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综述
晋冀鲁豫根据地政治史研究综述①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相对于开展较早的晋察冀边区研究来讲，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研究却起步较晚，取得的成果较少，研究领域尚需拓展。
（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问题的研究
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创造，它是抗日军民进行持久抗战的强大依托，它的扩大和巩固是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主，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１年秋逐渐建立，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４个战略区。有关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社办事处编写的《冀鲁革命斗争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１９４１年２月版）；中共邢台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的《冀南革命斗争史料》（一、二、三辑）（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印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的《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
（１９８３年２月出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写，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１９８７年５月出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陈廉编写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１９８７年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冀鲁豫党史工作组文艺组编的《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上》（１９８８年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师文华、卢海明编写的《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版）。
①此内容由邯郸学院历史学教师高少宇同志撰写。
另外，还有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付忠、侯存明主编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１９９１年６月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１９９５年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齐武著的《晋冀鲁豫边区史》（１９９５版）；以及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陆廷荣主编的《战斗在冀鲁豫平原》（１９９８年版）。
以上史料和专著在为研究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问题上提供丰富史料的同时，也将研究范围扩充到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比较高。
近年来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一大批有代表性的文章相继发表，主要有：陈廉的《北方局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６期），郭传玺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宋荐戈等人发表的《太岳革命根据地发展简史》（载《山西师院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１、２、３、４期），师文华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华北抗战局面的开创》（载《党的文献》，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左志源的《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战略思想的形成》（载《南开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５期），田苏的《邓小平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载《河北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６期），李境顺的《中国与华北抗战新局面的开创》（载《历史教学》，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有的学者还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特征及其以后的发展上，如靳海叶的《试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其特征》（载《党史博采》，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车军社的《试论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载《沧桑》，２００８年第５期）。有关晋冀鲁豫根据地首府邯郸的研究有杨东红、李英霞的《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邯郸》（载《档案天地》，１９９９增刊）。朱恩沛在文章《试论邓小平同志在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贡献》（载《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年第２期），专门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在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中所发挥的重大贡献。有关晋冀鲁豫根据地创建斗争中，军事斗争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陈廉的《抗战初期华北我军战略方针探讨》（载《近代史研究》
１９８２年第１期）和《抗战时期我军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战略部署》（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张振朝的《抗战初期中共关于战略转移的决策和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部署》（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周秀芳的《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与敌后根据地的开辟》（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３期），程存志的《对冀中敌后武工队之初探》（载《党史资料与研究》
１９９２年第１期），所曾义的《太岳军区简史》（载《军事历史》１９９５年第３期），崔田民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片段》（载《军事资料》１９８４年第２期），郭忠宝的《战斗在冀东西部的十三团》（载《党史资料与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问题的研究抗日战争中，为了团结最广泛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高举统一战线的旗帜，建立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争取抗战的胜利。１９４１年，由时任太行军区政委邓小平同志提议并经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建议，晋冀豫边区改为晋冀鲁豫边区（１９４８年８月撤销），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４个行政区，２２个专署，１９９个县（市），其中太行区为边区政府直辖区，下属３９个县。１９４１年７月７日至８月１５日在山西辽县（今山西左权县）桐峪镇村召开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大会选举杨秀峰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浦化仁为高等法院院长。会议期间通过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建立起适应根据地发展和抗战救国纲领所需要的民主政权，其创建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敌后的各项工作开展，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针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治史研究中民主政权建设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民主政权的创建、基层政权发展、民主政权与党的关系、主要民主活动以及精兵简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发掘并整理了相关史料，出版并发表了一批论著、论文，成果显著。
其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创建方面的史料主要有：１９４５年７月，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印、韬奋书店发行的《法令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写的《政权建设》，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１９８９年５月版）。在这些史料发掘和整理的基础上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行署创建、沿革的文章，如邵春堡的《太岳行署在郑庄》（载《山西师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４期），宋荐戈等撰写的《太岳区的管辖范围和领导机构的沿革》（载《山西师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王永煜的《冀南与冀鲁豫两行署合并事件考》（载《历史档案》１９９８年第３期）。而朱恩沛的《试论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主建设》（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６年第３期），丁俊萍的《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载《江汉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尼米聪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２期）以及秦富平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主建设》（载《晋阳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等文章则着重分析了抗日民主政权这一独特的政权形式的特点，指出抗日民主政权主要的特点就是最大限度地把各阶层人民团结在共同抗战、一致对外的旗帜下，充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正是由于这种民主开放的政权形式的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各边区政府，才逐渐成为千百万民众拥护的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的抗日民主堡垒。此外一些学者还专门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在晋冀鲁豫边区民主政权建设中的贡献，如王永芹的《邓小平与抗战时期涉县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载《邯郸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杨育林的《邓小平对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卓越贡献》（载《牡丹江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政权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民主活动把抗日和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民主政治植根于乡村，使民众在基层政权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系统地研究抗日根据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总结其历史经验，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焦点。
