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重要朋友
人在江湖走，朋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曾国藩一生中朋友无数，许多朋友在关键时候帮助了他，有些朋友更是他的知己兼老师。
曾国藩在考中进士之前，结交了两个生死之交，刘蓉和郭嵩焘。这两人不仅陪伴曾国藩度过在故乡的许多时光，更是曾国藩人生路上永远的知己。从曾国藩的文字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名字，记录了他们之间交往的过程。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曾国藩跟这两个朋友的关系。曾国藩在京为官，曾经写给郭嵩焘一首诗：“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云暗乾坤隘，风来户牖鸣。孤吟无与赏，寸憾浩纵横。”足见他与刘郭二人间的情谊。
中国人向来不善于直接表达情感，对别人的感激、谢意、怀念等，说出来太难，写下来反而比较容易。对于一代名将曾国藩来说，也是如此，他能把自己对朋友的感情这么直接浓烈地写出来，充分说明他们二人在曾国藩心里的分量。
刘蓉
先说说刘蓉，曾国藩跟他能够处得来，主要是因为二人彼此仰慕对方的才华。说句通俗的话，他们是因为共同的爱好才走到了一起。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湘乡乐善里人。他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比曾国藩小五岁。道光十四年（1834），也就是曾国藩中举的同一年，曾国藩与刘蓉初次相识，“与语大悦”，两人颇有一见如故之感。
跟曾国藩比起来，刘蓉家境要好很多。刘家家底殷实，不像曾家那样，靠祖父努力劳作才渐渐把家庭搞富裕。因此刘蓉的生活环境跟曾国藩比也好很多，他从小就衣食无忧，也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接受祖辈的艰苦朴素教育。然而这并未助长其骄横享乐之风，刘蓉的父母很注重培养儿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不要受家庭环境影响，鼓励他努力学习、发奋用功。
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自然给了刘蓉极大的自由空间。他年少时就喜欢讲求义理，注重考据，词章也极佳。大概是因为本来对财富和功名没有太多兴趣，他从来也没想过科举的事儿，年逾三十甚至连秀才都不是，在周围朋友眼里十分另类。
刘蓉之所以能够这么独树一帜，跟他父亲有极大关系。刘蓉的父亲刘振宗是一位“恢奇有才识”的饱学之士。虽然蛰伏于湘乡乡间，他志存高远，眼界放于天下。因为眼界宽阔，他也就不会整天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事儿烦心。在子女教育方面，他避免了很多中国家长的惯常做法——自己未完成的愿望希望子女帮他们完成。他特别开放和包容，非常尊重刘蓉的个性，鼓励他按照自己的喜好读书。清朝末期，刘振宗属于少有的务实之人，他根本不在意虚名而更看重真才实学，这相当难得。
正是在这种轻松自在的氛围里，刘蓉的才学突飞猛进，其名声传遍乡里，文人士子均对其刮目相看。湘乡知县朱孙诒有一次看到他写的文章，对其才华赞叹不已，便告诉其父刘振宗，认为刘蓉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不做官可惜了，赶紧让他到县城参加县试。刘蓉果然不负众望，一举摘得头名，于是便补为生员。
曾国藩也早就听过刘蓉的大名，所以当他初次相识刘蓉时，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曾国藩曾在《养晦堂记》中对刘蓉有较高评价：“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
曾国藩与刘蓉之所以能够一见如故，除去彼此性情相投，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二人对为学之道有颇多共识。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把程朱理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同时也非常讲究经世致用，因此只要他们在一起，总有谈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一晚上便过去了。
当曾国藩离乡做官后，两人之间精神层面的来往也没有停下，他们常用书信交流所思所感。除交流新近读过的书之外，古今政治变革得失，以及当今社会风俗，都是他们讨论的话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清儒不像宋、明人那样聚徒讲学，又不像欧美人有学会、学校为讲学讨论的场所，清代学者赖以交换心得的，是谈论学问的函札。曾国藩和刘蓉的通信，正是这种函札。
