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公害小说”，近代小说的一种。是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侠义小说早在唐传奇《昆仑奴》、《聂隐娘》等作品中，已见雏形。宋代的《江淮异人录》、明代的《剑侠传》，以及宋元话本中的“朴刀”、“杆棒”类，均属侠义小说。公案小说则从唐宋话本中“公案”类话本演变而来、如宋元话本中的《简帖和尚》，明代的《龙图公案》等都是公案小说。到了近代才大量出现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的合流，形成为有固定格式的长篇小说，即侠义公案小说，如《三侠五义》（又名《七侠五义》）、《小五义》和《施公案》、《彭公案》等。内容多带有公案类话本色彩，写“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等，一般以“侠客”、“义士”如何协助名臣大吏或“清官”破案为主线，形成跌宕起伏的情节，构成完整的整体。这类小说对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的黑暗腐朽有所反映，但又把剪恶除奸的希望寄托在“清官”、“侠士”身上，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威力，表现了作者一定的局限性。
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古典小说发展到光绪年间（1875~1908），随着改良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虽然在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像《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侠义小说和《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但这些作品，只是前一个时期小说创作的余波，它们已经不能代表当时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在这些侠义小说中以光绪5年（1879年）出版的石玉昆《三侠五义》影响较大。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包公在展昭、白玉堂等侠客的帮助下，受理民冤、神断疑案，同奸臣庞太师父子斗争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侠客们帮助颜查散替朝廷剪除叛藩襄阳王党羽的经过。作品通过庞里、马刚、马强、柳洪、苗秀等反面形象，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主要是皇亲国戚以至土豪恶霸的横行跋扈，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作品塑造的包公，参太师，斩庞昱，成为后来深受人们喜爱的清官形象。小说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浓厚的平话色彩。《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它们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方面看都略逊一筹。在狭邪小说中，只有光绪18年（1892年）韩子云写的《海上花列传》具有一定批判现实的意义。作品通过赵二宝、李漱芳、周双玉三人的遭遇，在写出城市有产者荒淫无耻的同时，对妓女们的悲惨生活作了一定的反映。它用吴语写成。其中主要人物写得很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代表这时期小说创作新面貌的是从1900年左右到1910年之间出现的大批反映改良主义政治要求、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和许多阐述小说理论的文章。它们大都发表在当时创办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许多文学刊物上。
这一局面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中日战争后国家和民族危机愈加深重。广大群众对腐朽无能的清帝国已感到无望，纷纷想寻找国家积弱的原因。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幡然思改革”，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个改良运动。小说界革命就是这运动的一个方面。当时人们把小说看作是暴露旧社会、宣传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他们一反前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它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大批小说和小说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出现的。
这时近代性商业都市的相继出现，都市中广大市民阶层对小说的浓厚兴趣，外国小说的大量传译以及职业小说家的出现，也都是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这些小说有它鲜明的特色。首先是它们自觉地配合当时政治运动，有较为丰富的政治内容，凡官场的黑暗，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以至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无不在小说中得到反映。特别是宣传改良主义已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正因如此，也就决定了这些小说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虽然很广泛，但是不够彻底。如它们在大力揭露官场黑暗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幻想；在大量揭露帝国主义凶残的同时，又对它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甚至还美化了它的“文明”和“进步”。其次，小说对现实的态度是一味地暴露、谴责，缺乏理想的光彩。这固然由于当时现实的极端黑暗和腐朽，同时也由于作家认识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出寄托理想的正面形象。小说作者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讽刺手法，而又有所发展，它的特点是笔无藏锋，达到了极度的夸张和漫画化的程度。他们经常抓住一点，大力渲染，读来痛快淋漓，但由于典型概括不够，不能留给读者以深刻动人的印象。在小说的结构上，一般都采用若断若续的长篇形式，它主要是为适应报刊的分期刊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
