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新潮涌动(191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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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1910年(2)

年夏间,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酥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开会决定:由倪映典联系新军各营,张酥村联系巡防各营,胡毅生联系农村会党,赵声总其成。但事后不久,倪映典因受到清方注意,请假辞职,专门从事新军的发动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同盟会在广州军队、特别是新军中的力量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广东新军计有步兵第一、二两个标(团),炮兵第一、二两个营,辎重兵一营、工程兵一营、学兵营一营,除第二标和学兵营驻北校场外,余均驻在广州东北郊的燕塘;另有巡防新军七营。到这年冬,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同盟会。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不久,倪映典自广州至香港,报告运动新军情况。南方支部遂电邀黄兴、谭人风、赵声来港,"共图大举"。1910年1月29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事大计。为保证起义的胜利,除倪映典加紧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外,又命姚雨平、张酥村运动省会附近之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南海、顺德之民军。2月5日,倪映典再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共同商定于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不料这时广州发生了意外事件:9日中午,二标二营士兵胡英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8名新军士兵。消息传到军营,兵士怒不可遏,百余人持械包围了警署,索回被押士兵。当晚,倪映典知事态严重,即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发难,经商议决定于2月15日举义。

但倪离广州后,新军处于群龙元首的自发状态,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事。党人士兵闻言大愤,于2月10日自动携械人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处警署。粤督袁树勋闻讯,立令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弹压。当日,张率宪兵至二标,集合兵士训话,暗中派宪兵会同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为防止事变,下令11日不放假。禁士兵外出。一标及炮营党人得知二标枪机、子弹被缴消息,十分愤怒。已知不放假的一标士兵于11日晨纷纷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堂等处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

日,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军士兵已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群情愤激,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率炮兵第一营首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3000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与义军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消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

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是安徽同乡,而李又曾加入同盟会,倪以为他们是来约自己磋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人清营。当倪从清营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当即被击毙。倪牺牲后。义军失去了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无法抵御",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兵被俘百余人,起义失败。

汪精卫等炸载沣

镇南关、河口诸役失败后,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员,经不住失败的考验,滋长了沮丧情绪,日渐消沉。为了振作精神,鼓舞士气,黄复生、汪精卫等企图"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黄复生,四川隆昌人。初名位堂,字明玉,后易名树中,字理君。泸州川南经纬学堂毕业。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任四川分会会长,并经理《民报》。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广东番禺人。1903年人日本法政大学。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被推为评议员之一,一度任《民报》主编。他们凭着一股激情,准备搞暗杀活动。

年8月,端方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准备经汉口由京汉铁路北上。黄树中、喻培伦等赶赴汉口,伺机暗杀。后因端方改由海道赴天津,便将炸药留给了孙武。其后,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汪精卫心灰意冷。他不昕孙中山等人的劝阻,邀约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等前往北京策划暗杀活动。

月,到北京建立机关。11月,汪精卫写信给胡汉民及南洋革命党人,决心孤注一掷,"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人都门也。"1910年1月,汪精卫、喻培伦等先后抵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像馆以掩人耳目,并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所。最初,他们准备炸庆亲王奕勖,因其戒备森严,又准备改炸贝勒载洵等,也未得手。最后决定炸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爆炸力,他们在鸿太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从3月21日夜起,黄树中、喻培伦就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23日夜被人发觉,黄树中等急忙撤离。他们连夜商议,决定派喻培伦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到南洋筹款,重新策划暗杀活动。

清政府得知有人预谋搞暗杀的消息后,以"铁西瓜"为线索追查。4月5日,北京警厅逮捕黄树中和汪精卫。在狱中,汪精卫写了长篇供词,声称"立宪不可指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载沣本拟处死汪、黄二人,因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王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耆也因为清朝正搞立宪,为收买人心,认为从轻处治更有利。善耆劝说载沣将汪、黄交法部永远监禁。