曾国藩后来又经刘蓉介绍，与郭嵩焘相识。三人因为非常投缘，便决定互换庚帖，拜为兄弟。
按照封建时代的官场规矩，刘蓉和曾国藩并不在一个阶层里。当曾国藩在京城天子身边做官时，刘蓉还是老家湘乡的一介平民。但其实，两个人的来往主要是基于对学问的兴趣，跟谁的官大官小没关系。曾国藩在跟刘蓉交往时，也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一个朝廷大员。有些书信，可以反映两个人来往的密切以及相互之间的惺惺相惜。
1843年6月29日，曾国藩在京城接到刘蓉来信，“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基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
曾国藩难抑心中思念，又作诗一首：“清晨采黄菊，薄莫不盈撷。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君卧湘水湄，辟人苦扃桔。”另一首《怀刘蓉》更能表达曾国藩对至交的感情：“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曾国藩在诗中把刘蓉比作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卧龙），足见曾国藩对刘蓉的重视程度之高。曾国藩曾集苏东坡诗句为联赠刘蓉：“此外知心更谁是，与君到处合相亲！”以及“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
曾国藩如此重视刘蓉这位朋友，以至于知道自己的亲人跟他来往也很高兴。道光二十四年（1844）秋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老家湘乡与刘蓉一起做伴读书。曾国藩听到消息后非常欢喜，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他首先表示“此意甚佳”。在曾国藩看来，刘蓉“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如果他的“言语容止、规范气象”都好的话，“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曾国藩又在信中提醒弟弟，功名仕途并不要紧，关键在于要有人品和才学，“如霞仙今日之身份，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份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
朋友就是要在关键时候站出来，在曾国藩许多的重要人生关口，都有刘蓉的身影。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接到圣旨让其督办团练。曾母刚刚亡故，曾国藩尚处于守丧期，故而坚辞不出。刘蓉专门写信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治乱”为己任。信中采用激将法，称曾国藩几次向朝廷上疏，均是军国大计，也因此声望日隆，但所言未见实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吗？比起陆贽、范仲淹等历史名臣的志量，还是有些距离。曾国藩接信后大为折服，遂决定接旨操办团练。
第二年，曾国藩统率湘军水陆两支人马从湖北进发江西，设水师老营于南康。那时候湘军还没有后来那么强盛，正处于发展的低谷期。这时候，曾国藩急需有得力的人才来帮助他，但是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可以信赖的人谈何容易，于是，曾国藩便想到了好友刘蓉和郭嵩焘。
曾国藩给刘蓉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郭嵩焘）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蓉、筠独得晏然乎？”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表达得非常得体克制，虽然说并不是希望听刘蓉讲理学，也非与其筹划军政大事，只是希望每天与刘蓉见一面即可安心。不过，这背后的用意显然很清楚，曾国藩还是看重了刘蓉的才学，希望他为自己出谋划策。
老朋友当然明白曾国藩的用意。君子之交淡如水，曾国藩越是不明说，刘蓉越是知道他此时迫切的心理。于是，刘蓉和郭嵩焘先后都来到曾国藩军中。两人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唯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虽然深知两位知己并不求功名利禄，但曾国藩还是吩咐管理银钱所的主计：“郭、刘二君，吾兄弟交，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不过，刘郭二人一直信守承诺，在跟随曾国藩数年行军打仗期间，谨守初衷，一文钱也未领过。
