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眉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即便是活在乱世，也远比生不逢时要幸运得多。因为只要一个人的童年得到了幸福，纵然他成年后的经历再艰辛困苦，心里也不会太过绝望，至少，在记忆中，还是有一处温馨，可供疲惫的灵魂栖息。
——题记
眉山是苏轼的故乡。
眉山古时隶属眉州，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南部，因有青山远望如眉而得名，是一座风景清幽的小城。温柔的岷江带着古嘉州的佛音穿城而过，民居楼阁夹岸而生，鳞次栉比，又有云水萦绕，古木花影交相掩映，所谓孕奇育秀之地，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正是如此。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了，出生于眉山城中纱縠行南街的一户文化世家。
那也是一代明君亲政的年代，国泰，则民安。
清朝的无名氏写《东坡诗话》时，这样形容仁宗盛治：“宋朝全盛之时，仁宗天子御极之世。这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真个是：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即便是活在乱世，也远比生不逢时要幸运得多。因为只要一个人的童年得到了幸福，纵然他成年后的经历再艰辛困苦，心里也不会太过绝望，至少，在记忆中，还是有一处温馨，可供疲惫的灵魂栖息。
太平盛世，乐业安居。
是时，眉山城的年味已经酽浓，街道上满是热闹祥和的气氛。是日，苏家檐角的大红灯笼昭示着隆冬的瑞吉，院中蜡梅吐纳出脱俗的清香，翠竹簇拥的房内，随着一声清脆婴啼的响起，新生的欢喜，便绽放在每一个人的眉睫之上。
父亲苏洵赶紧去厅堂进香还愿，在张果老仙人的画像之下，他虔诚静默，眼中隐含泪光，自从数年前妻子产下的男婴夭折，七年了，他日日焚香祷告，祈望家中再添男丁，如今得偿所愿，感恩之余，又不免唏嘘万千。
苏洵给新生的婴孩取名苏轼——轼者，车上扶手是也，希望他长大后能安分守己，虽默默无闻，却能扶危救困，不可或缺。只是，那时候的苏洵没有想到，自己怀中无邪的婴孩，有朝一日会扬名天下，成为千古第一文人；他也没有想到，有天会与苏轼，以及之后生下的另一个儿子苏辙，并称“三苏”，自此“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对于命运植下的种种因缘福祸，他无力洞悉，但作为父亲，对于孩子的疼爱，他从未停歇——就像彼时在心里立下的誓言，对于这个孩子，他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疼惜他，教育他。
是年，苏洵二十又七。
二十七岁，苏洵成为苏轼的父亲，二十七岁，他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
《三字经》里记载的苏老泉，正是苏洵（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苏洵在家教上，称得上是天下父亲的典范，在自学成才上，也可当后世之楷模。
因为家境殷实，二十七岁之前的苏洵从未考虑过功名生计。尽管自己的父亲能作诗文，自己的两位兄长也都有功名。“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整个少年至青年时代，苏洵都在四处游历，青山绿水，纵目天下美景，访寺问道，落拓鞍马之间。直到儿子苏轼的出生，他才仿佛被某种神秘而坚定的力量骤然点醒，突然就东风石裂，变得用功了起来。
而事实证明，只要一个人肯努力，年龄根本算不上什么羁绊。
果然，通过数年的埋首苦读，苏洵虽然没能实现自己最终的政治抱负，却终是在老年时声名鹊起，成为一代文学大家。其成就在散文上尤为突出，纵观笔下篇章，或抒情，或雄辩，都有着横扫天下的宏伟气势，与清奇婉转的文采风情。
有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诚然，作为苏洵背后的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的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功不可没。
六岁时，苏轼进入学堂念书，他聪颖过人，深得老师喜爱。回到家中，在母亲的陪伴与督促下，他或继续博览群书，以开阔心境视野，或练习琴棋，以陶冶身性情操。后来，父亲苏洵进京赶考，不幸落第，懊恼之下到江淮一带散心游玩，数月不回。于是，家中教导孩子之事，便全部交由程夫人负责。
《宋史》苏东坡传记和苏辙为他母亲写的碑文中记载了一件事，说是在苏轼小时候，母亲教其《后汉书·范滂传》，范滂为官廉正，有澄清天下之志，无奈却遭人陷害，三十三岁即入狱被杀。范滂与母诀别时，其母大义凛然，谓之，自古年寿与好名不可兼得，如今既能与名士良臣齐名，当死无所恨。读完《范滂传》，小苏轼若有所思，片刻后，他用尚带着稚气的慎重口气问母亲：“母亲，如果我长大后成为范滂，您会怎样呢？”程夫人听罢，欣然笑道：“孩子，你如果成为范滂，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贤明慧心，可见一斑。
程夫人除了教导孩子勤勉读书外，还教他们种树、爱鸟，做力所能及的农活。总之，程氏不仅是善良的慈母，而且是苏家兄弟重要的启蒙教师。她对他们的生活、成长，以及后来的功成名就，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苏家宅院有一片幽谧的竹林。
苏轼记得，自己的父亲苏洵曾在那里高声诵念刘伯伦的《酒德颂》：“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彼时的他，年纪尚幼，然而想着竹林七贤的酣歌纵酒，却也只觉体内风云涌动，似有千万根小小春笋，郁郁葱葱，青云恣意，在无边的泥土中期待破空而出。
竹林碧绿青翠，溪深人静，他很喜欢那里。就像他喜欢竹的虚怀若谷，也喜欢竹的静笃清欢。他知道，竹是一种与自己气息契合的植物。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他也记得，有明月的夜间，母亲程夫人会在房间里弹琴。琴声中，母亲的侧脸泛起水中古瓷的光泽，非常美。琴声如流水，打湿了阶上的青苔，而他偷偷越过石阶，跑到那片竹林里去。
月光之上，是湛蓝透心的天。竹林里的月光，带着森森的温暖，扑打在他的眉睫上。月下有翩然飞舞的虫蛾，像遗落人间的粲亮星子。回来时，淳厚的仆人正在偏房中燃起竹叶酿酒，氤氲的雾气在窗花上蜿蜒，宛若能看见前生。
轼儿。温良的母亲在唤他归家。她会替他擦拭去脸上的泥灰，然后微笑着牵起他的手，满目安宁。名字，如同一枚深嵌于血液的澄澈胎记，会在逆境中给人璀璨而温暖的力量。他相信，那是父母赐予生年的最初的福佑。
童年时期的苏轼，聪敏之余，在诗词方面也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并下笔时有佳句。譬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之类的警句，就经常得到先生的由衷赞叹。一切，有如某种昭示。
在城西寿昌书院上学时，苏轼从学于刘微之。一日，刘先生作了一首《鹭鸶》诗：“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
抑扬顿挫地念完自己的诗作，先生嘴角含笑，想来心中颇为满意。沉浸在诗的意境之中，满堂学生也无不交口称赞。只有苏轼面有迟疑。半晌，他起身说道：“先生好诗，只是末句的‘雪片逐风斜’，学生尚存疑虑。”刘先生道：“雪片，乃是鹭鸶羽毛，羽毛逐风飞翔，有何不妥吗？”苏轼恭敬而道：“是的，先生，正因为是鹭鸶羽毛，才不会逐风而飞。鹭鸶归巢，羽毛常会落在一旁的蒹葭上……‘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先生您看如何？”刘先生听他说完，先是一惊，后又猛然一喜，遂大笑道：“好句！好一句‘雪片落蒹葭’，吾非若师也！”
没有功课的时候，苏轼也喜欢四处游玩。他是个优秀的孩子，而他的优秀，一方面来源于良好且严格的教育和自身天赋，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他的性格，喜好与自然亲近，汲取山川岁月的灵气，并凡事勤于观察，乐于领悟。
七岁时，苏轼去附近的山中游玩，遇见一名过路的老尼。到了人生中年，他依然记得老尼的相貌与姓氏，记得她九十岁的苍老而神秘的声音。
老尼自言，常随师进入蜀主孟昶的宫中……一日，蜀地大热，她夜入水晶宫，只见蜀主与花蕊夫人正在摩诃池上纳凉，夜明珠将整座宫殿照耀得犹如白昼，沉香散发出迷人的幽香，他们并肩恩爱，坐拥美景良辰，犹似一对神仙眷侣，沉醉间，亦不问人间世事。不觉，夜已三更，头顶星河流转，宫中滴漏阑珊。是时，花蕊夫人乘兴填词一首，自不负良夜。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洞仙歌》
数十年后，苏轼还记得那首《洞仙歌》。尽管那时候的他，身在他乡，遍尝仕宦辛酸，人情冷暖。尽管那时候的眉山，已然是回不去的地方。那时候的他，写着：
雨后春容清更丽。只有离人，幽恨终难洗。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琼梳拥青螺髻。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白首送春拚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
——《蝶恋花·京口得乡书》
回不去的，才叫故乡。
一个人，不管身在何处，不管年纪几何，故乡在身上烙下的印记，始终都是无法割舍，无法淡忘的。那座小城的山川风物，流水人情，也终将成为笔墨中最值得依恋的撇捺。
一壶漂泊，人生不过白首相醉。
竹影斑驳，只有岁月在墙上剥落的时候，才能看见儿时模样。
是的，时间，好像总是过得特别快。世事怎禁年少？
在蜀地川府的锦绣与绮靡中，一个人的七岁，到七十岁，尚不及转眼一瞬的温软清梦，更何况，是从童年到青年的十余载短暂光阴。
西风几时来，明月何处满。
而通常，还未经过一个传说，几个故事的流传，还未经过数卷诗词的吟哦，漫天星光一低转一明灭，半山的夜雨就泻入了秋池，陌上的春花就绽开了香息，身边的流年，也就那般清凉无碍地暗自偷换了。
第二节 【芳伴】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比如蓝天和白云，绿草和大地，比如我遇到你，以及，你遇到我。
