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通过这样一个典型事例，揭露了官贪吏虐的社会现实，并把矛头直指皇帝。为了皇帝的一个玩物，害得百姓倾家荡产。明宣宗朱瞻基最喜欢斗促织，据吕毖《明朝小史》，说“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并记载当时就曾发生类似事件。当然，《促织》不是纪实，而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写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说。还有《席方平》，写席廉得罪羊某。羊某先死，贿嘱冥吏使席廉而死。席廉子席方平赴地下代父伸冤，城隍、郡司、冥王受贿后对席方平施用种种酷刑，真实描摹了封建官府的贿赂公行和对人民的残害。
《聊斋志异》除了上述暴露封建政治的黑暗、谴责贪官暴吏压迫人民的罪行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毒害。如《司文郎》、《于去恶》、《叶生》、《贾奉雉》、《王子安》等，作品爱憎分明，生活气息浓，思想与艺术成就也较高。
《司文郎》写一盲和尚，在把文章烧成灰烬以后，能用鼻子嗅出文章的好坏，嘲讽了考官有目无珠。《王子安》嘲讽了醉心于科举功名利禄之辈。作品写王子安在考试之后，醉梦中被狐戏弄，以为自己高中了，便炫耀乡里，辱骂长班，露出种种丑态。作品生动而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后急切等待结果时的种种变异的心理情态。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还表现在反对封建婚姻、封建礼教的束缚方面。描写男女爱情和婚姻生活，是全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也是《聊斋志异》中占篇幅最多的内容。如《婴宁》、《白秋练》、《香玉》、《阿宝》、《王桂庵》、《连城》等。
《婴宁》塑造了一个不受封建礼教约束、纯洁无邪的少女婴宁的形象：美丽、天真、娇憨、多情，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白秋练》写商人慕蟾宫与白秋练相爱，因吟诵诗词而相思成疾，又互相吟诵诗词医病，知己相爱，结为夫妻。《香玉》写黄生在劳山下清宫爱上白牡丹花仙香玉，与耐冬花绛雪结为好友，不幸香玉被人移去，黄生的痴情又感动花神使香玉复生。黄生死后，竟寄魂为花，茁生于香玉、绛雪身旁。《连城》写连城和乔生反对封建势力对爱情婚姻的干预，歌颂他们互为知己的执着爱情。
《聊斋志异》不但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鲁迅曾这样评价：《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文多简洁，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聊斋志异》中的作品主人公大部分是花妖鬼狐，作者以其丰富的幻想把这些幽冥幻域世界的非现实事物，组织到现实生活中来。作品中种种奇幻莫测的矛盾冲突，乃是无数现实矛盾的反映。如《梦狼》，写自翁梦中到长子甲的衙署，看到门口一巨狼当道，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益惧”。甲唤侍者准备菜，“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惕而起，曰：‘此胡为者？’甲曰：‘聊充庖厨。’”后来金甲猛士“出黑索索甲。甲扑地化为虎，牙齿祏祏”。这一切看起来全是梦幻，现实生活中没有。实际上这些正是社会现实的写照。正如作者在最后的议论所说的“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使“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的！这些作品正是抒发了作者心中的孤愤不平，寄托他个人的理想。
此外，蒲松龄还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传统，形成了一种既典雅而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从而突破了古文语言平正板重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擅长创造文学语言的卓越大师，他所创造的大量生动、优美的文学语汇，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语言艺术的宝库。
蒲松龄一辈子没当上官，这反倒成全了他。他坚持不懈地写作，到七十六岁（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病死的时候，留下了丰富的着述。除《聊斋志异》之外，还有一千多首诗、一百多首词、四百篇散文以及“俚曲”（俗曲）、剧本、长篇小说和通俗日用读本多种。这些作品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将永远受到世界人民的珍视。
孔尚任
孔尚任，生于1648，死于1718，是清代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山东曲阜人。孔尚任是孔子64代孙。
康熙6年前后考取秀才曾专心于古代乐律的考订，为后来的戏曲创作打下基础；又广泛涉猎礼、乐、兵、家诸学。康熙17年在曲阜县东北石门山结庐隐居，读书写作，后辑《石门山集》。康熙20年捐纳为国子监生。清圣祖烨南巡时孔被举荐讲经，受到赏识。康熙24年为国子监博士。后参加疏浚黄河海口的工程，对淮扬生活现实有所了解，写作诗歌以反映人民疾苦，贬斥官场黑暗。后结诗为《湖海集》。曾游历江南明朝故迹。二年后封承德即。
