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上，这位日本首相更是显得相当活跃，他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日本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增长，维护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体制，加强对经济政策和指标的多边监督制度，稳定外汇价格，扩大世界贸易；强调“没有南方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北方的繁荣”，日本有义务“在最高级别经济会议上反映东南亚国家联盟所代表的‘南方’的声音”；呼吁“要设法避免西方的分裂，在对苏经济战略上要谋求西方国家的协调和团结”。此外，中曾根在这次会议上，首次将日本定义为西方集团的同盟，愿意接受会议做出的各项共识，并承诺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中曾根的观点，无一不是从全球角度阐述日本的立场，而大国思维也跃然言谈话语之中。
然而，中曾根在“七国峰会”上提出的议题，大多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项目，日本在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反地，中曾根的曲意逢迎、过分主动正中欧美发达国家的下怀，使得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了更多的义务。曾有人就此事评论道：“七国峰会对日本来说，并不是一个谋取利益的地方，而是一个妥协的地方。”
日本对美国所做的妥协要多得多。当里根总统虚假地表示，将会与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作斗争时，中曾根立即发表声明，指出他与里根总统已就日元与美元的汇率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在美国的主导下，美日双方创立了“美元日元特别委员会”，共同商讨美日的货币问题。后来美日双方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并完成了令美国比较满意的《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这份报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日本金融与资本市场自由化，外国金融机构进驻日本市场，海外日元交易投资与银行市场的发展以及直接投资。
令日本人没想到的是，《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后来却成为美国对其经济打击的突破口。当日本人还在怀疑汇率与金融自由化的关系，认为金融自由化以及不可能使日元汇率变得强势的时候，美国人却在酝酿着更加阴险、歹毒的计划，他们准备将日本经济扼杀在自大和狂妄之中。
《广场协议》的出台
1985年初，詹姆斯·贝克就任里根总统的第二任财政部长。贝克是一个强硬、务实的政治家，他主张采取实用性贸易政策来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为了降低美元汇率，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他要求召开五国财长会议，并就多边汇率问题提出了旨在联合行动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措施”。国际经济协调是指在无法保证协调参与国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的合作，寻求最佳的政策组合，以提高参与国的福利水平。
1985年9月，应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的邀请，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共识，并通过关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下调的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协议指出五国政府应当密切合作，充分发挥汇率对外部失衡的调节作用，促使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进一步有秩序地上升，使得汇率能够更好地反映基本面，以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广场协议》之所以强调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有秩序下调，就在于当时美元一直处于贬值的状态，为了避免美元的过度贬值而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广场协议》就要求其他国家帮助美元汇率实现有秩序的下调，而其他货币实现有秩序的升值。
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后来回忆道：“在‘广场会议’上，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日本大藏省大臣、日后的日本首相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事实上，日本方面在会议上的举动令其他参会者都倍感惊诧。后来日本银行行长行天丰雄对此解释道：“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国内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感到惊慌，准备以日元升值为代价，来缓解日美的贸易摩擦。”尽管广场会议是美国主持召开的，但日本的妥协对《广场协议》的签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此后，以财政部为首的美国货币监管部门不断地对美元采取或明或暗的干预政策，使得美元对日元汇率持续下降。1985年9月，美元对日元的汇价还在1∶250左右波动，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的汇价就降为1∶200，跌幅达20%。1986年底，1美元可兑换152日元，不久之后，美元对日元的汇价已降为1∶120。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达50%。