——题记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十九岁的苏轼在进京赶考之前，迎娶青神进士王方的女儿王弗进门。因宋代素有“榜下择婿”之风俗，向来具有前瞻性思维的苏洵怕儿子金榜题名后，王侯将相争相提亲，婚姻大事不能自作主张，所以让两个儿子分别选取心仪之人提前完婚，以防后患。
为孩子终生幸福着想，绝不攀龙附凤。在这方面，苏洵和夫人堪称高人，一对伟大的父母。
是年，王弗年方十六岁，正值碧玉年华，绿叶儿红花朵，年轻的苏轼心花怒放，一见钟情。
青神，距眉山镇南约十五里，古蜀国“后户”，以崇祀蚕丛氏“青衣而教民农桑，民皆神之”得名。
蜀江水碧蜀山青。巴蜀之地，自古以来山川隽秀，物华天宝。所谓山明水秀蕴佳人，生于斯长于斯的王弗得其山水灵气，生得蕙质兰心，娇俏可人。
传说，苏轼和王弗二人喜结连理，缘于一段“唤鱼联姻”的爱情佳话：
王弗父亲王方，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乡贡进士，一方宿儒。青神一处山壁下有一鱼池，遇游人拍手，鱼即争先恐后跳跃出来，乃奇异一观。他欲为之立个招牌，题个叫得响亮可以名扬天下的名字，同时借此机会，为爱女招个乘龙快婿。于是请来当地青年才俊为奇景题名。
许多人自告奋勇。似乎，不是因为俚俗，就是不鲜明，都落选了。末了，只见一个叫苏轼的后生不慌不忙地展开手中尺幅——“唤鱼池”。此中有鱼，呼之欲出，耐人寻味。
无巧不成书的是，屏风内王方的女儿王弗，亦心照不宣地在尺绢上题写同样三个字，让侍女呈上来。
从来姻缘天注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一对璧人，未成夫妻，已即唱随。所谓天作之合原来如此。
“唤鱼池”不仅唤得鱼来，还唤来佳偶天成。无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仿佛三生石上早已记录在案，月老的红绳，不早不晚，在他俩相遇的那一刻抛掷下来，牵系两颗年轻的心。很符合诗人美丽浪漫的向往。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一个女人，最好的嫁妆就是一颗体贴温暖的心；一个男人，最好的聘礼就是一生的迁就与疼爱。
苏轼和王弗，顺理成章地成为天地间琴瑟和谐的两个。
同龄人之间少有代沟，极易沟通。少年夫妻，喜好相近，名义上是夫妻，也许更多的是玩伴。这是一对儿人间仙侣。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传说只是传说，真实的故事是：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弗不仅知书达理，出乎苏轼意料的是，她对诗书竟然非常熟悉，而且记性甚好，常常让苏轼目瞪口呆，时有新异发现。
现代人都知道，夫妻间时有新异，才能让两个人的感情不陈旧，不迟钝，不厌烦，因为情感会在不断的发现中潜滋暗长，仿若燎原之火，冉冉升温。一千年前，聪慧乖巧的王弗掌握这个火候恰到好处。
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说：
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王弗刚嫁给苏轼时，未曾说自己读过书。婚后，每当苏轼读书时，她都陪伴左右，红袖添香；苏轼背书的时候，偶有遗忘，吭吭哧哧想不起来的时候，她便不动声色地从旁小声提醒。云开雾散，刹那间腹中诗书滚滚来。有时候，苏轼故意想考考她，试探地问她其他书，她都约略知道。
这个“约略知道”已然是了不得了。苏大才子博闻强识，可是真真正正的书袋子。在苏子面前弄斧，那得是要一番功力的。小女子得心应手，让苏轼知道，这个王弗小姐，不可貌相，竟是个“敏而静也”、清心自持的主儿，实在难得。
曾有“幕后听言”的故事流传于世。还是那篇墓志铭，苏轼回忆爱妻昔日相夫教子的过往，感慨万千：
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
话说苏轼在凤翔做官的时候，王弗对苏轼在外面所作所为，达到“未尝不问知其详”的地步。不仅如此，还“垂帘听政”，在屏风后面“窃听”客人与苏轼的谈话，提醒苏轼，双亲不在身边，自己为人处世要格外谨慎小心。学会识人，对那些首鼠两端、见风使舵之人要有所戒备，加以防范。
苏轼在这里没有指名道姓说“那些人”是谁，但像章惇等后来对苏轼严加迫害的鼠辈，当初在凤翔都是与苏轼往来频繁的“朋友”。在这方面，苏轼惹出的麻烦还少吗？
苏轼这个活得热闹潇洒又不守规矩的才子，个性率真。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遇到不爽心之事，“如蝇在食，吐之方快”，口无遮拦。
知子莫如父，这一点让父亲苏洵最最放心不下。纵然他有先见之明，用心良苦地为爱子取名为“轼”，试图警示他锋芒毕露必然会招致别人嫉妒暗算，希望他能适度收敛锋芒，善于掩饰、保护自己，也终是鞭长莫及。
做父亲的，总不能寸步不离地守着儿子，一招一式教导着去做。这样，督导的重任就落到王弗身上。终究，王弗不负父望。
王弗虽然年纪不大，却从小家教严格，性格内向，文静，和大开大放的苏轼的性情是属于互补型的。受家庭耳濡目染，王弗对官场上的事情要比苏轼知悉得多。她时时谨记：夫妻事，夫妻共同分担。所以，这朵花开，不为倾城，而是以一颗敏感、澄清的心，洗手作羹汤，低眉于夫君左右，尽心竭力以自己的聪慧，佐助夫君辨人剖事，让他少走弯路。
聪明的女人，大多具有凭直觉判别好坏的非凡本领，她们天性中就对人际、对世事有着出色的洞察力。事实证明，王弗实有真知灼见。从苏轼的褒奖中可以看出，她对苏轼的劝诫，有时达到了可以针砭的地步。
所谓路遥知马力，遇事见人心。苏东坡不得不承认，王弗的话总是很灵验，一语成谶。历经多次摔打后，他也就心悦诚服，对贤妻言听计从了。
可以这样说，在苏东坡刚出道的几年中，他的知识长进，政绩斐然，声名鹊起，与王弗这个贤内助是息息相关的。
不仅如此，这位贤内助，还经常对苏轼的激进行为，力挽狂澜，及时加以规劝和制止。
苏轼做了爸爸以后，一次，带着儿子在家兴致勃勃地取松烟造墨，没想到，火焰滚滚，差点把自家的房子给一把火烧掉。
苏轼，就是这般生性潇洒浪漫，甚至有些放荡不羁，如果没有身边人的忠言箴劝，不知要惹下多少麻烦。
苏轼曾这样回忆：
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轼愧而止。
——《苏轼文集》卷七三《先夫人不发宿藏》
从秦朝就有方士为求长生修炼不老仙丹，到北宋，长生不死之梦也还是大行其道的，当时的刘敞便挖掘青铜器，欲得古人所藏的仙丹。苏轼对道人炼丹之事，亦是痴迷到无以复加，所以看到一处不积雪，就怀疑是古人藏丹药处，甚至要掘地探丹。
王弗就说，如果婆婆在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去挖丹药的。苏轼顿时为自己的冒失惭愧而止。
显然，对于王弗，苏轼是敬重大于自我的纵度。在苏轼的心目中，贤妻良母王弗，已不自觉地充当了他行为的监督人。并且，不经意地替补了母亲的位置。
“有识”二字，乃是古代对读书人的至高评价，苏轼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夫人，可见王弗在他心中的分量。
依苏轼天马由缰的个性，绝不会容忍他所不爱的人干涉他的事务，更不会让外人约束自己的行为。可是王弗对他的规劝，他不仅听从了，而且终生铭记在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两心相属之情。
情投意合、相濡以沫——我想，这两个词用在他们俩身上该是特别地恰如人意。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比如蓝天和白云，绿草和大地，比如我遇到你，以及，你遇到我。
生性粗犷的男人，永远都需要好女人来打磨，修炼。感谢上天垂爱，让苏轼遇到王弗。自此，苏王伉俪，双双携手出川，顺江东下。初涉尘世，官场凶险，虽是苏轼冲锋陷阵在前，背后的王弗却不敢有半点松懈，更谈不上安享轻闲。她一直和他并肩栉风沐雨。
王弗，苏轼的贤妻芳伴，他的城，他的王。
第三节 【题名】
都说文人相轻，但在欧阳修这位宗师级的大文豪这里，爱才惜才情深意切，没有半点虚饰，更无半点非难。看来，嫉贤妒能从来是凡人肺腑，真正的贤圣绝非如此。
——题记
相比现代年轻人纷纭浩繁的追求来说，古时候的男人活得相当单纯，生活目标也很单一。他们崇尚的人生三大喜是：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他乡遇故知是可遇不可求的。古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四通八达，单身只影行走江湖，大都是“芳草碧连天”，“知交半零落”，赶巧着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在西风瘦马的古道上邂逅老朋友，这样的际遇实在得依靠上天的恩赐。
而洞房花烛夜，则是常人都要经历的，每个男子都会走过这一遭，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世人最看重的是第三喜，因为光宗耀祖、青史留名自古以来就是汉民族的最高理想。金榜题名，乃是经过个人努力奋斗，历尽三更灯火五更鸡，十年寒窗苦中苦，百炼成“钢”才得以实现的。所以，这一喜弥足珍贵。学而优则仕。一举成名，天下尽知，富贵近在眼前，于此，一生的境遇重新谱写。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对于苏轼来说，注定不同寻常。喜上加喜，新婚两年的苏轼完成人生的华丽开张。
是年三月，四十七岁的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二十一的苏轼与十八岁的苏辙，千里迢迢，前往北宋都城开封，当时也叫汴京，参加科举考试。
这样的考试是不同寻常的，为这次考试的准备也是郑重其事，非同寻常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若想达到满腹经纶、博古通今的程度，取得盖世功名，除了勤奋苦读，尚没有一条捷径可走。这一点，“二十七，始发愤”的苏洵是深知利害的。所以老父亲苏洵，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两个儿子鸡鸣即起，手不释卷。俩孩子很争气，也很听话，带着先天的优秀遗传基因，读书破万卷，为参加这次科举考试奠基了深厚的学养。
“过五关斩六将”这句俗语说的是关羽连闯五道关口，斩杀曹操手下六员大将，历经诸多波折，最终冲破重重阻碍，前去投奔大哥刘备。苏轼兄弟同样也经受了这样的历练。不过，过的是三关，“斩”的是千将。第一关，嘉祐元年七月，苏轼与苏辙首先参加了在京城开封府组织的举人考试。这场考试是礼部初试，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海选，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金子。他们双双旗开得胜，晋级成功。
