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列席会议者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1）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全会之前召开了预备会议，对这两个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讨论。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分8个部分：（1）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2）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3）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4）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5）”文化大革命“的10年；（6）历史的伟大转折；（7）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8）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决议》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决议》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决议》还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是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历史文献，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1）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2）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3）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4）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5）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6）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次全会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重要作用。
这次中央全会有关人事的变更，经过了长期反复的酝酿。党内外许多人普遍认为，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IT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它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前的酝酿和这次中央全会讨论过程中，大家都认为，有必要进行人事变更，同时对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
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全会相信，如同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而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那样，这次经过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也必将促进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它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于1981年7月1日发表。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下，从1980年3月开始正式起草工作的。到通过，用了1年零3个月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叶剑英在庆祝会上的讲话，已经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并且指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这次讲话之后，中共中央从1979年11月起，就集中了一些同志，开始阅读各种资料，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为起草《决议》进行准备。
3月，《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开始，邓小平在对起草小组同志的谈话中，对写《决议》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提出了三项要求：（1）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2）实事求是地评价建国以来32年的功过是非问题。（3）在上述两条要求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搞四化。
在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亲自确定《决议》的内容和结构，多次听取汇报，提出具体意见。中共中央还组织不同范围的集体讨论，反复修改这个《决议》草稿，其中比较大的几次是：
8月，第一稿草成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之后进行修改。
10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干部中，共有4000多人参加讨论《决议》第二稿的会议，共用了20多天，起草小组根据这次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3月，第二次修改稿，再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和熟悉党史的部分老同志，分别征求意见。他们有的把意见直接写到《决议》草稿上，有的和起草人面谈，总之都认真严肃地提了宝贵意见。
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另邀部分同志共76人参加讨论、修改。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通过了《决议》，并决定提交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
6月22日至27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30多人到中南海征求意见。
当1981年6月下旬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讨论《决议》时，已是第七次了。
这7次讨论《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待建国32年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态度是郑重严肃的。修改过程中，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表明中共不愧为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制定这样一个《决议》，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提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决议》的基本结论上来。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具有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上来，集中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上来。
《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部分，概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阐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贡献。这一部分的中心思想说明中国革命的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决议》指出，党从建国前28年历史的两次严重挫折中懂得了排除“左”、右倾干扰，是党领导人民大众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靠的是党，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人民军队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第二部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并列举了10项主要成就。同时，《决议》也指出，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纵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成就与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相比之下，成就是主要的。
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决议》指出，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一部分是起草、讨论过程中，争论最多、反复修改的部分。主要对“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倾，三年困难等问题的看法，影响了对十年发展全过程的认识。其后遵照邓小平的意见，对这十年成就，作了如下概括：一是我们现在得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大部分是在这十年奠定的；二是我们的经济、文化建设干部，包括技术人员、领导干部、管理人员以及熟练工人，大部分也是这十年培养起来的；三是我们的建设经验，大部分是这十年积累起来的。
这十年也确实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犯过严重“左”倾错误，但没有支配全局，因为这个时期，党的领导核心，都能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正常进行工作。《决议》指出，这期间的成就与错误，都与党中央有直接关系，毛泽东虽负有主要责任，但不能全都归咎于他。
第五部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决议》首先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列举出来，其核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决议》在列举了这些错误论点以后，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郑重严肃的批评。第一，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第二，混淆是非必然导致混淆敌我。第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第四，“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述了毛泽东的功过。指出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毛泽东还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党内的问题，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和揭露。包括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政策，包括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国务院、人民解放军能进行必要的工作，四届人大能及时召开，社会主义制度仍能保住，我们的国家仍能保持统一，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
《决议》这部分还讲了党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这个斗争的胜利，表明我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这部分的结尾，《决议》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