日元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出口减少。1985年，日本出口额为42万亿日元，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急速升值，导致日本1986年出口额降为35万亿日元，跌幅达1589%。二是对外投资损失惨重。在《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巨大，出口企业赚取了大量美元，而这些美元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中长期国债和对外直接投资。1985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对外证券投资额分别为440亿美元和1457亿美元。日元对美元升值后，许多持有外国资产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而这又直接影响投资者在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的能力。在这两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日本经济出现了问题，GDP增长率由1985年的44%下降至1986年的29%。
为了减轻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施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尤其是“超低利率”政策。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银行连续五次下调银行贴现率，使其降低至国际最低水平的25%。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国内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从1987~1989年的3年时间内，日本货币供应量分别增长了108%、102%和12%。
1986年4月，日本银行总裁前川兼任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委员长，他像日本内阁提交了一份关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报告，史称“前川报告”。“前川报告”指出，为了实现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必须调整产业结构，以调整贸易差额。该报告的要点有：一是扩大内需；二是改变经济结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三是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四是推进日元的稳定化和国际化；五是促进对外经济和技术的合作。
“前川报告”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全球经济逐步回升、石油价格下降的情况下，日本的个人消费旺盛，进而扩大了内需，并带动了企业的投资和发展。在消费和投资这两大因素的带动下，日本经济进入了一段快速发展阶段。
日本国内各行业对经济前景充满信心，致使人们很少能觉察到《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而只是将它看作是缓和因贸易失衡而导致美日关系紧张的镇静剂。如今，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投向日本的经济炸弹，导致日本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过度自由化以及日元的大幅升值，是日本日后经济泡沫破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庄家开局，赌徒进场
当时日本经济已趋于稳定，甚至出现经济过热迹象，日本政府本应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过热发展。但是，受《广场协议》的约束，日本被迫继续推行低利率政策，以维持美元的币值。不仅如此，虽然日元汇率较高，使得日本进口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处于较低水平，但日本的CPI指数非常平稳，没有通货膨胀的迹象，所以日本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鉴于国际和国内形势，日本央行继续维持25%的超低利率，直到1989年5月31日才上调至325%。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得日本货币供应量大幅提升，导致流动性过剩，并很快地作用到日本国内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当中，使得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逐步上升。
流动性过剩使得银行积累了大量剩余资金。据统计，企业特别是没有上市的中小企业是日本资产泡沫时期土地的最终购入者，其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当时，银行贷款主要审查土地的担保能力，而不是审查企业的开发能力和经营能力。由于土地上涨过快，银行在评估贷款时，一般会高估土地价值。银行审查方面的宽松，使得日本出现了许多金融诈骗案以及一些用土地套取银行资金的事件。日本银行的《经济统计月报》显示，在1984~1989年间，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平均增长率为199%，这远远超出了同一时期贷款年平均增长率的92%；同时，对房地产融资金额也从1984年的17万亿日元增加到1989年的43万亿日元。可以说，银行资金的大量流入，是造成房地产行业巨额不良资产和信用危机的主要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向以经营谨慎而著称的日本制造企业和商社，在经营中发现，从事金融交易和投机，要比生产和制造产品更容易盈利。于是，许多企业开始想方设法从资本市场上筹集大量资金，并通过购买股票和信托基金等方式进入股票市场谋利，直接刺激了股价的暴涨。据日本银行统计，在1985~1989年间，日本企业的资金需求为617万亿日元，同期共筹资2331万亿日元，这就表明有1714万亿日元是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其中大部分资金是被投入房地产和股市当中。