第二关，兄弟俩又参加了由朝廷礼部，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组织的考试，进行高一规格——精英级别的甄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二十一日，皇帝下诏：由欧阳修主持全国贡举考试，副考官有梅尧臣、韩绛、范镇等人。
考试日期定在二月三日至五日，地点在贡院。说起这贡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就连贡院内的小房间也被命名为“号舍”，又称“号房”“号子”。号舍一字排开，形如长巷，故又称“号巷”，每巷以《千字文》中汉字作为编号，但圣人名讳和“荒”“吊”等凶煞诸字是避讳不用的。
号舍的标准长、宽、高分别是五尺、四尺、八尺，土墙土壁，莘莘学子在“号子”里一蹲就是三天，吃喝拉撒全在这里，你想想这是什么状况。同是莘莘学子，一考定终身，现代高考生可幸福得多了。
孔夫子老先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考生们也别心理不平衡。因为不光是考生们在考试不散场前被武装关押，连监考、出题的考官们也和他们同甘共苦，在“监狱”中一起陪着。并且，为了防止考官和考生之间有什么猫腻，从这一天起一直到三月初放榜公布成绩，所有的考官都不得跟外界有任何接触，吃喝拉撒睡全在学士院，贡院也即“锁院”。重门深锁闻鹧鸪。
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现代白话文理解就是：请以古代君王奖惩赏罚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来展开论述。这个题目不寻常，有点难为书生。需要考生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要有强大的思辨能力。有道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份考题对于苏轼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苏轼大笔如椽，洋洋洒洒，一篇见解独到、析理深刻，文字质朴自然，笔力遒健老到，字里行间充盈着大家风范的策论应运而生：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形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故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这篇文章让主考官，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当代文坛宗主欧阳修青眼有加。本来嘛，宗主这朱笔一勾，苏轼第一名实至名归。
可是。不得不说，古往今来，很多事情坏就坏在这两个字身上，本来是大河滔滔水到渠成的事。老欧稍加迟疑，事物就稍稍偏离了既定的运行轨迹：如此文采出自谁手呢？该不会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也就是后来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所作的吧？
如果将曾巩列为第一名，那就麻烦有点大，众人的眼睛会像刀子一般，保不准会向徇私舞弊、护犊子这样的方向削过来？那样，不言自己，曾巩也就无比麻烦了。就算欧阳修这样的大家也理所当然地具有大众心理，未能免俗。为了避免无谓的是非，欧阳修只得忍痛割爱，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
他没能想到，他看到的天下第一文章，乃是来自眉山的小伙儿苏轼的大作。缘于欧阳修的一念之差，苏轼与第一名失之交臂。
常言说字如其人，每个人的字体在人世间都是独一份，不可复制。即便谁费尽工夫临摹得形似，那神似也要差那么一点点儿，自个儿的字体一定会携带着自个儿的某种性格特征。不是欧阳修眼拙，连弟子的字体都看不出来。原来按照宋代科举的考试法规，为了防患于未然，坚决杜绝考官和考生徇私舞弊的现象，在试卷收齐之后，先由办事员将所有考卷登记在册，接着由书记员将所有考卷重新抄录一遍，然后将抄写好的试卷送交考官评阅。那个时代的书记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书记，纯粹的书写记事，不似现在政府官员。这样，最终落到考官手里的试卷，称为“糊卷”，统一格式，统一笔体，既看不到作者的姓名，更无法辨认考生的笔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平公正。可见宋代的科举制度在保密工作方面是可圈可点的，也是值得现代人借鉴的。
关于这篇文章，还盛传着这样一段佳话：
上文第二部分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上古尧帝的时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尧帝三次赦免他。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之严厉，而乐见尧帝用刑之宽仁。
文中的“皋陶”让腹有诗书的欧阳修百般不解：好好一个舜帝时期的法官，还曾被大禹举荐为继承人，怎么就成了尧帝的执法官了呢，难道是我记混淆了，我读的书不少了，这个典故怎么闻所未闻呢？
文坛盟主确实具有盟主之范儿，对待学术问题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这个欧阳修，虽然在判卷子时没有武断地追究，但绝不像《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大臣那样装“聪明”，难得糊涂下去，极具一竿子插到底的锲而不舍的劲头。揣摩这个疑虑揣摩很久，有一天，恰巧苏轼来访，他马上提到这个茬儿，待解谜团：
“子瞻啊，你文中所用的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
苏轼本就有些心虚，因为这典故本是他开拓创新。但不能实话实说，因为古人对于典故的引用是很讲究的，就随口答道：那不是那啥，《三国志》孔融的故事里面的吗？欲以搪塞过关。
没想到他这一次竟然遇到天下第一认真读书人。苏轼走后，欧阳修将《三国志》中有关孔融的部分细细研读，字里行间搜寻个遍，还是没有发现这个典故的出处，他更加纳闷了，即便自己老眼昏花也不至于如此吧。第二次见到苏轼，又穷追不舍地“请教”。
至此，再无退路的苏轼只能老老实实地交代：“这是我想当然编造出来的！当年曹操灭掉袁绍之后，将袁绍漂亮的儿媳妇赏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对此大为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就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的典故出自哪里。孔融说：想当然罢了，今天能发生这样的荒唐事，古代肯定也有。我想，尧帝为人宽厚，司法官非常严格，想当然，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吧。”（事载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你说这苏轼，够胆大妄为、少年轻狂吧。这样作为，即便是在现代的学堂，也会招致不开明的老师一顿狂轰海滥炸：这还了得，历史是任你想当然地张冠李戴、肆意篡改的吗？你怎么能这么自以为是，治学不严谨呢？
不是吗？现在就是写个论文，也得严格地标明引用部分的出处，不能有丝毫疏漏。
可是这位文坛宗师呢，不是一般的宅心仁厚，宽宏大量，对苏轼这般做法，人家一点也不恼，还夸奖苏轼发散思维好，具有开拓创新精神，非常欣赏。后来他多次对别人盛赞苏轼：“这后生善于读书，善于运用知识，举一反三，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甚至情不自禁地慨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又对自己的儿子说：“再过三十年后，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
当时，欧阳修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实职，位高权重，众人敬仰啊。文章冠绝天下，又兼天子左右臂膀，天下士子见其一面便足可炫耀半生，这是怎样一种尊崇。他这样高度地评价苏轼，苏轼又怎能不闻名天下呢？
每读到这里，都让人生出万分敬仰之情，为欧阳修宽广的胸襟、过人的见识和奖掖后进的热忱而深深感动！都说文人相轻，但在欧阳修这位宗师级的大文豪这里，爱才惜才情深意切，没有半点虚饰，更无半点非难。看来，嫉贤妒能从来是凡人肺腑，真正的贤圣绝非如此。这样的圣贤，千秋万代都是圣贤，令后世敬仰。
考试的第三关，是由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苏轼以“春秋对义”的答卷文章被取为第一名，与兄弟苏辙以及其他四百多位举子蟾宫折桂，成为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古人喜欢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五十岁中进士都不算老，就连他们的父亲苏洵连年征战二十载，也是名落孙山，可见，苏轼兄弟俩真是出手不凡，英才出少年啊！
在这次考试中，估计怕重蹈覆辙，在俩孩子面前丢分子。苏洵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在省会成都的时候，他专门拜谒了当地名儒张方平，希望可以谋个一官半职。当时的官场上还盛行着这样一种潜规则，只要有官场巨儒的鼎力推介，朝廷可以任命官职。苏洵把自己的一部论为政之道、谈兵论战的重要著作呈献给张方平。张方平爽直而爱才，对他十分赏识，想留他在身边做成都书院教习。这本也算是一份好差事，可苏洵另有想法，执意进京。于是，古道热肠的张方平，撇开从前和欧阳修之间的不愉快，起草一封推荐信给欧阳修，大意是说苏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以委以重任，为国效劳。这欧阳修呢，前面说了，也是极其秉正之人，丝毫不因和张方平之间的嫌隙怠慢苏洵，而是以求才育才为己任，对苏洵热情提携，介绍他加入当时东京的文人圈子。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于是向当朝宰相韩琦、富弼推荐苏洵。两个宰相对苏洵的文才赞誉有加，于是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的文章，苏洵文名大盛。
