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概述
中国近代文学起源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期，从此时起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也应运而生，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19世纪中叶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文学上出现了主张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进步潮流。
龚自珍、魏源等开风气之先。龚自珍主张批判清王朝的腐朽现状，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人民的斗争精神，他的诗文发抒感慨，纵横议论，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魏源与龚自珍齐名，他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其诗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诗歌风格遒劲，不拘一格，散文以议论见长，颇多针砭时弊之作。另有林则徐、张际亮、张维屏、贝青乔、冯桂芬等，都有许多富于时代特色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开近代新体政论散文之先，使文章社会化、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出现的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主张社会实用。他们的诗文充满革命理想和雄图大志，通俗易懂，生动有力。传统诗文这时也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宋诗运动以模拟宋诗为贵，最先由程恩泽、曾国藩倡导，重要作家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桐城派古文中兴以梅曾亮的古文为标志，曾国藩则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施公案》一类的侠义小说、《品花宝鉴》一类的狭邪小说及《荡寇志》、《儿女英雄传》一类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等，古典小说开始走向衰落。
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文学上，一些作家自觉地使文学为改良运动服务。
梁启超首先提出“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主张革新诗歌与小说，以适应资产阶级改良现实政治的需要，反映了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对于“新派诗”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创作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散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最早的实践者和旗帜，他一生诗作多达千余首，形式多样，语言通俗，多写新事物、新文化，反映中国近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有“诗史”之称。康有为也是改良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写有不少反映重大时事和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诗篇，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程式，自由抒写，淋漓尽致，开梁启超“新文体”之先河。另有谭嗣同、夏曾佑等重要作家，曾试作“新诗”，写新体散文，表现出大胆的革新、创造精神。严复和林纾，则在翻译方面，引进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小说，扩大了当时的眼界，影响广泛、这时的传统诗文亦在继续发展，影响较大的是“同光体”诗派，论诗主张打破唐宋界限，艺术上模仿宋代江西诗派，代表作家有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同时还出现了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拟古的汉魏六朝诗派，以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等，词学的整理研究也以此时为盛。
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许多谴责现实黑暗的“谴责小说”，着名者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刘鹗的《老残游记》等。从19世纪中叶逐渐流行的“京剧”，这时进入独立发展时期，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重要剧种。
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阶段，重要的民主革命作家有章炳麟、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富有革命理想和爱国热忱，其诗文感情激昂，富有战斗性，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重要工具。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秋瑾的《宝刀歌》、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这一时期，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还出现了近代第一个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意识的文学团体——南社。南社成员柳亚子、陈去病、高旭、马居武、周实等人的诗，歌颂民族民主革命，直抒革命怀抱，热情奔放。后期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革命派作家开始分化，有的人转入颓唐悲观，如南社作家苏曼殊等。而王国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出现，则代表着另一种思潮。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接触到文学艺术上一些根本理论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晚清的小说创作，曾朴的《孽海花》成就较高，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较其他谴责小说深刻，结构上很有特色。这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和大批“黑幕小说”的出现，则代表了小说创作的消极、颓废倾向。