康熙38年（1699年）6月，所写《桃花扇》传奇问世。北戏创作历经10余年，三易其稿而成。剧中结构巧妙细密，剧情跌宕，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在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画面中反映了南朝弘光王朝的覆亡。主题积极，在人物性格塑造和戏剧表现力的开掘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问世后迅即流传，在各地上演很受赞誉，与《长生殿》一起被称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孔尚任后升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不久受诽诬而罢官（一说被诬卷入贪污案）。返京后结诗作《岩堂稿》。后曾在山西修《平阳府志》，游武昌等地，并与刘廷玑合作《长留集》。康熙57年（1718年）卒于家乡曲阜。
其诗作不多且无大成就，而《桃花扇》一戏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有许多剧种移植，并译成多国文字传播。
吴敬梓
吴敬梓，生于1701年，卒于1754年，是清代杰出小说家，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青年时生活豪放，后家业衰落，移居江宁。安徽巡抚欲荐其应博学鸿词试，以病不赴。善诗文，尤以小说着称。所作《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小说中杰出的作品。又着有《文木山房集》。
吴敬梓于康熙4年（1701年），出生于一个很有钱的官僚地主家中，吴敬梓13岁丧母，14岁随父读书，“涉猎群经诸史”，几乎无所不读。18岁中秀才，是个少年得志的贵家公子。23岁时父亲因得罪上司而丢官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在父亲丢官的前前后后，吴敬梓见到了官场中互相倾轧的丑恶。
父亲死后，近亲蓄意侵夺遗产。在这样的生活经历中，他更看清世人的真面目，生活更为放纵，挥金如土，“遇贫即施”，几十年间，便“田产卖尽”、“奴仆逃散”。在近亲侵夺他家产的纷争中，使他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
吴家败落之后，族人乡邻都歧视他，嘲笑他，把他视为吴家的不肖子孙。受过他慷慨接济的人也疏远了他。他在家乡住不下去了。
33岁那年，吴敬梓怀着无限愤懑，移家南京。从此，鄙弃功名的思想更加增强了。他喜好宾客交游，足迹遍历江浙一带。
吴敬梓36岁那年，安徽巡抚赵国麟举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试，他托病拒绝了。当时，他生活很贫困，主要靠卖文章和朋友的接济，有时竟身无一文，肚子饿得直叫，他就喝凉水，喝饱了就睡觉。
贫困的生活使他的眼睛更明亮，使他的叛逆思想更强烈。他把自己的感情都倾注在笔端，写那些封建的文人。
吴敬梓笔下的读书人，有的拼命钻营考取之道；有的考中做官，就搜刮民财，残害百姓。封建文人的丑态被揭露得淋漓尽致。他对于自食其力的读书人，即给予同情和尊重。通过对境遇不同的儒生的描写，吴敬梓宣告了八股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吴敬梓是一位目光犀利，见解深刻的作家。可惜，穷困潦倒的生活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在完成《儒林外史》后不久，就病死了，终年53岁。
《儒林外史》这部书，写于他寄居秦淮的乾隆时期，大约完成于乾隆15年（1750年）。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明确说他“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50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然而这50卷已经不存在，现存最早的是嘉庆8年（1083年）卧闲草堂刻本，共56回。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作品中所写故事的背景是明代中叶，而实际写的却是在清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小说里的人物，大都以真人真事作为生活原型，通过他的艺术加工，成为典型的艺术形象。其中，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描写了封建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形象，写出了知识分子各个层次的心态，展现了中国文士社会的传统生活面貌。如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由于人们追逐名利而遭到破坏，道德价值贬值，人的价值得不到肯定，知识阶层智能和人格低下，既不讲究以道德自守，又丧失了吃饱肚子的能力，在传统和世俗生活所形成的矛盾中漂浮。在描写中，吴敬梓尖锐地讽刺与抨击了那些利禄熏心、热衷于功名的学子，如范进中举的悲喜剧，揭示科举制度怎样腐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衷科举的原因。在《外史》中出现的一些士子们，他们竭智尽虑的只是模仿那些八股文，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懂。官居学道，职司衡文的范进，竟然不知道苏东坡是哪一朝人。
