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此损害中国主权的和约签署与否，中国代表团内部意见颇不一致。5月1日，陆征祥致电北京政府称，如不签约，将来由中德直接交涉撤废领事裁判权等恐无把握，倾向签约。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则议决反对签约，由林长民将拒签和约的决议电稿呈徐世昌，由徐令国务院拍发。但5月2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外委会委员长汪大燮得知后即宣布解散外交委员会。得知消息的北京大学学生群情激愤，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北京政府迫于群众压力，免去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的政府职务，但仍于6月23日电令中国代表签约。面对国内舆情，中国代表团成员深感民心不可侮，加之签约当日，寓所已被中国留学生包围，遂决定28日下午不赴凡尔赛签约，并致书和会，声明中国对中德和约有最后决定权。同时指出：巴黎和会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是不公正的，中国代表决定将此问题申诉于世界。同日，中国代表团将拒约决定电告北京，并以交涉失败、"奉职无状"，引咎提出辞职。1920年4月，美国参议院否决对德和约，并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美国宪法规定：条约须参议院2／3多数同意才能最后生效）。
南北议和会议召开
2月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之间为停战议和召开的会议。
年"护法战争"爆发后，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部队与以皖系军阀段祺瑞为首的部队在湖南战场展开厮杀。双方时战时停，而各自内部更是矛盾重重。由于利益分配上的争抢不均，皖、直两系军阀互相攻击，矛盾完全公开化。段祺瑞决定一面加紧训练自己的"参战军"，一面组成以徐树铮、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的选举。1918年9月，徐世昌当选为新一届总统，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被排挤出中央政府。直系与皖系军阀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与此同时，南方军政府内部由于亲英、美势力的大肆活动，也已发生了重大分裂。1918年1月，两广和滇、黔等省军阀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同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相对抗。5月4日，非常国会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同日，孙中山被迫通电辞职，离开广州赴上海。孙中山的被排挤，消除了滇、桂军阀同北方军阀特别是直系军阀相勾结的障碍，曹锟、吴佩孚与南方军阀的联系更为密切和直接。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一职后，为自身权位计，声言要解决南北战争问题，直系方面自然表示赞同，皖系段祺端也不便直接反对。南北双方遂有议和动议。
南北议和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重新加紧争夺中国的一种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妄图独霸中国，极力扶植和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实现所谓"武力统一"。大战后期和1918年11月大战结束后，美、英等国逐步腾出手来，力图打破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在支持直系军阀遏制皖系势力的同时，1918年7月，美国向英、法、日三国提议组织新的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10、11月间，美国又先后向北京政府和护法军政府分别提出"劝告"，要求他们停战议和。英、法也指责段祺瑞政府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在美、英、法三国压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对段祺瑞政府的单独借款，同意参加新四国银行团，并同意美国提出的南北议和的主张。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令，23日，南方军政府也下令停战，从此，南北军阀从"南北战争"转为"南北议和"。
年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正式在上海召开。北方议和总代表为朱启钤，分代表9人，其中代表安福系和附属于安福系者4人，代表直系者2人，代表研究系者2人，代表奉系者1人；南方议和总代表为唐绍仪，分代表10人，分别代表岑春煊、孙中山、陆荣廷、广东莫荣新、四川熊克武和云南、贵州、陕西、湖南、福建和海军。南北议和自1919年2月20日至5月13日，共召开8次正式会议和20余次非正式的谈话会。会议一开始，双方就在陕西问题上纠缠不休。陕西督军陈树藩是附庸于皖系的地方军阀。南北战争开始后，1918年1月，陈树藩的部将胡景翼在陕西三原宣布独立，拥护"护法"，陕西民军也纷纷宣布独立。同年6月，孙中山派于右任人陕宣抚民军，8月，各路民军共同推举于右任为靖国军总司令。为支持陈树藩，段祺瑞派兵"援陕"，围攻陕西靖国军。同年11月，南北政府曾分别下令停战，但段祺瑞却说陕西的战事是在"剿匪"，并不是与南军作战，故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南方则加以驳斥，拒不承认。后经江苏督军李纯调停，提出停战、北军停止前进、共同派员监视停战、划定停战区域、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卫民"等五项办法，于1919年2月13日公布，为南北政府所接受，南北议和才得开议。但是，在和会开幕以后，陕西的战事实际上并未停止，于是，在1919年2月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就提出了陕西停战问题，以后双方几次讨论陕西问题，终未获得一致。
南北双方除了在陕西问题上争吵不休，更在"参战借款"、"参战军"和"军事协定"等问题上反复纠缠。段祺瑞重掌中央大权后，为了贯彻其"武力统一"中国，在全国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的方针，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以参加一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仅两年时间内，日本秘密地或公开地借给段祺瑞政府的款项总数就达5亿日元以上。在这些借款中，其中有一笔是1918年9月28日签订的2000万日元的参战借款。段祺瑞以此款编练了3个师又4个混成旅。1918年5月至9月，段祺瑞政府又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京政府仍继续向日本支领参战借款，继续编练参战军，并按照"军事协定"继续聘用日本教官。南方代表认为，参战借款、参战军及中日军事协定，皆以参加欧战为目的，现在大战既已结束，即应该停止参战借款，撤销参战军，废止中日军事协定。但北京政府不予理睬，并公布了1919年2月5日与日本缔结的延长"军事协定"的协约，将参战军改为国防军，继续扩充。南方代表对此非常不满，又得知北军在陕西继续大举进攻的消息，遂在2月28日的会议上，就陕西问题向北方代表提出质问，限48小时内答复，若届时不答复，则表明北京政府无讲和诚意。但是，北京政府未予答复。3月2日，南方代表通电停止议和，北方代表则以不能负责的缘故，向北京政府电请总辞职。南北议和第一次中断。
