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曙光初现(1940-1949)
1978600000057

第57章 1948年(3)

通货的恶性膨胀,带来的是物价飞涨和币值猛跌,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如以米计算,上海每市担白米1948年1月值法币150万元,5月值580万元,8月值6500万元。上海批发物价1948年1至8月上涨了50倍至100倍;如以8月物价同1937年1至6月平均物价相比,上涨了500万至1100万倍。以法币同美金、美钞相比,其贬值的速度更为惊人:每两黄金1948年2月合2200万元,到7月则为1.1亿元,到8月更超过了6亿元;1美元1948年1月值法币17万8千元,至8月就上涨60余倍,达1108万多元。法币的贬值已贬低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

为了挽救这一濒于崩溃的财政危机,1948年6月王云五向新任行政院长翁文灏建议,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所存黄金和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采取政治力量来收兑或收存全国人民所持有的金银、外币,实行管制经济。根据这一建议,行政院于1948年8月19日以"总统命令"名义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开始实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其要旨为:"(1)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行政院同时还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主要规定:(1)金圆券总发行额为20亿元,每元法定含金量为0.22217克,分兑法币300万元和东北流通券30万元,兑换期内,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可按规定折合率流通使用。(2)黄金、白银每市两分兑金圆券200元和3元,银币每元兑2元,美元每元兑4元,一切金银、外币只中央银行有权收兑、保管,兑换期限至9月30日止,过期未兑、未存者,一经查出,即予没收。(3)所有中国人(华侨除外)的外汇资产数量,均需于12月31日前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并交其保管。(4)实施"限价政策",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之水准,并不再按生活指数发放薪金。(5)禁止工厂罢工、怠工。

为了实施上述法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广州、天津三地分别以俞鸿钧和蒋经国、宋子文、张厉生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这些督导员,除拥有全权执行上述一系列控制及监督措施之外,并拥有行政及指挥警察的权力。以图靠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与警察的手段来兑换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挽救经济困境。国民党舆论公然叫嚣要借"一二颗人头祭刀","刑乱世用重典"。

金圆券发行的最初6个星期里,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上海等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市民被迫将手中的金银及外币兑换成金圆券。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掠夺的金银外汇,据翁文灏1948年10月向立法院的报告,共值美金2亿元。于是,国民党政府便宣布币制改革"成功"。

但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早就预言,金圆券的发行,"有一个真正的危险存在着,即这些通货膨胀的力量可能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果然,国民党政府限定物价的政策很快就被打破,因为商人所在限价之下无利可图,便纷纷停止、歇业、囤积商品,隐匿物资。正由于货物奇缺、贸易停滞,又促成抢购狂潮,人们拼命的抢购,造成物价飞涨。10月2日,上海首先发生抢购风潮,市民见物即买,尽量将金圆券花出去,深恐一夜之间币值大跌而大受损失。上海南京路一带的著名绸布号和河南路的呢绒店,开门后人群蜂拥而进,满架货物倾刻被抢购一空。抢购风潮迅速从上海蔓延到其他城市。天津"百分之九十九的货架都空空如也",北平"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十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抢米风潮。上海抢米风潮,一天达27起之多。米荒使上海陷于瘫痪之中,商店货物卖掉了,补不进货;工厂因无原料,纷纷停工停产。

物价上涨,金圆券贬值,又造成了兑换狂潮。人们看到金圆券步上了法币的覆辙,都争先恐后抢兑金银。有些商人雇用大批失业者日夜候在银行门前,进行疯狂抢兑。更有些工厂商号停止营业、生产,出动全体职工前往中央银行抢兑黄金。到1948年11月,市面流通金圆券的数额超过了8月19日。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被打破,金圆券信誉大跌。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1月10日宣布取消"限价",12日又公布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宣布金圆券贬值10倍,并撤销了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圆券的发行便如决堤洪水,无边无际地泛滥起来。11月发行量为33.94亿元,12月为83.2亿元,1949年1月为208.22亿元,5月又猛增至679.458亿元。金圆券也同法币一样变成了废纸。1949年4月15日,金圆券一天之内贬值40%,黄金每两与金圆券的比价达到1比750万元,美金1元与金圆券比价达到1比14.8万元,同1948年8月相比,上涨了3.7万倍以上。同期间的物价上涨也相当惊人:以1948年8月物价总指数为准,11月上涨了25倍,12月为35倍,1949年1月为128倍。这样,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进行的"币制改革"完全破产,市场物价上涨幅度完全"听其自然",国统区的经济也随之全面崩溃,而经济的总崩溃又促进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灭亡。

蒋经国上海"打虎"

在国民党政府"官倒"猖獗严重危害到统治财政基础之际,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之时,国民党政府设立上海、天津、广州三大经济管制区,分别以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为经济督导员,而分别以蒋经国、王抚洲、霍宝树为经济督导副专员。督导员除具有全权控制、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实施外,并具有行政及指挥警察的权力。在这些督导员、副督导员人中,最为显目的是上海经济督导副专员蒋经国。蒋介石把儿子放在上海,企图挽救上海地区的经济崩溃。国民党宣传机构也声称,"刑乱世,用重典",要以"一二颗人头祭刀"。

蒋经国立即走马上任,试图有一番作为。他组建了"戡乱建国大队"、"上海青年服务队",提出了"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口号。在万人大会上,蒋经国声称要进行"第三次革命",要建设新上海。在青年军人联谊会上,他又声称:"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全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为华丽衣着,而放弃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他警告"官倒"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与商人勾结,政府要加倍惩办。"他还充满信心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他声称:"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