三苏名动京师。眉山，这个距离京城西南千里之遥的小地方，亦因为名人效应而声名远播，令人心驰。
第四节 【蛰居】
即便，我不言，不语，你也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一直在那里。全世界都可以不懂，如果你也不懂，那我还有什么必要开口？
——题记
就在苏轼兄弟四海名扬，在京师备受万人瞩目的时候，1057年4月，从老家传来噩耗：母亲程氏卒于眉山。无疑，五雷轰顶。
自此，两兄弟与慈母阴阳暌隔。“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游子未回，苦等的人连俩孩子双双高中的喜讯尚未曾获悉，却已经驾鹤西去。音容宛在，想起兄弟俩再也不能膝下承欢，想起母亲大人平日里的含辛茹苦，谆谆教诲，怎不叫人痛不欲生，断肠天涯。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兄弟俩的这次仕途之旅不得不折戟而归。
因为自汉朝始，就有“丁忧”的制度延续至今：百善孝为先。朝廷官员，即便当朝宰相，父母亲如若离世，自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返回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尔雅·释诂》记载：“丁，当也。”遭逢、遇到的意思。“忧，居丧也。”“丁忧”作为一种习俗，一种伦理，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在数千年里根深蒂固。这是一项执行严格的制度，若匿而不报，一经查出，不仅要受到惩处，还要遭受世人唾弃。
世事无常，猝不及防，命运蓄谋已久，要给少年扬名的兄弟俩来个下马威。
也可以这样说，人生在每个阶段都会有遗憾，没有遗憾的人生注定是不完美的。人生就像爬山，山路十八弯，有风景就有惊险，一个转弯，你的脚步刚刚穿越山花烂漫，却不得不涉足一片泥泞，而脚下又濒临悬崖险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成功的道路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苏家父子跋山涉水赶回家乡眉山。斯往返之途，风餐露宿、奔波劳碌自不必细说，昔时山水含笑，春风得意马蹄疾；而今雨恨云愁，肠断白洲。一来一往的心境，当是天壤之别。
程氏的早逝，源于疾病。这病的起因，除了积劳成疾，怕与丈夫苏洵也不无干系。
民间版本苏轼有个冰雪聪明的妹妹苏小妹，后来嫁给大才子秦少游，洞房花烛夜，苏小妹三难准新郎，以一句“闭门推出窗前月”让新郎官进退不是，左右为难，是大舅哥苏轼一粒小石子的点拨，才得以茅塞顿开，出口一句“投石冲开水底天”，欢天喜地洞房花烛去了。但据考证，历史上并无苏小妹其人。苏轼没有妹妹，倒是有个姐姐，名唤八娘（古时兄弟姊妹排行，一般是扩大到未出三服的族内本家，小姑娘在老苏家堂姐妹中排行居八，所以被称为八娘）。亲戚联姻亲上加亲，八娘嫁给了母舅家的表兄程之才。婚后感情不和，夫妻俩没有共同语言，不敢轻言幸福。另外丈夫常年在外做官，离多聚少，八娘性情内向，落落寡合，生病了程家也不管不问，不给医治。得不到家庭、爱情的温暖的她，出嫁两年即抑郁而死。白头人送黑发人，这事让哪个做父母的都是痛彻至骨。爱女心切且生性偏激孤傲的苏洵，便固执地认为是程家欺虐自己的女儿，致使爱女早夭，发誓与程家死磕到底。
苏洵素来一意孤行说到做到，后来不是连宰相王安石都敢血口痛骂吗？
文人一向崇尚文斗，喜好唇枪舌剑，口诛笔伐，苏洵在这方面堪称行家里手。他公开宣布与女婿家一刀两断，并且不留情面地写诗责骂诅咒程家，似乎这样做还是难解心头之恨，于是自费修了一座“苏氏族谱亭”，待亭子落成刻石立碑之际，大刀阔斧地以写碑文的名义把程家大大恶心了一番：
乡中“某人”恶行贯豪门，道德尽沦丧；逐幼侄独霸家产，宠侍妾欺压正妻。父子同饮纵情淫乐，家中女子丑名远播；全家势力小人欺下媚上，本人嫌贫爱富使人侧目；以金钱勾官府欺压良善；是三十里之大盗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戒族人焉。
这一番痛骂真是酣畅淋漓，痛快非凡，出了一口恶气。却丝毫没有顾及妻子的感受，让夹在中间的妻子里外不是人，一面哀痛爱女青春早逝，一面又痛心和娘家结仇。古时候女子回娘家机会不多，但无论古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娘家无论何时都是她心中的根本。“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诗经·周南·葛覃》写的就是一个出嫁后的女子急着回娘家的话题，一个急切待“归”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为人儿女，怎能六亲不认，和娘家为敌。亲不亲，连根筋。宁舍家财万贯，不舍娘家后代，这是古语。娘家是女人的根基，一辈子牢固的靠山。我想，任何一个女人，处在这样两难的地位，都不会心安理得，何况程夫人这个秀外慧中的女子。于是，忧思成疾。
苏家父子三人风尘仆仆赶回家中，只见家中一派凌乱荒凉的景象。由于家中没有男丁支撑，程夫人已卧病在床一年之久，篱墙破烂不堪，有的屋舍还倒塌了，分外破落萧条。
程氏被三苏安葬在一个名叫“老翁泉”的地方，苏洵尔后即字号为“老泉”，再后来苏洵百年之后也葬埋于此。
程氏含辛茹苦服侍丈夫和孩子这么多年，夫妻二人相濡以沫，感情甚笃，可谓良师诤友。
程家是眉山望族，她这个大家闺秀嫁到平民之家，丝毫不抱怨，换上布钗裙，洗手作羹汤。即使生活偶尔捉襟见肘，也绝不麻烦娘家。知书达理、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她，贤德，有气度。
苏洵不喜读书。她，不言，不语。
苏洵进士不第，铩羽而归，径自去外面游山逛水排遣惆怅，让程氏在家独自支撑门户。她还是，不言，不语。
苏洵二十七岁时，问她：我想闭门读书，可读书太浪费时间，你怎么想呢？
程氏这才开口，说：我早想和你说这事了，不过如果因为我的原因读书，你不乐意，太没劲儿了。你安心读书吧，家里琐碎有我呢。
苏洵从此放下思想包袱，撇下生计大事，一门心思做学问。夫人，一个人忙里又忙外。
沉默是一种最深切的定力。因为尊重，所有的深情更动情，我只是假装不在意。
即便，我不言，不语，你也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一直在那里。全世界都可以不懂，如果你也不懂，那我还有什么必要开口？
明理而又坚韧，程夫人当如是。这世上有美女子、丑女子之分，还有蠢女人、好女人之别，蠢女人把男人当弹弓，拉得越紧飞得越远；好女人把男人当风筝，悠然牵着手中线。
如今苏洵回来了，这个好女人却独自去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苏洵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在祭妻文中说：
我知母心，非官是好，要以文称。昔余少年，游荡不学；我知子心，忧我泯灭。感叹折节，以至今日……有错其丘，惟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嗟余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我归旧庐，无有改移。魂兮未混，不日来归。
悲哀、怜惜之情溢于言表。
这期间的一年又三个月，苏轼和苏辙居丧守礼，蛰居在家。《礼记》：“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说的是古时儿子守丧在家，要读有关丧祭的礼书。
当然，有关丧祭的礼书是要读的，但是，四百多个日日夜夜，闲暇之余还是很多的。这期间，苏轼兄弟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相对轻松的生活。
功成名就，俩孩子都成为饱学之士，老苏也不好意思再督促他们头悬梁、锥刺股昼夜苦读求功名了。之前，老苏对待孩子们的功课可是从不放松的，以至于步入晚年的苏轼，有一次在梦中还为未完成父亲大人布置的学习任务而忧心忡忡：
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这首题名为《夜梦》的诗，是六十多岁的苏轼被贬至儋州时写下的，意思是说：晚上梦见自己小时候由于贪玩儿，当天按计划本应该读完《春秋》这部史书，结果才读到桓公庄公部分，不及全书的三分之一。心里担心父亲来检查功课，所以感到心里不踏实，好像嘴里挂了鱼钩的小鱼一样惴惴不安。
是时，苏轼历经官场沉浮四十余载，风颠浪簸什么没经历过，不过，还是为这小得极小的事惊出一头冷汗。可见，当年父亲教育之严格，幼小的他记忆之深刻，辗转成梦多少年。这亦给后人以借鉴：所谓天才加勤奋才得以成功，自古如是。即便天资再好，没有勤奋努力为之后盾，也将江郎才尽，于事无补。
苏洵是个开明的家长，苏轼的岳父王方亦是进步人士。于是，“丁忧”的日子里，苏轼就成了青神的座上宾。青神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苏轼好山水，算是一见如故，很投缘。苏轼与岳父家族内年龄相仿的男性成员游山逛水，在野外饮酒嬉玩，乐此不疲。生性狂放、才气横溢的苏轼，其间也有不少诗作，无奈均已散佚，不无遗憾。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叫“二十七娘”的小姐，人生若只如初见，天命姻缘，在劫难逃。
第五节 【南行】
诗人自有一双灵秀目，还有一颗玲珑心，眼有所观，耳有所感，以所观所感，触动其丰沛的内心世界，使灵感江河澎湃汩汩而来，成功地“发于咏叹”，无不“充满勃郁而见于外”。
——题记
嘉祐四年，苏轼兄弟居丧满期之后两个月，父子三人连同两个儿媳，举家迁往京师。
人到老年，需要面对的一件大事就是陪伴自己一辈子的老伴先行一步离自己而去。在世的一方，一时难以走出痛苦，给自己的身心带来创伤。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人都要走这一步，活着的人必须调整心态，适应这种变化，消除悲哀，开始新的生活。
此时的苏洵，老妻已故，他再无牵挂，准备从此背井离乡奔向仕途，四海为家。
苏洵使人请了六尊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势至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王者。把它们分别安放在两个镀金的佛龛中，供奉在极乐寺的如来佛殿里，希望这六尊菩萨保佑自己和两个儿子前程锦绣，护佑一家老小平安抵达京城。
