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汪精卫集团日趋右转，反动军官反共活动日趋猖獗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对汪精卫抱有很大幻想，仍认为当前共产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搞好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中共中央这种思想表现在行动上，即是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的态度，并跟在他们后面片面地指责工农运动过火。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采取下列紧急措施来挽救处于危机中的中国革命：（1）用一切办法协助工农运动，并"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2）"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3）"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4）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等人对这个指示的各项措施一概拒绝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更是把这个指示直接拿给了汪精卫，以表示其对汪精卫的信任。6月，当汪精卫集团加紧策划反共活动时，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压制工农，向汪精卫让步。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告指出："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6月28日，因国民政府有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由湖北省总工会将工人纠察队自行解散。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写道：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共产党人企图以这种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然而让共产党人始料不及的是，在中共中央的容忍下，汪精卫集团加快了"分共"的步伐。
6月中旬，汪精卫等开完郑州会议后返回武汉，即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队中策划"分共"事宜。6月27日，国民政府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并逼迫共产党人苏兆征、谭平山辞去国民政府部长职务。6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北伐军军官何键公开发布反共训令，攻击、污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
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的举动，遭到了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反对。7月14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谴责了武汉汪精卫集团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并严肃地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邓演达也在此之前，发表了《告别国民党同志们》，谴责了汪精卫等人曲解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的言行，并毅然辞去所兼职务，离开武汉。
汪精卫等人却不顾宋庆龄等人的抗议，公然公开反共。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分共"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分共问题；在未开会之前，应"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会议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规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凡国民革命军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后不准共产党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不准国民党员加入他党，违者以叛党论。这即是七一五"分共会议"。虽然汪精卫宣称武汉的"分共"是"采用和平的方法"，并为此发布了"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和"保护农工"两项训令，但随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则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
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也标志着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遭到失败。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第一次英勇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派遣中央常委李立三等到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力量，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但这时张发奎已实行"清共"政策，李立三等便向中共中央提出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的主张。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同意了李立三的建议，作出了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当时国民党在南昌方面的兵力比较薄弱。朱培德所部的第三军、第九军主力分别驻扎在江西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只有6个团，加上留守机关，约1万余人。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扎在九江的**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驻扎在南浔铁路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骨干是周士弟领导的第七十三团）、新从鄂东开到九江的由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以上3支均属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建制。还有在南昌城内的由朱德率领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奉命从武汉赶来由卢德铭率领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属第二方面军），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总兵力约有3万余人。兵力对比表明，形势对起义有利。
7月26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派遣，由陈赓陪同，从武汉来到南昌，具体领导起义工作。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宣告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委由周恩来任书记，成员有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翌日，成立了南昌起义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等领导下，起义部队对驻守在南昌的国民党军6个团进行了突然的全面进攻。起义部队仅用近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1万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城。8月1日上午，前委派聂荣臻到马回岭车站部署第四军第二十五师起义。第二十五师大部起义后，于8月2日开到南昌，与市内的起义军会合。卢德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因在赶赴南昌途中被国民党军阻拦，未能赶到南昌参加起义，后来分别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9时，起义军在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了由起义领导人和各省市及海外华侨代表4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有宋庆龄、谭平山、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吴玉章、林祖涵、贺龙、**、张国焘、徐特立、李立三、彭湃、苏兆征、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张曙时、彭泽民、黄琪翔、江浩、陈友仁、张发奎、经亨颐、朱晖日等。委员会推谭平山、宋庆龄、贺龙、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主席团。会议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宣言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随后，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总指挥，**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下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功恭；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第十一军，军长**（兼），党代表聂荣臻，下辖3个师：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古勋名（后为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任），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全军共16团又4个营，总计3万余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向南昌进攻。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从8月3日始，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朱德率领第九军为先遣队和蔡廷锴率领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先行离开南昌。4日，**率领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撤离。5日，中国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直属部队、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撤离。6日，周士弟率领所属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撤离。
月4日，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至进贤时，脱离起义军，被国民党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收抚。8月7日，起义军大部抵达赣西临川，在此休整3天。8月25日，起义军抵达瑞金壬田，与国民党军的钱大钧部展开激战，歼敌3个团，并于26日乘胜攻占瑞金。30日，又攻占会昌。在转战途中，起义军公布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宣布要继承北伐革命没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
从9月开始，起义军向福建、广东进军。9月上旬，攻占福建长汀、上杭；中旬，攻占广东大埔的三河坝。尔后兵分两路，由朱德率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进军潮州、汕头。9月下旬，起义军主力攻占潮州、汕头后，又第二次分兵，一部留守潮汕，一部西取惠州。9月底10月初，起义军在汤坑、三河坝分别遭到优势敌人的攻击，激战数日，损失惨重，所占之潮州、汕头等地亦相继失守。随后，所留部队，一部约1200余人由颜昌颐、董朗率领进入海陆丰地区，后与当地农军会合，成为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主力；一部约2000人，由朱德、陈毅率领进入湘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朱德、陈毅所率部队后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逐渐发展成为红军的一支主力。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军队、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开始。由于南昌起义特殊的历史意义，1933年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八七会议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分共"，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为挽救中国革命，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今后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中心地带的三教街41号秘密召开，史称"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男、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会期1天。会议听取了罗明纳兹作的政治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币嘛、罗亦农、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八七会议主要解决了三方面问题：
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从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共产党与土地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共产党与武装斗争等方面，较为系统地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议发布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最近几个月，"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最近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和"总的理论"，是"退让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下，"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共产党的指导者成了国民党上层分子的政治俘虏。
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政治局委员有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会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常委；同年11月，又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常委。
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会议指出："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的斗争。"会议还就土地革命规定了具体办法："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农民"；最近"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对小田主实行减租。
关于武装问题，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在这方面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会议强调了武装斗争在现阶段的重要性，并决定"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还通过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大纲。
规定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路线。
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会议决定将党的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并具体规定了党在秘密状态下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其总体要求是，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和"党内的民权主义"，改正党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为此，《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要求各级党部按下列办法尽快进行改组：
清算右倾错误，统一全党思想。各级党部对于党在过去所犯的右倾错误，要设法极缜密地进行党内讨论。
建立各级审查委员会，审查全体党员。自省委以下各级党的委员会的成分，"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
在讨论和审查的基础上，改组党的领导机关。在改组时，"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
支部之内划分小组，党部之间建立秘密联系。
在党外团体中建立秘密的党团组织。
严格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和组织纪律。会议规定，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对于党的纪律和各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必须绝对服从。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
会议的这些措施，对于党的组织顺利地转入秘密状态和在秘密状态下如何开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