狱中,汪精卫写过几首诗,表面上慷慨激昂,不成功便成仁,实际上他在狱中受到优待,肃王善耆、贝子溥伦都曾到狱中去探视他。汪精卫逐渐被软化了。

年,武昌起义的爆发,震撼了清廷,也为汪精卫带来了福音。11月6日,由清廷开释,汪精卫出狱后就被袁世凯收买,成了袁世凯的奸细。袁世凯鼓励汪精卫说:"汝能持之,则团体之发展,暗杀之组织,恣汝为之可也。"汪精卫利用其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和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声望,召集京津党人,于12月1日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自任支部长,他只让党人组织暗杀队,去杀那些妨碍袁世凯揽权的宫廷亲贵。在他的影响下,一部分党人也热衷于搞暗杀活动。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各省区纷纷起义。北京起义是一些同盟会员发动的,11月29日,陈雄、李汉杰等从汪精卫处领取8000元发动费,当夜组织敢死队,突袭清宫、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遭到事先布置好的反动军警的围捕。原来这是汪精卫与袁世凯安排的圈套,只是想借革命志士的鲜血吓唬清廷。陈雄、高新华愤而自杀,李汉杰英勇牺牲。从此,汪精卫与革命背道而驰,抗战期间,叛国投日,成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长沙抢米风潮

世纪初,湖南农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非常沉重。许多农民秋收交纳地租后,就无颗粒粮食,即民谣所说:"禾镰上壁,莫有饭吃。"

年秋末,洞庭湖一带有的地方闹水灾,有的地方闹虫灾,有的地方闹旱灾,出现了赤地百里、颗粒无收的局面。粮价上涨,民不聊生。但是,官僚、地主、投机商人却把人民的灾难看作是大发横财的时机,他们互相勾结,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或把粮食偷运出境。外国洋行、商人,"亦涎其赢利之厚",同巡抚岑春煊勾结,抢购大批粮食运出湖南。数十万饥民把当地的树皮草根都扒光了,还不能填饱肚子,纷纷涌人城市谋食。

年春天,帝国主义抢购谷米的活动更加猖狂,明劫暗夺络绎于途,这就使湖南的粮米更加短缺,饥荒更加严重,米价陡涨。湖南常年米价,每石一般为两三千文。1906年水灾时,亦不过4000余文。1910年3月初,米价涨到每石7000余文,4月上旬,长沙谷米更加紧张,米价一天之内要上涨几次。粮店门口悬挂"早晚市价不同"等字样的牌子,以致人心惶惶,形势更加动荡。4月11日,长沙米价涨到每升80文,长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携带仅有的80个大钱到一家碾房去买一升米。店主以其中杂有几个不通行的大钱,不肯售米。傍晚,黄妻乞得数钱,凑足80文,再去买米,米价每升又上涨到180文,仍然空手而返,她为此愤恨万分,投老龙潭自杀。黄贵荪亦率子女投水惨死。长沙市民闻此惨耗,无不义愤填膺。第二天,湖南巡抚岑春煊见势不妙,下令压低米价,米价降到70文一升,下午米价回升,又涨到76文、78文,一老妇与碾房老板评理,群众围过来打抱不平,双方冲突起来,愤怒的群众捣毁了碾房。在木工刘永福的带领下,将碾坊捣毁。随即冲向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救灾。善化县县令郭中广被迫答应在次日中午开仓平粜。

月13日,当局不仅不履行诺言,反而无理逮捕领众起事的刘永福,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泥木工匠、城市贫民、饥民和四乡农民数千人,强烈要求释放刘永福,痛殴巡警道赖承裕,并拥至巡抚衙门。沿途汇集饥饿的群众一万多人。有的高呼:"要抚台给我饭吃";有的提出"赶快把刘永福放出来!"有的怒吼:"把抚台拖出杀死。"色厉内荏的岑春煊被吓破了胆,躲在衙门里,他派人挂出牌子说:"从后天起开仓售米,每升六十文",群众把牌子摘下砸碎,他又派人挂出牌子说:"明天就开仓售米,五十文一升",群众又将牌子砸碎,他答应释放刘永福,又说刘已被警务公所带走,无人可放。群众忍无可忍,由泥木工人领头,群起捣毁了巡抚衙门的大门、照壁和石狮子,有人爬上门前旗杆,拆下了代表岑春煊出身官级的箕斗。人们向巡抚衙门里面猛冲。岑春煊命令守卫的军警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4人,打伤40多人。群众徒手与军警搏斗。

月14日凌晨,岑春煊下令军警停止射击,向群众"谢罪",但群众对他已失去信任,没有人撤走。这时,城内外的所有碾房都被饥民捣毁,巡警站岗的木棚都被拆除,各家店铺一律关门罢市,各行各业工人上街维持秩序。