当时不少小说理论文章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下列4个方面：
1.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一段话，是最有典型性的。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类似这种提法的还不少，王无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说：“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它们一反封建正统文人鄙视小说的观点，把小说地位空前提高，无疑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也不免失之片面，以至把小说的作用不恰当地强调到决定一切的地步。
2.提倡小说为社会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服务，使它成为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号筒。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就有“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的话。《月月小说》发刊词中声称其创刊动机是“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该刊出版祝词解释更为明确：“方今立宪之诏下矣，然而立宪根于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达之士夫，而在多数在下国民，……支那四千年专制之毒中于人心也深矣，人人心目中除一尊外，不知有所谓民权焉、自由焉、宪法焉、选举焉。至于今日士夫稍知之矣，而所望在下多数之国民则仍瞢瞢焉，而未有知也。”为此，小说当为“开通知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为密切服务于改良，他们主张，凡撰小说，“不可不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为之，不可不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为之”（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凡译小说当择“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
3.对古典小说作了各种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人仍受陈旧观念的束缚，把旧小说分成英雄、儿女、鬼神三类，而且片面地加以否定，把《红楼梦》、《水浒传》看成是诲淫、诲盗之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对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一反前人对《水浒传》、《红楼梦》的诬蔑，而认为“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说《红楼梦》是部有伟大“摧陷廓清旧道德”力量的小说，《水浒》是“中国小说中铮铮者，武侠之模范”。又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见《新小说·小说丛话》）。尽管它们还远没有对这些小说作出正确的论断，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大胆的意见。
4.对什么叫小说和如何创作小说的一些问题也有所阐述。首先他们看到了文学作品与其他科学着作的区别。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指出，人所喜欢的是“肉身之实事”（即具体生活），而不是“缥缈之空谈”（即抽象的理论），画和小说都能使你去“亲历”一下“如在目前之事”，而“小说虽稍晦于画，而其广过之”。他又说历史是“实有之事常平淡”，小说是“诳设之事常艳”。
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则已引用黑格尔的话，指出了形象性、具体性等作为小说艺术的特征。
其次，他们指出文学之所以吸引人，在于生动地描写了现实和理想。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问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外，他们还指出文学是通过感情作用来激动人的。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小序》说：“子则谓小说者，……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婉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有四种“神力”，“熏”、“浸”、“刺”、“提”。“熏”是指感情潜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突然刺激，“提”是指读者随书的感情而变化，把自己融入其中。
以上理论虽然还比较幼稚，缺乏科学体系；它们的哲学基础也都是唯心的。但我们却不能低估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把过去被看作“稗官野史”的小说的地位提高了，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蔑视传统看法，勇于建树的革新精神，对晚清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地方戏
