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理论方面，许多本来是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也被当作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加以批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针对几年来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教条主义偏向，和创作中新出现的浮夸的浪漫主义倾向，提出文艺题材和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因为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描写他们也是很重要的，创作要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后来这些观点在1964年被简单地说成是主张"写中间人物论"，是要"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被当作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大加批判。邵荃麟则被当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在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言人，横加批判。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思想指导下，文艺界情况被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对文艺界的过火批评使这种反修斗争日益尖锐。加上康生、江青等阴谋分子的从中活动更使得问题复杂化。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许多优秀作品被当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许多的优秀剧作家或文艺界的领导干部被戴上"反党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等政治帽子，受到打击。它不仅破坏了党的"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而且也发展了用政治手段来处理学术问题的恶劣先例，进而波及其他学术领域。
新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这个规划，是聂荣臻主持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于本年检查1956年制定的12年科技发展规划执行情况后，根据54个主要项目已基本完成46项，需要制定一个新规划的客观需要，由两委分别制定的。其中国防方面的规划，在工作进展中曾数次修订。直接参加了制定新规划的科技专家有l万余人。批示指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规划及所需人力物力条件，则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科委审查平衡后，在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逐年予以安排"。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转发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10月24日《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报告在"执行12年科学技术规划成绩显著"中说："7年来，科学技术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到1962年底，全国科学研究机构由381个增加到1296个，在主要的学科和技术领域内，几乎都已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从18000人增加到68000人，其中大学毕业程度的55000人。"报告在"目前我国科学技术的水平，与国家建设需要和世界先进水平比较，差距尚大"中说，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大体上达到世界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40年代的水平。现有水平同国际上60年代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报告在"为了实现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宏伟目标，10年内，必须先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赶上60年代的水平’中说："在这次规划中，我们提出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急需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报告在"确定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说：lO年规划提出了374个重点研究试验项目，在此基础上选定了国家重点项目32项。其中农业方面10项，工、交、资源勘探方面13项，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6项，医学1项，其他方面2项。报告确定了如下目标：（1）为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科学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2）重点掌握60年代工业科学技术，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发展重要的新兴工业、提高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科学技术成果；（3）切实保证国防尖端任务的初步过关；（4）加强资源的综合考察，加强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研究，为国家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根据；（5）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防治主要疾病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上，作出显著成绩；（6）加强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充实科学理论的储备，加强科学调查和实验资料的积累，建立和加强重要的和空白薄弱的学科；（7）大力培养人才，充实现代化实验装备，在各个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形成研究中心，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我国建设中科学技术问题的、又红又专科学技术队伍。
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的陪同下，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这次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阿尔巴尼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历时72天，行程10.8万里。周恩来总理的这次出访，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访问期间，周恩来同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促进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周恩来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就必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
关于国际问题，周恩来强调，不能只由少数大国来决定，站起来了的亚非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无视亚非新兴国家的独立意志，企图抹煞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世界上所有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应该一律平等；任何人采取以大凌小、以强欺弱的做法，都是绝对行不通的。世界上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有的国家虽小，在国际事务中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立场，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还指出，目前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席位分配，对于亚非国家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中国政府完全支持亚非国家要求增加它们在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席位的一切努力。
对于亚非国家的发展方针和亚非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周恩来指出，亚非各国人民深深地懂得，独立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斗争；独立以后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也首先需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是一条信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完全独立的道路。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力更生，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尤其是亚非国家在各自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互通有无、互补短长、互相援助。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
周恩来在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访问时分别提出了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概括起来，是：（1）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4）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
周恩来在访问加纳共和国时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并且写入了中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其内容为：（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对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这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关于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政策，表达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
周恩来总理14国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这次访问加深了中国同这些亚非国家问的相互理解，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的传统友谊；周恩来所提出的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处理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的一些具体准则。
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林彪当上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一上台便利用党内存在的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片面强调空头政治。他把毛泽东在1939年对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概括为"三八作风"大肆宣传，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在1960年10月，林彪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即：（1）正确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人的因素、政治思想的因素，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2）正确处理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工作的生命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可以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因此，一切工作都必须强调政治挂帅"。（3）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应当把思想工作当作政治工作的突破口。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4）正确处理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结合"。"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这里，林彪把政治工作提高到无条件的、绝对的高度。毛泽东对林彪在军队中所搞的这一套"突出政治"的做法很欣赏。认为加强政治工作是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不变颜色，促进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中央于1960年12月21日转发了这个决议并作了批示。批示说："这个决议，继承和发扬了1929年古田会议的传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了解放11年来军队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措施，打中了要害。""这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年12月15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大区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分管工业交通工作的书记，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经委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肖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毛泽东还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关于干部来源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4个部这样做了。"按照毛泽东的这封信，会议决定在工业交通部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干部和工人的头脑。要学习解放军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的经验，使广大职工群众、工业管理机关、现代企业更加革命化。会议号召所有的企业都开展比学赶帮活动，继续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思想，掀起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会议还号召各企业，凡是产品技术经济指标落后于1963年底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都要努力追赶这个先进水平，现在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当努力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会议之后，在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抓政治工作、学习解放军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