基层政权建设方面的文章主要有：秦福平的《论抗战时期山西基层政权的嬗变》（载《学术论丛》１９９５年第５期），田利军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中的廉政建设》（载《毛泽东思想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６期），丁云的《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李俊宝的《山西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建设》（载《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等。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央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给聂荣臻电文中指出”要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此电并致各边区省委，晋西北及绥远亦可采取此种原则，依当地实况，逐步进行“（载人民出版社，《***选集上卷》，１９８１年版）。在这个史料中明确指出，抗日民主政权要在我党的领导之下。针对党与民主政权的关系以及民主政权中的党政关系等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李世俊的《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权与党的领导》（载《探索》
１９８８年第５期），钱听涛的《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演变》（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５期）以及刘健清的《试论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党政关系》（载《南开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抗日民主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中，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中小地主和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并通过共产党实现自己的领导，工农联盟是这个政权的基础，并且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不反共的地主都享有政治权利，只要赞成抗日和民主，不论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政权的资格。为了全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改善和加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从１９４０年起，在各抗日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上普遍贯彻了”三三制“原则，调整政权结构形式。随后，为适应抗战特殊历史条件，民主政权机关又相继颁布了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普遍建立了各级参议会制度。１９４１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根据地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在党的领导下，各民主政权机关又积极实行”精兵简政“政策，逐步摆脱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关于党领导下抗日民主政权的具体活动，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民主政治实施方面的文章主要有的：祁健民的《试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保障人权条例》（载《党史资料与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朱德新的《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载《历史教学》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肖周录的《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人权保障的历史发展》（载《人文杂志》１９９５年第６期），翁有为的《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载《山东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３期），陈廷湘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与抗战民众动员》（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王荣科的《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林文泰的《论抗日根据地党的民主执政方式》（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３期），梁瑞敏等的《论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人权保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根据地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为保障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继续发展，坚持对敌战争，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针对这一政策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主要包括，高德福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息运动》（载《南开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６期），崔艳明的《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载《北京党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５期），李葆定的《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载《军事历史》１９９３年第１期），崔艳明的《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载《北京党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５期），曾长秋的《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的历史经验》（载《党史博采》１９９５年第７期），王林芳、李桂荣的《邓小平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载《党史博采》２００２年第２期），朱玉湘的《论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载《山东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３期），施善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精兵简政政策的实行及其经验》（载《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虽然在这些文章中专门论述晋冀鲁豫边区政权建设活动的较少，但是作为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之一的晋冀鲁豫边区政权与其他抗日民主政权一样，都是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进行民主政权建设，以上论著或多或少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研究提供了相关资料和思路。
另外，对于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特点、作用以及其本身所提供的宝贵历史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在这些方面学者已经有所论述，如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忠厚等著《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１９８５年版），就是一本论述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专著，其为晋冀鲁豫根据地政权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张廷贵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党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２期），刘世永的《浅谈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载《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刘庆、刘大成的《抗日民主政权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刘庆的《简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民主政权》（载《档案史料与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王朝彬的《简论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载《北京党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６期），何丽萍、张波的《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载《吉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７期），李林宇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及其历史经验》
（载《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丁俊萍的《论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及其特点》（载《江汉论坛》１９９７年第１０期）。２０００年以后发表的文章主要有：骆方金的《略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特点》（载《社会科学家》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秦伟峰的《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与党的民主执政经验》（载《河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车军社的《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作用》（载《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以及王秀彦的《中共冀南抗日民主政权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载《邢台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总体看来，这些文章中大部分没有专门论述晋冀鲁豫根据地民主政权，但他们所论述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特点、作用以及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为晋冀鲁豫根据地民主政权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这也正好说明晋冀鲁豫政治史的研究在抗日民主政权问题上，在史料上尚有可搜集的空间，在专题论述研究方面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三）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问题的研究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在各根据地实行以后，曾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支持了敌后的抗战“，同年２月，中央又颁布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几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