士子们热衷于科举，是因为科举与官僚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举业是读书人唯一的晋身之阶，是攀登富贵巅峰的云梯，一旦中举、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也就有了一切。如迂腐老儒周进，除了墨卷之外胸中一无所有。受尽毕生辛苦，60多岁还是个童生。失了馆，随几个商人到省城给商人记账。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哭，最后直哭得口里吐出鲜血来。他并无家国之忧，不过是吐出做老童生的苦水。后经众人周济纳监入场。一经考中，便换了一个天地，“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这样一个极平常的故事却极深刻地揭示了“功名”与“富贵”的密切关系。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还特别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麻醉与毒害。作品在这方面成功地塑造了范进这个典型形象。范进一生醉心于科举功名，从20岁开始应考，直考到54岁，还没有考中。周进被钦点为广东学道，范进得进学。他想参加乡试，便向丈人胡屠户借路费，钱没借到，被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只好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等出场回家，家里人已经饿了两三天；到出榜日，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好抱了生蛋的母鸡去卖。没想到他中了举人。
人们到集上把这消息告诉他，他居然兴奋过度，猛地向后一跤摔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被救过来之后，他披头散发，满脸黄泥，一身臭水，鞋也跑掉了一只。他什么也不顾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拍手大笑，高喊“中了！中了！”后来，他被人打了一记耳光，才恢复了常态。从此，人们都来巴结范进，送他房屋、田产、衣服、杯盘。范进科举成名，从一个揭不开锅的穷光蛋，成了一个官气十足的“老爷”。
通过这一段描写，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知识分子的毒害。小说通过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从各个不同角度揭露了科举制度是怎样地麻痹人们的头脑，使人精神堕落、道德败坏、生活腐朽。如原本谨慎老成的匡超人，考取秀才便是他堕落的开始，最后完全成为一吹牛拍马、忘恩负义、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无赖。马二先生，颇有点侠肝义胆，能做慷慨丈夫事。他资助匡超人十两银子，并劝匡超人，说什么“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还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可见胸中只容得八股文选，何其庸俗迂腐？
吴敬梓对封建道德，比如孝悌（指弟弟敬爱哥哥），是很看重的，并作为一种美德，加以宣扬。然而，现实生活又使他看到了虚伪的道德面貌。很多文人都是言行不一，口头上是仁义道德，而实际行动又恰好相反。如第5回写王德、王仁弟兄都在教馆，颇有才学，是“铮铮有名的人物”。他们口头上讲的是“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而事实上满心想着的全是雪花银子，有钱到手，便可不顾一切。严贡生为争夺遗产，立嗣兴公，却满口说：“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务必要正名分”。作者用人物自己的言行揭露了封建道德在金钱和权势面前已经完全破产的现状。
此外，吴敬梓还揭示了某些封建道德本身的虚伪性。第48回写王玉辉的女儿自杀殉夫一节，最为深刻。王玉辉“做了30年的秀才”，是个“迂拙之人”，他曾经立志编纂一部礼书，一部字典。他恪守封建道德，当听到女儿要为丈夫殉节时，他向女儿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女儿绝食而死以后，他老伴哭得死去活来，他却说：“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她而今已是成仙了，你哭她怎的？她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但事后，在他的女儿被族表为烈妇，送烈女祠，隆重祭奠时，作者又写了“王玉辉一到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有时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这一段描写，十分生动地表现出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本质和虚伪性；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烈女殉夫的行为，是多么野蛮、残酷。
《儒林外史》还写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浪子文人形象，如牛浦郎的祖父开个小香蜡店，他因为在甘露庵读书，偷读牛布衣诗稿，便把自己的名字和牛布衣的号刻起两方图章，把牛布衣的诗稿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一心想，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往来。何等荣耀”！还冒名把董知县约到亲家相会，想吓一吓他们。说明了牛浦郎的卑鄙不堪，势利熏心。还有季苇萧、辛东之之流，以游荡为务，居无定所。他们只是以“选文”为名，到处说谎、骗钱、拐妻、吃白食而已。出身豪门的杜慎卿，永远在自我矫饰的优越感中过生活，形成了人格上的双重构造，以至不敢去正视潜意识里的矛盾虚假，名实暌离，表里不一，缺少吐露自己真实思想的勇气。他自诩超然不群，却终日和季苇萧那帮子流氓文人相周旋。他当着朋友的面大骂“妇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她的臭气”。背地里却求媒婆替他寻找“标致”的姑娘做妾。杜慎卿也是“雅得这样俗”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