此时，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尽管美元对日元不断贬值，但美国的对日出口情况并不见好转，外贸逆差持续扩大，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经济关系的稳定。1987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股市出现了暴跌，史称“黑色星期一”，这对本已脆弱不堪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美国糟糕的国内经济形势与日本经济强势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人对日本经济的态度也逐渐由嫉妒变为愤怒，他们开始筹划一个惊天的阴谋。
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日本逐渐放松了对国外证券公司、投资银行进入国内市场的管制，于是大量国际游资进入日本的股市和楼市，并凭借资产价格升值和日元升值获得双重收益。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又促使日元进一步升值，股市和楼市泡沫进一步膨胀，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国际投机者对日本市场的投机行为。如此循环往复，日本股市和楼市的泡沫越吹越大。据统计，日经指数由1985年的12000点增长到1989年的39000点，在4年时间内翻了两倍多；日本土地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按当时市值计算，1990年日本的土地总值已达1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日本当年GDP的5倍还多。
日本快速膨胀的经济也造就了一大批富翁。《福布斯》杂志曾报道，1987年，最富有的日本人是堤义明，财产约210亿美元，而当时最富有的美国人是沃尔玛超级市场的创办人山姆·沃尔顿，财产约45亿美元。堤义明拥有西武铁道集团，旗下产业包括铁路、饭店、滑雪场、度假胜地、高尔夫球场和职业棒球队等。此外，日本还有两个人要比沃尔顿富有，他们是森泰吉郎和小林茂。森泰吉郎是东京最大的地产商，财产约为160亿美元；小林茂是秀和公司社长，财产约为60亿美元。《福布斯》杂志还指出，在日本22位亿万富豪中，有14人是靠房地产起家的。
迅速富裕起来的日本人并不满足于投资国内市场，早在1986年，他们就开始进军欧美房地产市场。1988年，美国洛杉矶郊外的高层大厦已有一半归日本企业所有。其中最具典型的是，三菱公司于1989年以846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纽约的标志性建筑——洛克菲勒大楼，从而使日本人的自信心达到极致。此时，日本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日本经济前景保持乐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民众纷纷拿出积蓄投入股市当中，整个日本已陷入疯狂。当时日本著名的投资家邱永汉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银行拿着大把的钱来劝你买地，地价在不断上涨，而利息又非常低。如果从银行借入资金来购买土地的话，肯定会因土地升值而大赚一笔。买了土地，银行又会以这块土地为担保，去买别的土地……”
土崩瓦解
当整个日本还沉浸在“日本第一”的骄傲中时，灾难便来临了。
媒体和社会舆论首先从狂热和陶醉中逐渐清醒过来，许多关于日本经济的文章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内。人们已认识到，“日本腾飞的经济即将湮灭”并非危言耸听。由于地价过度上涨，导致民众买房困难，住宅建筑业前景黯淡。此外，建筑用地价格过高，使得许多企业难以扩大规模，并给日本城市开发和道路建设带来了严重障碍。与此同时，日本金融监管当局也开始意识到，超低利率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于是采取加息措施对症下药。
从1989年5月到当年年底，日本央行3次调高贴现率，由最初的25%提高到425%。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并没有觉察到政府稳定经济的意图，日经指数不断创出新高。1989年12月29日，也就是日本央行第三次提高贴现率后的第4天，日经指数攀上了38915点的高峰，这创下了日本股市的历史高位。
就在得意忘形的日本民众盼望股市继续升高之时，许多敏锐的投资家，尤其是国际投资者，已感受到日本政府的态度，开始纷纷撤离日本市场。1989年秋，美国和日本为解决两国贸易长期发展不平衡问题举行会谈，期间，美国政府强烈抨击日本股市的封闭和互相持股的做法，要求日本国内银行持有企业股票的限额由原来的5%下调至2%。由于日本企业的股份主要是由其关联企业和银行长期持有，市场上的流通股相对较少，而这种改变银行持股和关联企业相互持股的做法，必然会对股市造成重创。美国人的用心非常险恶，他们在日本未作出答复的情况下，便私下向公众发布了这些消息，给日本股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投资者的信心开始动摇。随后，日本股市出现下跌，并逐步演变成恐慌性的抛售局面。
1990年1月4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新年开盘的首日，日经指数便下跌了202点，在两周以后，日经指数便跌破37000点。当时还有很多日本民众认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调整，股指会很快恢复上升趋势。3月，日本政府并没有理会股市的颓势，继续上调贴现率至525%，股指应声跌破30000点大关。8月，为了防止海湾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压力，日本央行又将贴现率上调至6%。贴现率的提高，使得市场货币供应量急剧减少，股市备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