批评了某些文人的“西崽相”，并以历史材料为实例，申述了正确评判是非、分析问题的原则，从为人到作文，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自己在一些回忆散文，如《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对人物评价严正通达，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评析问题的楷模。
这几本集子中有许多社会批评，反映了鲁迅具有深邃的目光、洞见幽微之力，在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中，发掘出令人震动的社会问题。他的社会评论涉及妇女、儿童、青年、家庭、社会教育、社会心理、道德、风习、读书、语言文字、历史等极广泛的问题，产生《论人言可畏》、《几乎无事的悲剧》等一批振聩发聋、荡俗涤尘的杰作。
杂文是议论性的散文，它不可能像小说那样形象地描绘现实。但它对现实发表评论时，不但也要对评论的对象有所描摹，而且还可以直接地进行分析，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杂文也在极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反映了特定时期的中国社会面貌，他是一个高等的画师。从他的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中，人们看到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爆发前夕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看到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思想动向、人情世态。一方面他坚持清醒的现实主义，“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另一方面，在杂文写作中照样做到“开掘要深”，以马列主义的锐利眼光，深深射入生活的底蕴，从他画出的那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中，确也挖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灵魂”。他常常联系历史来评论现实，做“挖祖坟”的工作，这也更加深了他的杂文的“开掘”深度。就每一篇杂文而言，所评述的多是具体的、细小的，有的似乎是极平常的，但是合在一起，却是相当完整的社会形象。这就是鲁迅自己所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现代散文中，象鲁迅杂文这样广泛深刻地反映旧中国社会面貌的，找不出第二个。
鲁迅杂文因为直接地表达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见解、态度，因此也有一个极鲜明的议论主人公的形象。透过杂文显现出的是一位不屈不挠地与旧势力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始终坚持“韧性战斗”的革命者形象。他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告诫自己的伙伴：敌人能叫我们妥协，他们自己是绝不妥协的。他更反对在旧势力面前低眉顺眼、唯唯诺诺，认为“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绝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就是没出息。”（《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他的杂文表现了极鲜明的爱憎。一面是主张对敌人要“无毒不丈夫”，连白眼也不给的极度的轻蔑，如他在《女吊》中赞美被欺压者的复仇精神，在《死》中表示对敌人至死也不宽容。这些都典型地表现了那种毫无奴颜媚骨的硬骨头精神。
另一方面，对人民大众，对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表示深挚的热爱之情。面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拨，他坚定地回答：引共产党人为同志，这是自以为光荣的。对广大妇女、儿童的命运和青年的成长的关切，在他的杂文中处处可见。对自己队伍中的同志，也常有心切语重的忠告与批评。这一切综合起来，鲜明地体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性格或鲁迅精神。
因为在杂文中直接表示对现实和历史的见解，因而其中必然包含了鲁迅的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是他留给后人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例如对于反动阶级的本质的认识，对旧社会“国民性”的解剖和思想革命意义的深刻阐发，对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特性的揭示等等，往往表现出他高人一等的眼力。当某些好心的书呆子看到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而惊呼“杀错了人”时，鲁迅在《“杀错了人”异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派没有杀错人，倒是我们有些人看错了人。《青年与老子》从历史和现实中杂取一些故事，固然是抨击了无耻叛徒；然而他揭出“青年”利用“老子”的规律，是历来许多野心家、两面派所共有，至今没有过时，令人惊叹鲁迅的锐敏。至于在发展革命文艺方面，他从实际所总结出的理论，更是十分丰富的。
20世纪30年代鲁迅已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杂文在思想高度上和色调上便与“五四”和20世纪20年代期间的有所不同。例如同样都注重人民群众中各种落后思想的剖析，此时则指出群众的某些愚昧与麻木乃是统治者的“治绩”（《沙》），说明其根源在于统治思想的侵蚀。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指出，如说全体中国人都没有自信力是荒谬的，歌颂了古往今来足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民族脊梁。他这时仍不断遇到革命队伍的分化，再也没有过去看到有人高升、有人退隐时那种苦闷、彷徨；而是认为在革命进程中这是必然现象，一些动摇者离开了，队伍倒愈见精锐（《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由于已经置身于代表着未来与希望的阶级的行列，即使在极恶劣的环境中，他对前途也充满信心。同是纪念战死者，《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都写得激愤不平，但后者在悲愤中不再有重压之感，而是藐视貌似强大的反动派，庄严地宣告将来总有再说起他们的一天！在对复杂现象的评论中，运用辩证的观点，时见精辟见解的闪光，没有片面性。善于具体分析问题，更是此时鲁迅杂文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