上午,巡抚衙门前的群众越聚越多,有的向里面投掷砖瓦,有的怒骂,有人抬来几桶煤油,放火点燃,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岑春煊调兵镇压,又打死打伤20多人,群众仍然不撤,他只好下令将刘永福释放。群众要求岑春煊公开认错,并迅速开仓平粜,岑春煊束手无策,把巡抚大印交给布政使庄赓良,自己从后门溜逃。

布政使庄赓良一拿到大印,立即招集一批土豪劣绅开会,研究对付饥民的对策,他派军队强迫各家店铺开门,照常营业,保护教会、洋行和外国人的住宅,他一反常态,出来接见群众,答应立即开仓售米,办理平粜,给受伤的群众医疗费每人40元,死亡的抚恤费每人200元,由府县官吏验明发放。这套花招对群众也没起作用,只过了一天,回乡的饥民又涌进城来,捣毁教堂、洋行和外国人的住宅,从晚上八点直到半夜,城内外火光冲天。庄赓良召集紧急会议,下令:"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并放权给一些土豪劣绅,对闹事饥民"格杀勿论"。许多群众被杀害,刘永福也再次被捕,惨遭杀害。庄赓良爬上英国军舰,向侵略者表示歉意,要求英舰长驻长沙,以对付饥民反抗。

在长沙抢米风潮中,泥木工人起到了骨干作用。群众在泥木工人的带领下,烧毁湖南巡抚衙门,捣毁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等衙署。帝国主义在长沙的领事馆、洋行、教堂,多被捣毁和焚烧。长沙饥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大为震惊。清政府急忙从湖北和湖南等地调兵镇压,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兵舰也闯到长沙,帮助清政府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在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下,长沙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挫折。4月18日以后,反动派在长沙的统治秩序得以恢复。

长沙饥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湖南全省沸腾起来。湘阴、宁乡、益阳、岳州、衡州、澧州、济阳、平江、湘潭、醴陵、沅江等地群众相继揭竿而起,抢米风潮四处涌起,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莱阳抗捐

年后,清王朝苛捐杂税剧增,民不堪负,怨声载道,各地抗捐抗税的斗争风起云涌。1910年,抗捐抗税斗争形成了高潮。直隶易州农民为反对苛捐杂税,焚烧州自治局,打破梁格庄行宫宫门。河南长葛、叶县、密县等许多州县人民,群起反抗,往往汇合一两万人,声势很盛。广西各族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山东莱阳人民抗捐抗税暴动是长沙饥民暴动之爆发的一次重大事件。

世纪初,莱阳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苛政重税,不堪其苦。"直隶总督陈夔龙在奏折里说:"查莱阳幅员辽阔,俗尚强悍,绅民交恶,已非一日。近年举办新政,假手乡绅,更不理于众口,积怨已深,久思寻衅。"莱阳知县朱槐之以"新政"筹"自治"为名,巧设捐税,种一亩地,栽几棵树,养一头驴,住一间草屋,都得征税加捐,人民负担增加几十倍。其捐税数目之多之重,骇人听闻。1910年春,莱阳又遭受很严重的霜灾,粮食欠收,农民粮食不足,官绅却逼勒钱粮与苛捐杂税。人民忍无可忍,在曲诗文的领导下掀起抗捐抗税运动。

曲诗文,一作士文,又作思文,山东莱阳人。莱阳城北八社农民联庄会会长,曾抵制官绅借举办"新政"肆意勒索,1910年5月21日,曲诗文率领饥民700多人,冲到莱阳县署,要求速发"积谷",要求以积谷抵充捐税,积谷却已被官绅吞蚀。朱槐之表面应允,但事后却变本加厉,强征苛捐,并且"邀请巡防队到县防守",随时准备镇压群众的反抗。各村社群众群情激奋。6月12日,数千农民在曲诗文的领导下,焚烧土豪劣绅的房宅,抗捐抗税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进驻城西九里河。群众磨拳擦掌,誓杀赃官。朱槐之故伎重演,派人到九里河"议和","凡众所述者,一一如言"。朱槐之同意将积谷发还,减免人丁税和浮收钱粮,结果被清政府革职。不久,新任知县奎保到任,他全部推翻朱槐之所允各款,出示拿捕曲诗文,并想增设烟税。群众大愤,"全境一百八社之民,哄然哗变,以为认重税必饿死,不认重税必诛死,与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决死"。一场规模巨大的斗争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