临行之前，他带着儿子儿媳去向亡妻之灵告别，祭文的最后一句是：“死者有知，或升于天，或升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告诉妻子：老伴儿啊，我这就要出门去，不能在这里与你厮守，你自己想去哪儿随意好了。
祭文可以这样写，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壮烈，足见苏洵之旷达。若能一切随之去，便是世间自在人。如此辞行，耐人寻味。
这一次举家出川，没有走旱路，从剑阁翻越秦岭东下，而是选择水路，顺水荡舟。当然不似太白“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千里水路，凶险难卜，他们探幽访胜，尽览山川形胜，体味山光水色。
九月，苏家一行由眉山登舟，经嘉州、顺岷江、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江陵，于第二年二月抵达汴京。
一路上，父子三人游览了大江两岸的名胜古迹，观赏了巴蜀湘赣的壮丽河山，凭吊了屈原塔、昭君村，拜谒了诸葛故居，体察了沿江一带的风土人情。
其时，苏氏父子已名动京师，文章播于天下。此一去，鹏程万里，前途无限，父子三人格外意气风发。舟中无事，博弈饮酒，吟诗作赋，弹琴高歌，写下百余首诗篇，结集谓之《南行集》。其中苏轼有诗四十首，这些诗句，准确地捕捉住江山神韵、生动地描绘出三峡风光的诗篇，彰显了年轻诗人的出众才华，是他一生近三千首诗歌的发轫之作。
长江三峡西起奉节县白帝城，东至宜昌南津关，全长一百九十三公里。沿途两岸奇峰突兀、峭壁林立，自西向东依次为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瞿塘峡位于奉节境内，长八公里，是最短的一个峡谷。瞿塘峡虽短，却“镇渝川之水，扼巴鄂咽喉”，有“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的恢宏气势。端入口处，两岸断崖壁立，相距不足一百米，形如门户，名夔门，山岩上篆刻着“夔门天下雄”五个雄浑大字。
“夔门通一线，怪石插流横。案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这四句诗生动传神地刻画出瞿塘峡的峭拔险峻。峡口的江面最窄处仅数十米，两岸的山峰凌厉如削，岩壁高耸，最高竟达千米以上，大江在悬崖绝壁中浩荡奔流，山峰如同和天连接在一块，江上小舟如同在地窟里穿行。仰目而望的你，不能不一次次膜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自昔怀幽赏，今兹得纵探。长江连楚蜀，万派泻东南。
合水来如电，黔波绿似蓝。余流细不数，远势竞相参。
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
风过如呼吸，云生是吐含。坠崖鸣窣窣，垂蔓绿毵毵。
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
绝涧知深浅，樵童忽两三。人烟偶逢郭，沙岸可乘篮。
野戍荒州县，邦君古子男。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霜柑。
闻道黄精草，丛生绿玉簪。尽应充食饮，不见有彭聃。
气候冬犹暖，星河夜半涵。遗民悲昶衍，旧俗接鱼蚕。
板屋漫无瓦，岩居穷似庵。伐薪常冒险，得米不盈甔。
叹息生何陋，劬劳不自惭。叶舟轻远溯，大浪固常谙。
矍铄空相视，呕哑莫与谈。蛮荒安可住，幽邃信难妉。
独爱孤栖鹘，高超百尺岚。横飞应自得，远飏似无贪。
振翮游霄汉，无心顾雀鹌。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
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
——《入峡》
苏轼的这首五言长篇排律，写的是入夔门后所见所感。
“合水来如电，黔波绿似蓝。余流细不数，远势竞相参。”写巫峡水势，可谓浩荡，近乎凶猛。滚滚江流似骏马般不羁，冲破暗礁险滩，一浪席卷一浪，呼啸而去，让你似乎能感受到朵朵浪花舔上脸颊。
“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风过如呼吸，云生是吐含。坠崖鸣窣窣，垂蔓绿毵毵。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这几句描写更为壮观，形象飞动，声色传神。唐代诗僧皎然在《评论》中说：诗“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苏轼的诗句充满这种“飞动之趣”，他的笔下，巫峡峡长谷深，群峰如屏，层峦如聚，云腾雾绕，江流婉转，船行峡中，时而大山当前，石塞疑无路；忽又峰回路转，云开别有天。
渊潭，绿蔓。崖竹，石楠。飞泉，怪石。苏轼学力、才力兼胜，以最自然之物，最突兀之境，神与物游，意与境会，为巫峡留下一幅铺叙展衍的画卷。其纵横恣肆、风格独具的夸张、拟人和比喻，使诗章清新豪健，意象开阔，令人玩味不尽。清王文诰案：“通幅整暇，自能人妙。”纪昀批曰：“刻意锻炼，语皆警峭，气局亦宽然有余。”这样评价，没有理由提出异议。
另有一首在荆州途中写的《江上看山》一篇，亦铿然有声。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诗人坐在船上看山，群峰逶迤，各具神采，他看得太专注，并没有注意到船在移动，只看到连绵不断的两岸青山，群马奔腾般于眼前倏忽而过。前面的山峰，山势错落不齐，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乱糟糟不成马的样子。后面的山岭，受惊的马群乱了队形，一个个顾头不顾腚，挤挤扛扛逃命似的向前奔跑。盘旋曲折的山间小道上，似乎影影绰绰有一两个踩着云彩在走的行人，诗人欲上前打个招呼道声问候，帆影已如一只孤独的飞鸟般，向南驰过另一座山头去了。他们父子，何尝不似凌空飞鸟，奔向广阔天空。
这八句诗，让你不能不肃然起敬，由衷地赞一句：太形象了，如在目前。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一个“随物赋形”，视觉构成和语言方式，极具画面感。
苏轼脱口而出这样的诗文不奇怪，因为他一向崇尚文贵自然，诗也一样，不须为作文而作文，作诗而作诗，一定要到胸中有话，到“不能自已”不吐不快的程度，才步步踱云，吟出妙语佳句。他在《南行前集叙》说道：“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诗人自有一双灵秀目，还有一颗玲珑心，眼有所观，耳有所感，以所观所感，触动其丰沛的内心世界，使灵感江河澎湃汩汩而来，成功地“发于咏叹”，无不“充满勃郁而见于外”。
渔村把酒对丹枫，水驿凭轩送去鸿。
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
故人草诏九天上，老子题诗三峡中。
笑谓毛锥可无恨，书生处处与卿同。
——陆游《水亭有怀》
有志之士虽然所生年代不同，性情不同，但是骨子里总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样仰望，一样认同。同是三峡游，读放翁这首《水亭有怀》，不得不叹：英雄所见略同。
第六节 【三苏】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清代张鹏翮
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光大门楣这么一回事，好男儿或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或饱读诗书，三甲及第，衣锦还乡，以告慰父母，使家族后世引以为荣。
这是国人的伟大理想，是特别了不起的大事件。
这个理想仰之弥高，奈何手可摘星辰的人凤毛麟角。众生芸芸，凡夫俗子宛若大树的叶子、沙滩的沙土粒一般密密麻麻，满目皆是，能够出人头地的实在少之又少。
眉州眉山城的苏家，“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三足鼎立，千年没有一个。
纵观古今，也就是汉魏时期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明代晚期三位袁姓的散文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世人称之“公安三袁”的，可以分庭抗礼。
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名扬天下。
有人说苏洵入选“唐宋八大家”是由于两个奇才儿子的缘故，后人给的面子，其实不尽然。苏洵自有他的精彩，有他深厚的资本让后世敬仰。
孔子晚年有三句话对后世影响足够大：
一时也，命也；二慎始慎终；三尽人事，听天命。
这三句话告诉世人机遇对人生至关重要，有时候抓住一两个，扼住命运的喉咙，足以影响人一辈子。所以说人生面临的每一次抉择都至关重要。一旦做出选择就要坚持不懈做下去，哪怕有多么艰辛不易，你只管努力去做，老天爷会给你一个好的交代。虽然这般说法有点唯宿命论，但入情入理。就像那句现代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
用夫子这三句话来注释苏洵的一生倒是很恰当，他老人家付出艰辛，也得到了命运的格外垂青。经他一手栽培，苏家出了苏轼、苏辙这样的一代文豪，尤其是才华横溢，雄视古今，“千古一人，罕见其匹”的苏轼，缔造了北宋文坛一个神话。
苏洵老先生也是上天缔造的一个精英。这个精英的背后站着他同样精英的父亲苏序。
苏序，苏洵的父亲，也就是苏轼兄弟的爷爷，虽然只是乡野人家的一个小老头儿，平凡却非等闲之辈，是一个有故事、有内涵的人。苏轼出生时苏序六十三岁，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十一日，殁于眉山家中。享年七十五岁。
在苏轼的印象里，祖父是个非常有趣的怪老头。他不喜读书，略知大意而已，爱好作诗，不循章法，以诗抒怀，自娱自乐而已。他容貌英武，乐善好施。性情豪爽，不拘礼节，“无一事不快乐”，是天生的乐天派。这在苏洵的《苏氏族谱》也有具体表述，苏洵形容父亲“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性简易，无威仪，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与人交，无贵贱皆得其欢心”。说他豁达开朗，宽和友善，所以人缘好，受人爱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苏廷评行状》一文里，苏轼讲了祖父的一些逸事。