和议停顿后，经各方运动调停，费时月余，4月9日重新开议。双方对于参战借款、参战军和军事协定等问题继续争论，同时，双方在国会问题上也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南方代表提出国会自由行使职权，意即恢复张勋复辟时被强行解散的国会。因南方以"护法"相标榜，若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便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由非常国会产生的军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因此在国会问题上绝不让步。而恢复国会，亦即表示1918年召开的安福国会为非法，属于应解散之列，这对于作为段祺瑞御用工具的安福国会及由此而取得总统职位的徐世昌来讲，也是万难接受的。4月17日，安福系国会议员联合通电，反对南北和会讨论国会问题，说和会"倘若越权擅议，则紊乱国宪，摇动根本"。要求北方代表态度强硬，不必担心决裂。5月13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会上提出了南方方面的八项条件：（1）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理；（2）废止中日间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结密约的有关人员；（3）立即裁废参战军或国防军；（4）撤换恶迹昭著的督军、省长；（5）宣布民国六年解散国会命令无效；（6）和会选组政务会议，以监督和议执行；（7）从速整理决定和会已决、未决各案；（8）北方同意上述各项，即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并行使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总统之日止。对于南方方面的条件，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表示，恢复国会之事，北方实无回旋之余地，请再加考虑。唐绍仪则提出，如国会问题不得解决，则其他各条亦不必讨论，出于责任，只得向军政府辞职，而另换他人。朱启钤闻之表示，国会问题无法解决，自惭才力不逮，也只有引退而已。5月14日，双方代表辞职。至此，南北议和遂告破裂。议和未有结果，南北又呈僵局。
月5日，美、英、法、日、意等国公使联合向南北政府提出"劝告"。此时，北京政府徐世昌虽欲继续议和，但对于段祺瑞皖系军人的飞扬跋扈亦无可奈何。6月13日，徐世昌迫于安福国会之议，特任段祺瑞的心腹大将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筹办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商业、教育、丘卫和节制指挥各地军队，参战军、国防军由此改称边防军。7月24日，又改参战事务处为边防事务处，特任段祺瑞为边防督办。8月12日，又任命安福国会众议院院长、安福俱乐部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南方军政府以王助纣为虐、包办选举之劣迹而拒不承认其资格，王却不顾舆论沸腾，于9月18日公然南下到达上海，南方代表拒不相见。南北和议自然无从谈起。1920年7月，北方爆发直皖战争，8月，南方爆发粤桂战争，中国再次陷入大规模军阀混战之中。
五四爱国运动
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其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年5月1日、2日，报纸上披露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后，北京大学学生立即邀集一些学校的代表在马神庙（现为景山东街）的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办法，决定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邀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会议。5月3日晚，会议如期召开。大会推选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做记录，许德珩起草宣言。会上，先由《京报》主笔、北京大学讲师邵飘萍报告山东问题。北大学生和各校学生代表也先后发言，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大会议决办法四条：（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3）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4）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同时派代表到各国（日本除外）驻华使馆，陈述对于青岛的民意及其决心。会议至深夜11时结束。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的同时，北京高师的一部分学生在学校操场北端的西花厅举行了会议，决定采取暴烈行动，联络各校在5月7日到天安门召开游行大会。他们事前已弄到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人的照片，以便采取暴烈行动时有所对证，有的甚至准备了火柴和小瓶火油，有的甚至向亲友嘱托了后事。5月4日晨，他们得知北大5月3日晚定于本日举行游行大示威的消息，决定将行动计划提前。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13所学校的代表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再次举行会议，布置各校下午去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事宜。下午1时，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个个手拿小旗，从四面八方齐向天安门汇集。北京大学是这次斗争的发起者，然而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挠，他们的队伍却于最后到达。当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冲破重重障碍，带着学生队伍走进天安门广场时，立即受到在场各校学生的热烈欢迎。金水桥南挂着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还我青岛"的血书和10面巨大的白旗，其中一面写着引人注目的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头。"边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舆遗臭万年。北京学界同挽。"学生们挥动着各色小旗，上面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收回山东权利"、"保我主权"、"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抵制日货"等标语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签订"二十一条"时为中国外交次长）、章宗祥（中国驻日公使，山东问题换文的签字者）、陆宗舆（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为中国驻日公使）。他们在宣言书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学生们还散发了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白话文传单。为了显示中国民众不可辱的气势，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总指挥，于会后率领大队出发，开始示威游行。大队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至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巡捕阻拦，后北走户部街转经富贵街、东三座门大街、东长安街、东单，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外交部街）、大羊宜宾胡同，至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愤怒的学生见曹宅大门紧闭，门前由三四十名军警护卫，无法人内。北京高等师范学生匡互生从临街窗口跳人曹宅，打开大门，群众一拥而人。学生们痛打了正在这里的章宗祥，因未寻见曹汝霖，便放火焚烧曹宅。下午5时许，北京政府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赵家楼。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离去，军警将未来得及走脱的学生捕去32人。当晚，各校学生开会讨论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坚持斗争问题。5月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开始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直电巴黎和会，不承认二十一条，将山东、青岛直接归还中国；立即罢免曹汝霖等卖国贼职务。学生们表示："国权一日不复，国贼一日不去，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呼吁各界与学生联合一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上海、天津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积极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