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人民币跨境经济与金融循环研究(谷臻小简·AI导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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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金融循环枢纽:当代金融中心发展的决定因素

第一节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三阶段论

根据自身的研究思路,拟以全球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方式及其转变为基本背景,以分析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动因为基础,采取较广的历史视角,将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史大体上分为以下三大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欧洲商业革命开始至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些早期的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力、辐射力和影响力仍十分有限。

第二阶段从英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在世界经济及其所在国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至今,运输和通信技术革命以及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导致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

二、威尼斯国际金融中心:初显金融循环枢纽地位

由于威尼斯是伴随早期商业经济发展而最早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因此可以看到,对其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过程和形成条件予以简要的考察是有价值的。

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和发展,成为在欧洲出现威尼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必要条件:

1.从大约12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欧发生的商业革命,是一次贸易和商业的重大复兴,这促使西欧有效地突破了当时各种复杂的封建和教会法规制度的约束,非可逆性地向商业市场经济制度发展。

2.这种商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人阶级形成的过程。威尼斯发展为中世纪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其走在欧洲商业复兴的前列显然是密切相关的。

3.在商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商人先是建立作为聚集场所的贸易集市,接着又发展出适应商业经济需要的一套几乎独立的政治和法规制度。为威尼斯这样的中世纪城市国家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基础背景。

4.发展出稳定的、能够满足内外贸易需要的铸币制度,成为威尼斯形成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之一。

本书对威尼斯发展成为西欧中世纪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以及当时金融中心的相关发展情况,可以作出一些初步性的结论:

1.金融服务及其各种创新性活动,都是建立在各种实体经济活动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2.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经济规模和社会财富需在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达到一定总量,才可能形成金融中心;或者说,这是基本的必要性条件之一。

3.威尼斯所具有的相对较高的经济自由度和有利于促进经济交易的制度和规则,有效地保证了国内和跨国、跨地区商业交易的大规模展开,并由此导致货币和信用交易在威尼斯的相对集中,而且重要的是,威尼斯作为金融中心,初步显现了在促进货币国际化方面所具有的金融循环枢纽地位。

三、欧洲工业革命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际金融中心

工业革命的进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不一样的,它始发于北欧,然后逐渐向其他社会扩散,在“二战”后进程大大加快,其规模是空前的,并且以加速度发展至今。在这一进程中,伴随着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不断形成和变迁,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先后崛起了伦敦、纽约和东京三个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它们在压缩全球空间交易尺度和主导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过程予以简要考察就可以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传统的世界经济运行格局是发达国家生产制成品,而向欠发达国家进口初级产品。在这一总的生产和贸易格局中,制成品生产国始终处于世界经济阶梯的顶端,其生产和内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必然带来其总体经济存量和流量的急剧扩大,由此刺激其国内金融业的完善和发展,并迅速推进其金融业及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总的来看,全球制造业中心、货币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金融中心三者之间是彼此促进的,其中,金融中心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于其货币国际化来说,发挥了金融循环枢纽的重要作用。

四、离岸金融中心的兴起与衰落

在战后过渡时期,国际性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很微弱的,各国政府对国内金融机构任何国际性的金融操作都有严格的管制。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城市都曾在不同的阶段着力发展过离岸金融市场。这些市场的建立,在当时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最近几十年来,各国政府已竞相放松管制,力图通过金融自由化改革来提高其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致使离岸金融市场原有的优势逐渐淡化或丧失。

第二节 当代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决定因素

一、引言

世界金融的发展历程表明,金融业的进化史就是一部金融效率的进化史;而金融中心的演化过程则集中反映了金融业进化的主要历程和本质特征。

二、当代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

国际金融中心的内在形成动因为以下三个基本层次:

(一)基础性因素:金融需求

由于金融中心是在经济和金融交易过程中实施对金融资源的集聚,起着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因此,无论从金融中心发展史,还是从当代金融中心在全球的分布形态看,在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各类决定性因素中,经济和金融规模及其在地理上的分布特征都属于第一层次的核心因素,是产生金融集聚的一个基础性条件。

(二)政策性因素:金融供给

国家或地区层次上的经济、金融制度和政策可能直接决定着金融供给和金融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并由此决定着与境外经济之间联系的深度与广度,以及与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有关的金融变量跨境流动的规模和方向。

(三)市场效率因素:创新动力

这里的市场效率因素更多地着眼于该城市的地理区位和金融市场条件等微观性因素。

三、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全球金融中心竞争的主要特点

1.单个金融中心对全球范围内经济运行的控制性影响和作用相对减弱,以全球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为三极和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和运行格局趋于弱化。

2.世界各国金融结构日益向趋同化的方向发展,资本市场容量的扩张和功能的强化在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3.国际金融中心传统的形成路径可能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其交易的性质可能是全球性的。

4.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向最大程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和向市场交易者提供尽可能高的流动性。

四、金融中心发展的后发效应与替代效应

在未来的金融竞争中,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与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可能产生两类效应:后发效应和替代效应。例如,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仍处于转型期,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金融为主导,基础性的资本市场结构和功能仍较单一,各类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仍不健全,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仍需大力深化和扩展,即使是信贷市场的发展也亟待进一步深化。与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相比,这些基本特征为国际金融机构在这类金融中心城市的集聚留下了大量创造盈利的空间。这是所谓的后发效应。

由于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已具有相对较高的金融体系极化效应,如果欠发达的金融市场难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其所需要的金融工具和产品,那么市场参与者就可能转向这些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从而弱化欠发达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能力,这是所谓的替代效应。

很显然,后发效应与替代效应之间构成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种作用机制对欠发达市场的金融中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五、结论

在上述分析中,本书将影响当代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各种决定性因素区分为三个层次:基础性因素、政策性因素和市场效率因素,它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阐释了金融需求、金融供给和金融创新在引起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动力机制。

第三节 金融中心建设对中国金融崛起的战略作用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作用

1.促进金融中心所在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

2.确立一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战略地位

3.维护经济和金融安全

二、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与战略选择

(一)经济强国与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强国战略目标的协调推进

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显然既是实施经济强国道路的一种自然延伸,更是维护经济强国地位和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条件。

要确立中国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金融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支持经济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稳定发展,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强国目标,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是一种必然的战略性选择。

(二)改革开放与金融中心建设的协调推进

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战略应是在符合国家整体改革开放战略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只有两者协调推进,才可能获得最大的战略利益。

(三)国内经济均衡发展与金融中心建设的协调推进

中国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必将首先建立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同样重要的是,国际金融中心对金融资源在地区间的优化配置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四)分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协调推进

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持续而较大的增长潜力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都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中国缺乏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因此就难以很好地分享自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四节 中国金融中心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至1990年)

这一阶段宏观上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尚未明确提出金融中心建设的具体目标。

二、第二阶段(1992至2008年)

这一阶段以政策扶持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国家战略的实施。

三、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

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以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为契机,通过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家战略的快速发展来推动中国的金融崛起。

四、结论

第一,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是在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世界经济迅速融合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战略正是在这一基本背景下实施的。

第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金融中心建设的竞争显著加强金融中心的整体布局已初步显现。

第三,关于上海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有条件建立以经济和金融实力为基础的世界级金融中心,这也是中国实施经济和金融强国战略的客观要求。对于上海和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中央一直予以高度关注和支持。显然,只有两者在互助、互补和互动中共同发展,才可能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