苏序爱喝酒，颇有些酒量，有一天，苏序正和几个田间老头儿喝得酣畅淋漓之时，二儿子苏涣封官的文书寄来了，官服，官帽，上朝用的笏板等一应俱全。苏序醉眼蒙眬，取过文书，向乡亲们高声宣读后，开怀大笑一通，随手将文书与官服、官帽、笏板等物一股脑儿塞进两个布口袋里，还有手里一块吃剩的牛肉，也一并扔进口袋里。他让村童挑上这两只布口袋，自己则翻身骑上一头毛驴，摇头晃脑，一路哼着小调进城来。让也是进士及第，欢天喜地大肆铺张庆祝的程家大跌眼镜，直翻白眼。这样的表现在今天来看都是异数，好一个个性不羁的老人。
一段时间，眉山当地纷纷传说有个叫茅将军的神法力无边，装神弄鬼的阴阳先生借机推波助澜。不久，一座供奉茅将军的大神庙修建起来了。信徒畏惧，纷纷前往烧香祈祷，始作俑者趁机讹诈捞钱。苏序很气愤，一天，借着酒醉，抡着铁锤冲进神庙，将茅将军塑像砸得稀里哗啦，片甲不留全部掼到河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所谓隔代遗传，苏东坡的旷达、乐观、善良、天真的性情，完全脱胎于祖父的优良基因。
灾荒之年，为了救急，苏序卖掉田产买来粮食救济饥民。乡亲们感激不尽，丰年之时，拿米粮来报偿他，他笑着摆摆手说：我本来就打算卖掉这些田产，跟你们没关系。
做人做到如此厚道的份儿上，也是人间少有。
苏序在乡间种田时，把为数不多的田亩全部种上稻谷，但他不像别家那样储存很多大米，而是等稻谷收割后，拿米换稻，储藏起来，有三四千石之多。有人纳闷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只是笑笑。之后遇到灾年歉收，苏序就拿出自己粮仓里的稻谷分给大家。先送族人，然后送亲戚，再送佃户和穷人，使他们都安全度过凶岁。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见识了这个有头脑、有远见、有非同寻常思维的老人的高明之处。原来稻谷得之谷壳护佑，可藏数年。而稻米遇到潮气，极易霉坏变质。如此洞见能力，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他也具有超前的思想意识。苏轼在《苏廷评行状》文中讲：自从五代动乱以来，蜀州求学上进的人减少，又都留恋乡土，不愿意出来做官。但是苏序的想法不一样，他送儿子苏涣到学馆读书，勤于督促，等到苏涣以进士的身份谋到官职回到家乡，眉州的百姓争相来访，把这作为无上荣耀的事，都效仿苏氏的方法教导子孙后代读书上进，谋取功名。
据记载，两宋期间，眉州共有八百八十六人考取进士，史称“八百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连仁宗皇帝也禁不住金口大开“天下读书人皆在眉州”。
有教无类，对于小儿子苏洵，他采取的则是自由发展、自谋生路的教育方式。这也是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缔结的一枚丰硕成果。可以这样说，因材施教在老苏家是传统。
苏洵小时候对学习兴趣不大，二十七岁以前，还不能熟知诗书。苏序从来不过问他的学习。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纵而不问，他也不多解释，只说：“我的儿子还要担心他不学习吗？”后来，果不其然。
在唐宋八大家里，苏洵是唯一没有进士资格的一位。唐宋时代，崇尚“学而优则仕”，因此，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仕途多舛，虽然被张方平、雷简夫誉为“王佐之才”，得到一代文宗欧阳修的赞誉，甚至令当朝宰相韩琦、富弼等青眼有加。但在这个世事纷纭的世界，即便你有通天彻地之才，也不能一下子就找到用武之地。只因官职卑微，身处江湖之远，心忧庙堂的他，无法施展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嘉祐六年，苏洵奉命编纂太常因革礼书，志平三年四月，在八品官位上谢世，享年五十八岁。
没有进士资格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是他不喜欢死记硬背，不善于诗赋和骈体文，不适应当时的科考制度罢了。历史上才学卓著而没有进士身份的人才很多，李白、杜甫、孟浩然、温庭筠、辛弃疾等翘楚都不具有这张官场通行证。
苏洵擅长于散文，他的政论，主题突出，笔势雄健，“就像一位高明的建筑大师，把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独具匠心地设计出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建筑”。
清人邵仁泓在《苏老泉先生全集序》中说：
二苏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异也。老泉先生中年奋发，无所师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韩、欧，以传之二子，斯足异也。间尝取先生之文而读之，大约以雄迈之气，坚老之笔，而发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极天人，次之修明经术，而其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于翰墨间。先生之文，盖能驰骋于孟（子）、刘（向、歆）、贾（谊）、董（仲舒）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继韩、欧，下开长公（苏轼）兄弟。
意思是说，苏轼兄弟天赋异禀，又有家父培养，能成一家，不足为奇。苏洵发愤既晚，又无师承，全靠自己饱览群书，自学成才，而大器晚成，文章雄迈豪放，汪洋恣肆，能与孟子、刘向、刘歆、贾谊、董仲舒抗衡，上继韩愈、欧阳修，下开苏轼兄弟，非常了不起。
这个观点天下认同。
在很多方面，苏洵有过人之处。
首先他是一个德才兼备、身体力行、教子有方的好父亲。
做个好父亲是男人终身的事业。作为终身的事业，如何能够做到足够好？
说难亦不难，简单到做好两件事即可。
第一件就是为孩子做个好榜样。作为父亲的苏洵，“榜样引领，精神导航”相当到位。
苏洵骨子里清高自傲，夫人程氏的娘家是眉山大户，有权有势，富甲一方。但他不卑躬屈膝，曲意逢迎；不因对方强权而降低自己的人格，不卑不亢，爱憎分明。这在他撰写的“苏氏族谱亭”的碑文里得到切实证明，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二十七岁开始发愤的苏洵，读书的态度和以前大相径庭。有一年端午节，他在书房埋头苦读，贤惠的程夫人剥了几只粽子，端一碟白糖送到他的书桌旁，怕打扰他悄悄走开了。近午时分，夫人来收拾盘碟，发现盘里的粽子已经吃完，糖碟原封未动，然而却在砚台的四周，看到遗落下不少的白色米粒，再看苏洵的嘴边，也是黑白斑斑，黑的是墨汁，白的是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把砚台当成糖碟，蘸墨就食。虽然这件事真假有待考证，但至少证明苏洵后来的闭门用功绝非浪得虚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母是孩子的启蒙教师也是首席教师。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潜移默化，对孩子的语言习惯、行为习惯、待人处事方式、认识世界的方式，都具有很大影响。父母的一举一动都将投射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甚至打上深深的烙印。所谓“无才无德是废品，无才有德是次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只有有才有德才是上品”。教会孩子做人比教会孩子学习更重要，孩子的自信宽容、乐观坚强、热情幽默，敬业负责、关怀合作等，更多的是从父亲身上汲取的。
成年后的苏轼兄弟刚正不阿，不畏强权，做官、做学问勤奋不怠，与父母的耳濡目染是分不开的。
好父亲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陪伴”，和儿子一起成长。
苏洵没有所谓的大家长作风，他身体力行，和俩儿子一起读书，一起讨论。读书与时事相结合，评古论今。一次读到宰相富弼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警诫辽国，提议打仗的人都是替自己的利益考虑，希望建功立业，如果要发动战争，作为君王要承担祸患，对国家百害无益。苏洵问苏轼：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事例？苏轼不假思索地说：汉武帝时，严安告诉过汉武帝，打击匈奴，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这时的苏轼只有十来岁，他们讨论的却是军国大事，多么了不起。
苏辙后来回忆说：“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囊。”意思是小时候和哥哥跟着父亲读书，醒着与睡着都在读书，万卷文章在腹中，需要时常拿出来晒一晒。
苏洵教导儿子：“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着之翰墨，使人有闻焉。”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做官，就用自己的才学来治国安民。不做官，就退而修书，让自己的思想流芳于世。成年后的苏轼和苏辙秉行的即是父亲的这种经世余韵。
书籍，可以衍生巨大的力量。它呈现的是系统的知识归类和梳理，通过咀嚼升华，触类旁通，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支撑着一个个从书中走出来的仁人志士，形成强大的精神和信仰，加之对物事的精确悟性，付之努力，当战无不胜。
作为未成年人，他们在生活上需要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更需要切入灵魂的陪伴、精神上的引领。天经地义，父亲这个称号意味着坚毅，意味着责任与担当。孩子和父亲在一起得到的安全感、信赖感、温馨感和亲密感，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育、形成健全人格具有长远意义。所以说“陪伴”是父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作。