近代诗
近代诗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歌、这一时期作家、作品数量众多，现实性、政治性大大加强，形式逐渐发生变化，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9世纪上半叶，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龚自珍。他的诗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矛盾，揭露腐朽政治，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批判性。他的作品想象丰富，形象鲜明，风格多样，不拘一格。所写的诗今存600余首，着名的《己亥杂诗》文辞瑰丽，思想深沉，代表了一种崭新的进步诗风。继起的诗人有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贝青乔等。魏源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其诗作风格遒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其他诗人也都努力反映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和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如张维屏的《三元里》、贝青乔的《咄咄吟》等。这一时期出现的太平天国的诗篇，如洪秀全的《眼通西北江山外》、杨秀清的《果然英雄》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气魄宏大，具有号召力。
魏源和龚自珍是朋友，他们的思想也相近。魏源“以经济名世”，不以诗人或文章家着名。实际上他对诗文创作也是非常刻苦努力的。他“仿白香山体”作的一部分古体诗如《江南吟》“阿芙蓉”、《都中吟》“筹善后”等，以及数十首律诗《寰海》、《秋兴》等，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他的大量山水诗，不少篇章具有一种形象飞动、生机蓬勃的特点，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三湘棹歌》等。魏源的散文，叙事说理，内容详实，条理明晰，语意明白畅达。这与龚自珍的奇诡以至艰深晦涩，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但龚、魏的散文，都是独书所见，不事模拟，与“桐城派”古文是对立的，对后来的新体散文有先驱示范作用。
林则徐，生于1785年，卒于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是关心国计民生，坚决主张抵抗英国侵略，并具有实际政治能力的政治家。他于嘉庆24年（1819年）一度参加过并不是进步知识分子结合的“宣南诗社”，实际他和“宣南诗社”众多的平凡官僚文士有显着的区别。他的诗主要是政治抒情和官场酬唱之作。在粤东查禁鸦片到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诗篇，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达了对投降派的指责和愤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他的着名诗句。他的描写西北关山形势诸作，如《出嘉峪关感赋》，气魄雄伟，格律严整，足以表现其深厚的功力。
这个时期，许多诗人表现了爱国主义立场。张际亮，生于1799年，卒于1843年，字亨甫，福建闽侯人，是这时享有盛名的作者。他尖锐地批评乾隆以来各派代表诗人和诗风，认为“或以议论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无异于风雅之旨”；认为“其负盛名如沈归愚、朱竹君、袁子才、赵云崧、蒋心余、黄仲则、翁章溪、张船山诸先达，固皆一时才人，然于风雅之旨正多未逮，袁佻、赵犷、蒋薄、黄轻，张介于黄、蒋之间”，对冲击腐朽诗坛，树立近代进步诗风有一定意义。他的《浴日亭》一诗较早地反映了外国侵略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危机。老年诗人张维屏，生于1780年，卒于1859年，字子树，广东番禺人。他目睹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爱国热情，写出了一些格调高昂，歌颂广东人民英勇的抗敌斗争，揭露统治者妥协投降的诗篇。如有名的《三元里》：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谿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扌春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且网开，枯鱼竟得倏然逝，魏绛和戎巨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后一辈的诗人贝青乔是一个“跌宕有奇气”，“生平具干济才”的爱国者。他参加过浙江沿海的抗英战争。他在奕经军中写的《咄咄吟》，因事作诗，就诗加注，是别具一格的史诗：
痛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镫。
天魔群舞骇心魂，儿戏从来笑棘门；漫说狄家铜面具，良宵飞骑夺昆仑。
前首记奕经门生武官张应云，当敌人来攻时，犹卧吸鸦片；后首记宋国经军戴纸糊面具，装作鬼怪，跳舞而前，敌人以枪炮迎击，遂不战而溃散。这些严峻的讽刺诗，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腐朽的军事史和昏庸误国的罪状。后来诗人旅食四方，做诗更多，更广阔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
同时代的林昌彝作《射鹰楼诗话》一书，集中地搜集并评论了反帝爱国的诗篇，改变了以前的诗话面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诗话也说明了作者对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观点：诗人必须关心国事，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象和重大的事件。他有一些诗正是这种观点的实践。此外姚燮、朱琦、陆蒿、黄燮清、金和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写下了不少具有现实内容、表现爱国主义立场的诗。就散文说，张维屏和林昌彝都曾表示反对“桐城派”古文。