元代的杂剧和宋元南戏的产生为地方戏曲树立了楷模，大大推进了地方戏曲的发展。从明中叶到清初，昆腔由于唱腔的优美和剧目的丰富，在剧坛上几乎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从清初到近代，地方戏曲日趋繁盛，有的唱腔更加丰富了，有的剧目更加多样了，并已有一批大型地方戏曲趋于定型和成熟。从声腔系统来看，除昆腔外，还有梆子腔、高腔、皮簧等三大声腔。属于梆子腔系统的，有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各路梆子戏；属于高腔系统的，有江西、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省的高腔戏；属于皮簧系统的，则有湖北、安徽、广西、广东、云南等省的皮簧戏。在各种民间歌舞和曲艺的基础上产生的民间小戏也很兴盛，如湖北、湖南的花鼓戏；四川、云南的花灯戏；江西的采茶戏；安徽的黄梅戏；河北与东北一带的嘣嘣戏等。这些地方戏曲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风格。
北京自金元以来就是我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北方的戏曲中心。清初北京已是昆曲、高腔、梆子腔争胜的场所。乾隆末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把二簧戏带进北京。二簧是弋阳腔同安徽的某种曲调结合起来的四平调又和湖北黄州一带民歌结合的产物；西皮起于湖北，是脱胎于西北梆子腔的新调。经过安徽、湖北两省艺人长期的努力，把西皮和二簧戏结合在一起，使二簧戏出现了一个新面目。到北京以后，它更在原有基础上，吸取其他剧种的优点，形成了京剧。到了近代，再经过无数艺人的不断努力，京剧更加发展，并逐渐流行到全国各地，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
京剧在发展过程中向兄弟剧种和说唱文学吸收了大量的剧目，许多传奇、杂剧的名着也被改编上演，同时还接受了清代内廷“雅部”串演长篇历史传说故事的影响。经过京剧艺人的集体创作和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不断提高，许多剧本都成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舞台演出本。但是由于京剧是在清朝统治全国的中心北京形成的，在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之下，也出现了宣扬封建道德、宗教迷信，美化投降变节行为的作品，如《双官诰》、《奇冤报》、《四郎探母》和有关《彭公案》、《施公案》的剧目等。就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也往往精华与糟粕杂糅。文字一般比较朴素，合于舞台演出要求，但加工不够。京剧剧本的流传主要靠师徒的口授心传和艺人们的传抄收藏。认真严肃地整理和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还是全国解放后才开始的。现在搜集到的京剧传统剧目约有1200多种，题材十分广泛，其中取材于《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水浒传》、《说岳》、《英烈传》等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故事最多。反映古代政治、军事斗争的戏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优秀的剧本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歌颂了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并且塑造了人民爱戴的英雄形象，讽刺和抨击了那些为人民所憎恶的各种反面人物。
《打渔杀家》（又名《庆顶珠》）从秦腔移植而来，经过艺人的长期琢磨，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剧目。故事取材于《水浒后传》，主人公萧恩是一个参加过梁山起义的好汉，起义失败后，带着女儿以打鱼为生。恶霸丁自燮强征渔税，多次派人催讨，他都忍怒退让，后来丁府又派教师爷强索，萧恩忍无可忍，起而自卫，打败了教师爷。这时他还想到官府“抢个原告”，不料却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顿毒打，并且要他去给恶霸赔礼。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了统治者的面目，燃起了他的复仇怒火，便铤而走险，杀了丁府满门。萧恩从忍耐退让到坚决斗争的性格发展过程，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在教育人民抛弃幻想、决心斗争方面有巨大的思想意义。
剧本中站在萧恩对立一面的丁自梁和吕子秋，他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这正是封建社会中官绅勾结欺压人民的反映。作者着力刻画的反面人物是外强中干、怕硬欺软、吹牛拍马、仗势欺人的丁府教师爷。这些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的人物，当人民真正起来反抗时，他就丑态毕露，使人感到他又可笑，又可鄙，又可恨。通过这一人物的描写，作者不仅嘲笑和鞭挞了作为“奴下奴”的大教师，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和讽刺了统治者的本质。
《群英会》是演三国赤壁之战的戏。剧本成功地描写了这一场复杂尖锐的军事斗争，出色地刻画了诸葛亮、周瑜、曹操、鲁肃、蒋干等人物形象。此外，《四进士》、《玉堂春》、《三击掌》、《宇宙锋》、《连升店》等也有不同的成就。
近代传奇、杂剧和乱弹剧本
光绪20年（1894年）中日战争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最拥有群众基础的戏剧形式开始受到重视。与改良小说的理论盛行的同时，改良戏曲的理论也出现了。
光绪30年（1904年），柳亚子、陈去病等创办中国第一个戏剧专门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其《发刊辞》说：“今所组织，实于全国社会思想之根据地，崛起异军，拔赵帜而树汉帜。他日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则中国万岁，《二十世纪大舞台》万岁。”他们是把戏剧看作武器，重视其“感化”力量的。同时，在《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以及《二十世纪大舞台》等刊物上，出现了大量的传奇、杂剧和乱弹剧本。它们密切配合了政治斗争，宣扬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