作为父亲的苏洵，“榜样引领”和“陪伴陪读”两件事都做得很到位。他带着两个儿子大量阅读经书、史书和文选，以自己多年游历和读书的心得，指导孩子写文章剔除繁芜，直奔精华，少走很多弯路。当时朝野上下，写文章只追求文采骈俪，却不顾及思想感情的真实表达的酸腐文人比比皆是。苏洵坚决抵制这种风气，教孩子们写散体文，关心国家大事，并时刻告诫他们，写文章力求“言必中当世之过”这种务实的学习态度。这番举措，恰好契合了多年以后朝廷科举选拔的标准。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这位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文章，在他取得绝对发言权后，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于是，苏轼兄弟脱颖而出。
据说，俩兄弟登科及第时，苏洵看着两个儿子一举成功，而自己却曾是科场的败将，非常感慨：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仰天长叹，酸楚而欣慰！这四句足以触动天下父母的温软情怀。斯时的苏洵，眼眶含泪但朗朗笑着。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培养出这么两个出色的儿子，是作为父亲这个角色实现的最大价值。
三苏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学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崇高的地位。
后世为了祭祀三位文渊学薮，在眉山市城西修建了供舍，“三苏祠”原本是约五亩见方的苏家故居，明代洪武元年改宅为祠，清康熙四年又在原址上重新修缮，历经千载风雨沧桑，现成为占地一百亩的古典园林。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庭院内绿柳小桥，一弯清溪绕红墙。古木扶疏，竹吟细细。曲院风荷，青苔茵茵。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秀色，俨然东坡黄州乡间幽居的诗情，兼而又有“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的画意，和子瞻诗文相得益彰。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是清代张鹏翮题在“三苏祠”大门两边的一副楹联，词约意丰，是为大雅，深入人心。
大殿之上有清人杨庆远题字：
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
天心厚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
这是古人的赞誉，也是历史的评价。
“凝炼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颍滨。”三苏实至名归。
第七节 【仕旅】
所谓头角峥嵘，光芒四射；所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苏轼也！
——题记
三苏一行在次年二月安全抵达京城开封。他们置办下一栋附带着后花园的宅院，这座庭院远离繁华喧嚣的闹市，房前屋后绿树环抱，古雅幽静，就像是默默伫立在这里，已经等候他们多年，一家人甚是满意。
待一切安顿妥当，父子三人便静等朝廷召唤了。
不久，苏轼的长子苏迈出生，添丁进口，苏宅喜气盈门。在此期间，苏轼兄弟参加了两次考试，一次是考京都部务，另一次是制举考试。对这两个学霸来说，考试根本不是事儿，即便是北宋王朝最高规格，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亲自命题来选拔人才的制举考试，也不在话下。
制举考试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报名参加的，要经过复杂的程序。首先，需要朝中重臣、文坛宿儒的推荐，然后经过六名考官考核筛选，再优中择优，最终的合格者才能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由于门槛高、级别高，制举开设次数极少。两宋三百年间，只举行过二十二次制举考试。资格审查也极为严格，参加考试的人很少，考中的更少。两宋进士将近四万人，够格参加制举考试的却只有四十一人，可谓千里挑一。
苏东坡的推荐人是文坛盟主欧阳修，苏辙的推荐人是龙图阁直学士杨畋，都是当朝鼎鼎有名的人物。据说，考试前苏辙身体突发疾病，眼见得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大考，一家人着急得不得了，没想到这件事竟惊动了朝堂。宰相韩琦为此专门奏明宋仁宗说：“今岁应召制科之士，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染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
为了能让苏辙顺利参加考试，韩琦请求皇上推迟考期。更难得的是，宅心仁厚的仁宗皇帝竟然还准奏了，将考期延至九月。
考试前夕，宰相韩琦曾和下属闲聊：“我很奇怪，二苏在此，竟还有这么多人敢来和他们较量，看来缺少自知之明的人还真不少啊！”
宰相此言既出，原打算报考的人竟然弃考十之八九，二苏名扬天下，可见一斑。
仁宗皇帝求贤若渴，又抱负满怀，在制科考试中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六科，希望天下有志之士大胆批评朝政，为江山社稷建言献策。
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极为吻合，在经历了无数坎坷之后，苏轼不无感慨：“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殊不知直言一回灭一回，如今竟灭到黄州来了。”这是后话。
苏轼以五十篇策论通过制举考试，他洋洋洒洒，下笔千言，针砭时弊，月旦社会，内容涉及边防战事、皇帝宫闱、政府政策、朝臣昏庸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最终以“文义灿然”，被仁宗皇帝及欧阳修、司马光等主考官推举为制科考试的第三等。
宋代制科选士分五等，一二等形同虚设，从来都是空缺，所以东坡的第三等其实就是第一等。其次为三次等、四等、四次等，以及被判为不及格的第五等。宋朝开国以来入第三等的，也仅有过叫吴育的一人，而且吴育入的还是第三次等，论等次苏轼比他高了半格，所以，这次苏东坡得到的，是大宋朝开国以来唯一的横空出世的头等状元，旷古奇才。当然，弟弟苏辙也不负众望，被选入第四等。这一年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
二苏又一次蟾宫折桂，让仁宗皇帝再一次见识了他们的倾世才华，退朝后他不无兴奋地对高皇后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皇帝金口玉言，这下，苏轼兄弟就有足够的资本步入仕途了。
这时候，父亲苏洵亦被任命为校书郎，其后又被命修礼书，为本朝皇帝写传记，这差事正投老苏所好。苏氏一门春光无限，前程如锦璀璨。
不过，做官，还得从基层做起。
苏轼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弟弟苏辙被委任商州推官的头衔，因弟兄俩不忍心撇下年迈的父亲独自生活，故苏辙辞去职务，留在京城陪伴父亲，再等时机。
凤翔府，古称雍、雍州、雍城，地处陕西省西部，在现在的宝鸡市东北方向。关于凤翔这个地名的来历，有个美丽的传说。开创春秋“天子致伯，诸侯称贺”霸主之业的秦穆公，其小女儿弄玉，酷爱音乐，尤喜欢吹萧。后遇到华山隐士萧史，千古知音一朝觅，二人情意相合，终成眷属。一夜，二人在月下吹萧，引来了紫凤和赤龙，于是萧史乘龙，弄玉跨凤，双双腾空而去。唐朝人根据此典故改雍州为凤翔。浪漫的爱情绿水长流，滋润着凤翔年年岁岁春意焕然，莺飞草长。
两宋官员外放任期通常为三年，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这个才气清扬的小伙子，辞别父亲、兄弟，怀着“致君尧舜”的火热理想，携妻带子奔赴凤翔府上任。
苏轼的第一任上司是太守宋选，和苏家是世交，他很看重苏轼之才，一切事宜放手让其去做。苏轼到任后，购置了一座庭院安顿家眷，前有水池，后有亭子，红花绿树，流水潺潺，清静宜人，由此可见，苏轼是个热爱生活，会享受生活乐趣的人，这也是成就他伟大诗人的根底。
所谓判官一职，通俗讲，就是凤翔知府的助理官员，公务尚不繁重，但也不是闲差，有监察本州官员的责任，所有公文、奏议也需有判官连署，算得上一个重要的岗位。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渭水一带有很多古迹名胜，因为公务，苏轼需要到各地视察，所以就有机会四方游历，寄情山水，亲近自然，践行他诗人的秉性。他畅游了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
终南山在西安长安区南五十里，是秦岭主峰之一。但在古人看来，长安周边的秦岭，几乎都算得上终南山。它，西起宝鸡眉县，东至蓝田县，千峰叠翠，景色幽美，素有“仙都”“洞天之冠”和“天下第一福地”的美称。历史上，终南山以隐逸著名。最早的传说要追溯到老子。当时天文星象学家尹喜为函谷关关令，于终南山中结草为楼，每日登草楼观星望气。一日忽见紫气东来，吉星西行，他预感必有圣人经过此关，于是静坐守候关中。不久一位老者身披五彩云衣，骑青牛而至，原来是老子西游入秦。尹喜忙把老子请到楼观，执弟子礼，请其讲经著书。老子在楼南的高岗上为尹喜讲授《道德经》五千言，然后飘然而去。传说今天楼观台的说经台就是当年老子讲经之处。道教产生后，尊老子为道祖，尹喜为文始真人，奉《道德经》为根本经典。于是楼观成了“天下道林张本之地”。终南山成为道教发祥地之一。
道教主张出世，老子和尹喜又都是隐逸之人，这段传说给终南山带来神秘的隐逸色彩。“名山修道，终南为冠”，事实上，终南山的隐逸文化一直很盛，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进退朝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退守之地。历史上著名的姜子牙、商山四皓、张良、陶渊明都曾隐居此山。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四十多岁后厌倦政治，也常常居住终南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唐初医学家孙思邈、唐代高僧玄奘等，更是把终南山当作修学、养生、传道之地。苏轼经常登临终南山，去那里寻贤访圣。
当然，苏轼绝对不是游手好闲之辈，他亦为自己描画着建功立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宏伟蓝图，实现自己经世报国的理想。
当时陕西旱情严重，农人为行将枯死的庄稼忧心如焚。斯时，没有气象预报，也没有人工降雨，只能向神灵求雨，这是身为父母官的职责。