稍后的冯桂芬、王韬，随着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不仅明白提出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而且在写作实践上也开辟了新体政论散文的道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实开近代政论散文的先例。王韬是我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他把所见所言“达之于日报”，那就是使文章社会化。他已顾不得什么“古文辞的门径”，而只求文章能够合乎一个简单的标准——“达”，明白清楚，人人能懂，毫无隔阂。他肯定社会化的报章日用散文，使文章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更有其特殊的进步意义。洪仁玕等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是彻底打击“桐城派”古文乃至一切虚伪的封建文学的历史文献。它提出文章革新的明确主张。认为文章的产生本来是为了社会实用，而“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因此它提倡“文以纪实”，“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以期“朴实明晓”，人人易懂。它反对“古典之言”，特别是那些不伦不类、荒诞无稽、饱含封建毒素的陈词滥调。从革新的实际看，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叙事议论，自觉运用通俗的语言和形式，确实是向着“朴实明晓”的文风努力的。他们的诗，如洪秀全的《达志》：“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杨秀清的《果然英雄》：“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让人？”都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政治内容。他们用诗宣布清王朝的滔天罪状，鼓舞千百万起义人民的杀敌意志和胜利信心，宣扬“吊民伐罪”的革命理想和翻天覆地的雄图大志。他们的诗的语言亦通俗易懂，生动有力。
和上述进步的诗文潮流同时，传统诗文也还出现另一种局面，这就是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明代作家在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影响下，一般鄙薄宋诗。清初以来，宋诗逐渐成为部分诗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但影响不大。乾隆嘉庆间，提倡宋诗，扩大宋诗的影响，关键人物是翁方纲。近代宋诗运动的发生同他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运动是作为模仿汉魏盛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它主要区别于“神韵派”和“格律派”。它的模仿对象是杜、韩、苏、黄，是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新发展。程恩泽、祁寯藻是这个诗派的早期人物。他们都是大官僚和考据家。
程恩泽诗学昌黎、山谷，所谓“率排益妥帖，力健声宏，琅琅乎若鸾风之啸于穷霄也”，实际是他远离现实，无视于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内容，不得不努力走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道路。
祁寯藻主张做诗要有“学识”和“性情”，而且态度总要“温柔敦厚”，显系清中叶主要诗派的调和论调。他的诗主要学韩，也偶然学杜、学白，大都是形式、语言的模拟，很少触及现实社会内容。无非是“感恩”、“扈从”、赴官旅行、官场应酬等等堆砌文字的庸俗纪录，是典型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品。
何绍基（1799~1873）、郑珍（1806~1864）、莫友芝（1811~1871）是这个诗派的重要作家。他们都是正统派考据家。他们都和程恩泽、祁寯藻有师友或幕僚的关系。
何绍基“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所作大都是书画题跋、山水景物描写和官场应酬之作。
郑珍诗主要学韩，所作大多是描写山水风土和自己的穷困生活。晚年作风转向学杜，也写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诗。
莫友芝诗风与郑珍相近，枯槁乏味，更在郑珍下。
曾国藩（1811~1872）也学杜韩，而特尊黄山谷，给这个诗派的影响更大。
“桐城派”古文，在乾嘉时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只是师弟相传，影响并不很大。近代使“桐城派”古文“中兴”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梅曾亮（1786~1856）。他的古文，具有“清淡简朴”的特点，但一般缺乏现实内容，成就不大。少数写景文，如《小盘谷记》等，篇幅短小，句句落实，而又多曲折变化，有一定的文学意味。后来曾国藩详述桐城派古文家源流，树立大小旗帜，从而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了“中兴”的局面。
同时期的吴敏树（1805~1873）不肯参加曾国藩幕府，也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实际他是在“桐城派”影响下刻苦自修的一个作家。他的古文，同样缺乏现实内容，成就不大。有些作品如《说钓》等，讽刺世态，刻意描写，有自己的特点。
词在这个时期，以蒋春霖（1818~1868）为代表作家。他倾倒一时，名气很大，所谓“咸丰兵变，天挺此才”。实际他的某些着名作品，如《〈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来者，感赋此阕》、《〈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淡黄柳〉扬州兵后……》、《〈台城路〉全丽生自金陵园城出……》等等，反对太平天国革命，凄苦哀怨，反映出他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