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按藏传佛教惯例，必须寻访灵童作为达赖的候选人。经过多年的寻找、筛选，1939年7月13日，十三世达赖转生后身（即行将继位之十四世达赖）在青海塔尔寺附近寻获，系5岁幼童拉木登珠。由护送员马元海及藏方寻觅大员护送回藏，国民党中央也拨款10万元作护送费用。9月15日，拉木登珠被护送至拉萨。随即，西藏僧俗在热振呼图克图领导下，积极进行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为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1939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启程赴西藏，1940年1月3日抵达拉萨。2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命令称，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令着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款40万元，用作坐床典礼经费。2月22日晨6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吴忠信主持坐床典礼，中央及西藏官员500余人出席。行礼时，吴忠信坐于达赖之左，面南平坐；中央官员坐东面西；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率各僧官坐西面东；噶伦及藏中俗官坐南面北。典礼隆重庄严，历时3个小时。为庆祝坐床典礼，拉萨市内举行赛马跳神表演；陪都重庆也在长安寺举行庆祝大会，市区悬旗结彩，遥示庆贺。蒋介石等亲临长安寺观礼。吴忠信还授予热振摄政带有金质特许状的称号、金印和二级吉祥如意大勋章，其他噶伦成员也被授予三级奖章。通过这次坐床大典，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传统地位得到加强。
热振亲中央政府的做法引起了亲英集团的不满，他们强迫热振于1941年提出离职3年，回藏北热振寺院静休，后又将热振残酷地剜目毒杀，西藏地方政权被亲英分子所控制。1947年印度独立后，仍从幕后支持西藏上层集团中的分裂分子搞所谓西藏独立活动。1951年春，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亲政，派代表团与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谈判，李维汉与藏方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共同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和平解放；达赖也与班禅言归于好。1955年达赖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中少数人和上层反动分子撕毁协议，发动武装叛乱，达赖随叛军逃往印度。此后，达赖一直在国外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毛泽东纵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日，继续同国民党反共投降逆流作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因此，正确地制定和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具有决定意义。与此同时，党内"左"的倾向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他们错误地估计时局，忽视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事实，把第一次反共高潮看成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马上要分裂，主张对顽固派无限制地斗争下去。党内右的倾向仍然不敢对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坚决抵抗，唯恐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妨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为正确地开展对顽同派的斗争，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纠正"左"右倾错误倾向，争取时局好转，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全面系统地闸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形势的基本特点，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方向和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方向在进行激烈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把统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和派别划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在中国，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争取中间势力是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严重的任务，但必须具备一定条件：（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争取中间势力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作为革命的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而中间势力是作为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不同势力，也应有区别的争取。
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就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投降政策采取坚决斗争加以孤立。顽固派采取两面政策，一面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将来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应尽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又必须同他们的反共投降政策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不可缺少的手段。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三个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对顽固派斗争应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毛泽东强调，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不会变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统一战线中，决不能重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不能重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十项原则：（1）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3）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5）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6）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7）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8）对汉奸亲日派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和孤立，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拉拢和争取。（9）既须对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10）既须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必须将德意帝国主义同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毛泽东还具体制定了共产党关于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项具体政策，强调指出，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和各项政策，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坚定的原则性和斗争艺术的灵活性巧妙结合，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倾向，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后，汪精卫以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身份，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年1月23日至26日，新老汉奸在青岛开始了筹建伪中央政府的谈判。参加会议的有汪精卫派代表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朱深、齐燮元等，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会上，周佛海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会谈，签订了蒙古自治政府之地位及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书面协定。会议决定了伪中央政府大纲、政纲及政策，决定伪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首都定为南京。会议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于3月初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府于3月中旬成立。会议还对《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伪临时及伪维新两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机构预定一览表》，以及关于召开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等问题，或原案通过，或授权汪精卫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根据青岛会谈达成的协议，3月20至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记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邮、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蓬，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国家社会党代表诸青来、李祖虞，中国青年党代表赵毓松、张英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卓特巴扎布、陈玉铭，以及其他方面代表。会议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通过国民政府成立大纲案，拟定伪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另附加标志；伪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成立。会议决定，在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全国最高指导机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主席；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接办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取消后政务；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撤销后，已办政务由伪国民政府直接接收。成立宪政实施委员会，负责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国民政府还都后，宣布重庆国民政府对内对外各种法令及条约、协定、契约等一概无效，所有重庆政府军队应即停战等待命令，所有公务人员应于最近期间到南京报到。会议决定了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及"绥靖"主任人选，并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在林森未到任前，由汪精卫代理。这次伪中央政治会议为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完成了各种准备工作。
年3月30日，汪精卫率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首脑，前往原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大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宣告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国民政府还都宣言》，声称根据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还都南京。全国以内，只有此惟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为政府最大之方针。对外与日本共同努力，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使无遗毒。对内革除独裁，对共产党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命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重庆及地方公务人员务须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所有军队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当天，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两政府联合委员会发表《解散宣言》。伪临时政府发表的宣言称，国民政府改组还都，宣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之两大目标，均能吻合临时政府本来目的，两者自当归于统一。伪维新政府发表的宣言称，中央政府即日成立，同人等赞成于先，尤宜辅助于后，所有原设之维新政府，应即宣告解散。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政务院院长卓特巴扎布也发表谈话，宣称蒙古政府乃建设东亚之一羽翼，今后将坚持东亚诸国共存共荣之一贯方向，一致迈进，与往昔无殊。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郑重声明，南京汪伪政府或中国他处存在之其他伪组织，其任何行为当然完全无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汪伪国民政府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其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汪精卫代理。国民政府下设五院。行政院长汪精卫，副院长褚民谊。行政院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海军部长汪精卫，军政部长鲍文樾，财政部长周佛海，教育部长赵正平，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工商部长梅思平，农矿部长赵毓松，铁道部长傅式说，交通部长诸青来，社会部长丁默邨，宣传部长林柏生，警政部长周佛海，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楣，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稣。司法院最高法院院长张韬，行政法院院长林彪。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监察院审计部长夏奇峰。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考试院铨叙部长江亢虎，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焦莹。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参军长唐蟒。
江伪国民政府地方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3个特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22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