太白峰是秦岭上最雄伟的一座山峰，山顶上有一个道观，门前有一个小池塘，相传雨神龙王化身为各种小鱼栖居在里面。苏轼带领老百姓到道观里去求雨。为此，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雄辩滔滔的祈雨文，文中他先是奉承龙王几句以后，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龙王申诉天旱的种种不利：
乃者自冬祖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局以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
十六日果真降下小雨，雨不大，不能缓解旱情。有老人言山神因宋朝皇帝封的侯爵太小，在发脾气。苏轼查阅了资料，果然如此：唐朝时朝廷封太白山神为公爵，到了宋朝竟被皇帝改封为侯爵，官降一级，所以很不高兴。话说回来，这事换了谁，谁也不会有好脸看。
找到病因，就要对症下药。苏轼便向仁宗皇帝拟了奏本，请皇帝恢复太白山神之前的爵位。之后与宋太守一同斋戒沐浴，派特使上山向山神禀告此事，并从道观前的池塘里取来“龙水”一盆。
为践行诚意，苏轼亲自出城迎接“龙水”，百姓倾城而出，顷刻间，天空昏暗，阴云密布，雨好像就要下来了。
可是过了好久，还是光打雷不下雨的架势。苏轼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追着地面飘浮的乌云跑，还从农夫手里拿个篮子，顺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按在篮子中，嘴里念念有词：“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霭以祷祈，对龙湫而恳望，伏愿明灵敷感。”
伴随着响雷闪电，一盆“龙水”安放在祭台之上，苏轼朗声吟诵自己的祈雨妙文。果然心诚则灵，暴雨倾盆落下。两天之后，又降大雨。在涔涔的雨水中，庄稼终于又挺起绿色的腰杆。
为纪念这次成功的祈雨事件，苏轼把后花园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挥笔一篇《喜雨亭记》，刻于亭上。是年，皇帝恢复太白山神为公爵，皆大欢喜。
后来苏轼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神明。他相信三尺神灵会惩恶扬善，竭其所能为人类消灾造福。
但对那些作恶多端的妖魔鬼怪，苏轼从来不畏邪恶，据理力争。据说他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理论。因为他深信，邪不压正，这点，继承其祖父苏序的血性。
一次，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发起呆疯，在路上把衣裳一件一件扯下来。下属费尽周折给他穿上，甚至把他双手绑缚起来，但是衣裳还是存不住。有人说他冲撞了山神。
苏轼大步走到庙里，向山神辩理：
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意，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祷告完毕，苏轼走出庙门，忽然，一阵山风向他脸上猛扑，飞沙走石。
苏轼对侍从说：“难道山神余怒未息？我不怕他。”继续大步往前，狂风像披头散发的厉鬼，嚣张得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跟随在他身后，其他的人都找个避风的地方躲了起来。侍从劝说他折回庙去向山神讨饶。苏东坡大声说：“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去。我走我的路。山神他能奈我何？”说来奇怪，闻听此言后，风竟渐渐消停，苏轼毫发未损，那个兵士也清醒过来。
所谓头角峥嵘，光芒四射；所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苏轼也！
苏轼和宋太守合作的日子是愉快的，一路走来的旅程是和谐的。好景不长，新任太守陈希亮到任后，判官的日子就不那么有滋有味了，让他时时感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
陈希亮（1014—1077年），字公弼，和苏轼是眉州老乡。进士及第后，他先后担任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在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为官三十多年间，恪尽职守，敢为人先，惩治贪官污吏，严打地痞无赖，追捕盗贼，开仓赈民。将鱼肉乡民的巫师、巫婆强行遣返回乡，耕田务农。
陈希亮不仅是一位清官良吏，而且还是一位能工巧匠。在宿州城的汴河上，他首开先河，亲自设计并建造了一座飞跨两岸的如虹的飞桥，解决了汴河水势太猛，数年冲垮桥墩，在其上架桥比登天还难的大课题，受到朝廷嘉奖。
由于陈希亮疾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恩怨得失，为平民百姓称颂，让王公贵人望而生畏。因而，为官以来，颇负美誉。上任时，父老乡亲箪食壶浆迎之；三年任满离境时，乡民们俯首致敬，洒泪相送。据说，他训练的兵卒在执行命令时，敌人的箭矢从四面八方稠密飞来，兵卒们仍然屹立不动。
陈希亮是非常之人，严厉刻板，肃穆冷峻；苏轼也是非常之人，少年成名，才气自负，年轻气盛在所难免。两人的不妥协不通融、针锋相对也实属自然。
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况且苏轼又是个旷世才子，身为父辈的陈公弼理应爱才惜才，怜爱有加才符合常理。可真实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在苏轼的意识里，新任陈太守处处与他为难，严格得不近人情。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这首《客位假寐（因谒凤翔府守陈公弼）》诗描述的就是苏轼在拜谒陈太守时受到冷遇的情形。作为名震天下的才子，朝廷的命官，被上司这样毫无道理地压制，无论是谁，都不会带着什么好心情去上班的。
在制举考试中，因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科目被皇帝钦点为最高等次，一个同事就以敬重的口吻称呼苏轼为“苏贤良”，这不过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没想到陈公弼听到后，一脸黑青，冷言冷语地抢白道：“一个小小的判官，有什么贤良可讲？”不问青红皂白，命人将那个同事拉出去打二十大板，让苏轼何其难堪。
更让苏轼气不打一处来的是，陈公弼经常对他起草的奏折、文书等批批画画，涂抹删减。在苏轼看来，这简直是天大的蔑视和侮辱。苏轼的文章，那是举世公认，连当朝文坛盟主欧阳修、当今皇上都赞誉有加，一个区区的知府，一介武夫，却横加指点，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苏轼拒绝去参加陈太守主持的例行聚会，自己骑着马到山上游玩了一天。太守也毫不留情，当众宣布罚苏轼八斤铜以示惩戒。在宋朝，每一千文铜钱通常有五斤重，八斤铜约等于罚款一千六百文。按说，数目不大，但接受这样的处罚，让苏轼感觉很没有面子。所以经常发发“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的牢骚。
不过终究“忍”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天，他决定好好“报答”一回刚愎自用、万般挑剔的上司。
陈公弼在官府的后花园修建一座楼台，命名“凌虚台”，站在上面可以远望终南山。楼台竣工后，陈公弼请苏轼写碑文作记。
苏轼略加思索，四百字的《凌虚台记》华丽出炉，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大意是说：登上凌虚台瞭望远方，只见方圆百里都是秦汉、隋唐以来帝王的宫殿楼阁遗址。遥想当年啊，它们是何等金碧辉煌，固若金汤，要比这小小的凌虚台，宏大雄伟许多，然而多年以后，你现在再来看看它们的模样，却只剩下断壁残垣，在当年宫殿的废墟上，早已长满了庄稼、荒草和茂盛的荆棘！雄伟壮丽的帝王宫殿尚且如此，这小小的凌虚台又能支撑几多时日呢？恐怕也无法长久。凌虚台尚且如此，更何况纷纭莫测的人事变迁呢？谁又能预料到每个人后来的富贵荣辱？命运的翻云覆雨真是令人无法捉摸，有人想借助某件物事在世间炫耀，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之心，这实在是可笑至极，大错特错！世间万物依恃自然赋予的持久不绝的生命力而蓬勃生动，哪里会在乎凌虚台的存亡呢？
这篇碑记借凌虚台感怀古今，其飞扬的文采，郁郁勃勃的生气令人称快，但其中借机讥讽太守之意亦溢于言表。苏轼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反正他这一次是豁出去了，一抒心中戾气，大不了使得陈公弼大发雷霆，重罚他若干铜。
可一向不苟言笑的陈公弼这一次却笑了，他很大度地、一字不改地命人将其刻在碑上，立在凌虚台前。
他说：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
明允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某指苏轼。意思是说，我对苏洵就像对自己儿子一样看重，苏轼就好像是我的孙子，我平时之所以对他要求严格，故意给他颜色，是因为看他年纪轻轻就声名大振，担心他把握不住自己，骄傲自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要想办法磨炼磨炼他，让他处事冷静些，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这么记恨我呢！
至此，苏轼才懂得陈太守的良苦用心。初涉官场的他，遇到这样耿直秉正、亦父亦师的上司，多么幸运。
苏轼曾自称平生不轻易为人作行状墓碑，陈公弼是个例外，他说：“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对之前的少不更事追悔莫及。他一生只写过十篇传记，这篇最长，最为详尽，以此表达对长辈陈公弼的深深敬意。
后来，苏轼和陈公弼的儿子陈慥成为知己。陈慥在他第一次贬谪黄州时“白马青盖”相迎，七到黄州，诗酒唱和，苏轼也为他留下了《方山子传》。苏轼为父子二人同时作传，这是绝无仅有的，亦可以看出陈氏父子在苏轼生命中的不凡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