造成声势之后,蒋经国1948年8月23日至27日,指挥上海市6个军警单位全部动员,下令"对违犯物价管制规定者,吊销执照,没收货物,对负责人法办",对私藏金银外币和从事"官倒"的狠狠加以打击。一时间,上海人称"蒋经国打老虎",蒋经国成了显赫一时的"打虎英雄"。

蒋经国处理的第一个案件是陶启明案。陶启明任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陶被逮捕服刑。第二个案件是上海警务部科长张亚尼和警务部第六稽察大队长戚再玉,二人均因勒索而被处死刑。第三个案件是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被处死。

但是,上面这些并不是"老虎"而是"苍蝇",当打击矛头指向"老虎"时,蒋经国便遇到了麻烦。1948年9月底,蒋经国逮捕了蒋介石的世交、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女婿荣鸿元、亲戚黄以聪、詹沛霖、吴锡龄等人。杜月笙一方面公开声称,说他20年来,"爱护领袖,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经国先生执法严正,不枉不纵,深致敬佩"。一方面却又不动声色地派人调查了孔令侃扬子公司非法大囤积之事,然后公开对蒋经国说:"我儿子触犯法纪,罪有应得,但请一秉至公,平等办理。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请专员立即派员去查看,万勿使其逍遥法外。"蒋经国早已知道其表兄弟、孔祥熙大儿子孔令侃的情况,只是孔令侃后台太硬,又碍于宋美龄的颜面,故而隐忍不发。杜月笙公开宣布,蒋经国只得派出"打虎大队",跟着杜月笙的人,团团围住扬子公司。

孔令侃立即向姨母宋美龄呼救。10月1日,宋美龄立即乘专机飞沪,同时急电时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平津决战的蒋介石立即中断会议回来。宋美龄到上海后,立即以继母身份要蒋经国撤销对孔令侃的处理。蒋经国顶回去说:"这怎能服众?"宋美龄气恼地说:"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月2日,已到上海休息一夜的蒋介石要儿子去见他,对蒋经国训斥了一顿,要他放手。蒋经国垂头丧气地对亲信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再对国家尽忠了。"他只好辞职,于11月1日发表《告上海人民书》,称他来上海以后,"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促进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上海《大公报》发表《打虎赞》称:"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就在宋美龄飞沪的10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烟类、酒类等7种物品税额增加71倍,商人哄抬物价,上海抢购风更加激烈,金圆券改革彻底失败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管制完全失败了。

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所进行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战役。这个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36个师47万人,使东北全境得到解放。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展开决战,是有深刻科学的根据的。在全中国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东北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对人民解放军最有利:(1)在兵力对比上解放军占优势,正规军70万,地方军30万,合计100万。而国民党军只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约55万人。这样,东北战场是全国五大战场上兵力超过国民党军的惟一战场。(2)东北国民党军分布于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兵力分散,态势突出,所占地区十分狭小,补给非常困难;而且战略意图或撤或守,正处于举棋不定状态。(3)解放军的后方巩固,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雄厚。由于具有这些条件,首先发动辽沈决战稳妥可靠。人民解放军如果歼灭了东北国民党军,就能粉碎其战略收缩的意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挥师人关,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决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因此,首先在东北进行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战役发起之前,毛泽东就制定了作战方针,指示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主力南下北宁路,首先歼灭锦榆段之敌,攻占锦州。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攻占这一战略要点,不仅割裂了华北傅作义、东北卫立煌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便于人民解放军向两翼机动作战,而且把卫立煌集团封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可诱使沈阳的国民党军出援,造成打运动战之利。因此,攻克锦州是整个辽沈战役的关键,只要攻克了锦州,就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为配合辽沈战役,中共中央军委还指示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发起察绥战役,达到牵制傅作义集团、使其不能增援辽沈的目的;并命令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配合进行。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1948年9月10日作出了北宁路作战计划:以6个纵队又4个师奔袭歼灭北宁路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国民党守军,切断关内外国民党军联系;以3个纵队(欠1个师)布于沈阳以西地区,以2个纵队布于沈阳以北,对付沈阳守军,并阻止长春守军突围;以第一兵团指挥第12纵队及6个独立师继续包围长春之敌,并佯为攻城以迷惑国民党军。

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在辽宁义县至河北滦县300余公里上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至10月1日,先后攻占昌黎、北戴河、绥中、塔山、高桥、兴城、义县,并夺取了锦州外围要点葛文碑、帽儿山,锦州飞机场也为东北野战军炮火所控制,完全截断了华北国民党军从陆上增援东北的道路,并孤立、包围了锦州、锦西、山海关。

原以为东北野战军会首先攻打长春的蒋介石急忙于9月30日飞北平、10月2日飞沈阳,同华北、东北国民党军将领几经磋商,最后确定:令锦州范汉杰集团坚持固守,以求吸引与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7个师,会同锦西、葫芦岛部队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从沈阳地区抽调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以求东西对进,增援锦州。

针对国民党军这一企图,东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集中兵力于10天左右攻取锦州的指示,决定:以程子华指挥2个纵队又2个师布于塔山地区,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以16个师及炮兵纵队共25万人攻击锦州;以1个纵队为战役预备队;以14个师对付国民党军西进兵团;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

从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经5昼夜作战,扫清了锦州外围据点。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全歼国民党守军,生俘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以下10万余人,解放锦州。同时,在人民解放军的威慑与争取下,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2.6万余人于10月17日起义,其余守军在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下于19日投降,长春遂告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