刘蓉的职责是为曾国藩起草奏章文件，平时则分管文书事务；郭嵩焘则为曾国藩管财政。曾国藩也认为刘蓉的优点是“识力过人”，但“为统领则恐其不耐劳”。刘蓉也没有直接参与带兵。《清史稿》对刘蓉的评论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
刘蓉不光自己帮助曾国藩，甚至也把家人叫来，一起协助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1855年9月，刘蓉的弟弟刘蕃到军中看望刘蓉，随后便留了下来。后来，他跟随湘军参加了对太平军的战斗。刘蕃虽然不像哥哥那样才高八斗，但是他的好处是勇敢善战。11月30日，在进攻湖北蒲圻时24岁的刘蕃受重伤而死。这让身为哥哥的刘蓉悲痛万分，于是，他离开军队回到家里，以平复心情。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夫人因难产去世。尚在家中的刘蓉深知曾国藩的心情，为了让老友心情好点儿，他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纪泽做继室。曾国藩深受感动，因为在十分看重名声与礼节的封建社会，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嫁给人做填房并不风光。这足以反映刘蓉与曾国藩之间的友谊之深。1858年8月，刘蓉女儿正式与曾纪泽完婚。
这之后，久居乡间的刘蓉也在仕途上迎来转机。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因事离开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在临行之前，左宗棠极力向骆秉章推荐刘蓉，认为其可堪大才。不过，遭到刘蓉的极力拒绝。此时刘蓉尚没有走出弟弟离世的悲痛，他还不想重新参与政事。
直到第二年，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又再度邀请刘蓉。这时候，刘蓉也不好意思再推托了，便跟随骆秉章到了四川。后来，刘蓉在辅佐骆秉章平定蓝大顺、李永和战斗上有功，刘蓉升为四川布政使，同治二年（1863）又升为陕西巡抚。短短几年，刘蓉升迁如此之快，据说是湘军出征以来的第一人。
按照人生的一般规律来说，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的，对于刘蓉来说也是这样。同治四年（1865）夏，编修蔡寿祺上奏朝廷，指控刘蓉以钱财攀附权贵而获得晋升机会。朝廷听信蔡的一面之词，很快就降旨将刘蓉革职留用。与此同时，还派出罗惇衍、瑞常两位尚书专门查办刘蓉。
前文提到，刘蓉自从跟随曾国藩湘军出征后，一直将名利视作无物，更将做官看得淡然。他自然对蔡寿祺的不实之词无法理解，更是愤慨不已。很快，朝廷派去的罗、瑞两位尚书经过实地调查后，认为之前对刘蓉的指控的确不实，便给予了刘蓉公正的评价。朝廷下旨又恢复刘蓉陕西巡抚之职。不过，经过此次风波之后，刘蓉尽管稍感宽慰，但他对官场已经厌烦了，在奏请开缺不成之后只得勉强任事。
挚友被撒职又官复原职的事，曾国藩看在眼里，内心也受到些许冲击。对于刘蓉的遭遇，曾国藩也感同身受，因为他自己也因“剿捻”无功受到清议的讥评。然而，曾国藩与刘蓉两人毕竟本质上是读书人，无论遇到何种挫折，他们始终对学问情有独钟。他们两人要么互通信件，探讨学术问题，要么互赠喜爱的书籍，为对方治学提供便利。
同治五年（1866），刘蓉又遇到了新麻烦。新任陕西巡抚乔松年与他配合出现问题，两人在许多政务上存在意见分歧，直至满朝皆知。西捻军趁机长驱入陕，刘蓉最先率军死守华阳，受挫之后于12月间率军设防西安门户灞桥。紧急情况之下，他向曾国藩请求派鲍春霆赴援。然而此时曾国藩正自身难保，鲍春霆又不愿赴援。
西捻军也审时度势，知悉灞桥有湘军重兵防守，便改走蓝田，迫使刘蓉仓皇东进。接着，西捻军又转而西上进赴西安。刘蓉在未作悉心筹划下，率湘军30营孤军回击。1867年1月下旬，在灞桥十里坡，刘蓉几乎全军覆灭。
刘蓉兵败之后，遭到革职，便再次返乡。回到湘乡之后，刘蓉并未消沉，开始以讲学授徒为业。19世纪70年代中期，左宗棠奉命收复已被阿古柏侵略集团霸占了十余年的新疆。左宗棠非常了解刘蓉的才干，也对他欣赏有加。加之刘蓉做过陕西巡抚，熟悉西北地理风貌，便力邀刘蓉出山相助。
在家乡蛰伏多年的刘蓉，此时对做官已无半点儿贪恋。他婉拒了左宗棠的好意，但既然蒙老友看重，便写了一封信，为平定西北出了六条计策。
一、剿贼不难，所难者筹饷筹粮。筹饷筹粮尚易，尤难者运粮。非宽筹辅饷，运有办法，切勿进兵。二、军糈无资，当缓新疆西征之师，先肃清陇境。辟地屯田，储糗粮，练马队，然后振旅出关。三、办甘贼，当以陕为根本。资粮转输，皆须借力于陕，非得同心膂、共忧乐之人为陕抚，持心定志，不足与济艰难。四、捻贼入陕，号四五万，然能战者不过六七千人。每战辄以马队万骑四面包裹，懦卒怯将，慑而望风靡。其实但能严阵坚持，屹立不动，则亦不敢进逼吾阵。俟其锐气之惰，奋起突击，必无不胜。五、办甘回，当先清陇东，次捣河狄。两地既定，其余可传檄而定，专事剿，则力固不逮；不痛剿而议抚，则叛服无常，亦何能济。六、关陇将才吏才，无可用者。然地瘠势艰，虽杰出者视为畏途，须广罗艰贞坚苦、仗义相从之侣，以资寰助。此六者其大端也。
这六条策略充分显示了刘蓉的才华与审时度势的谋略。左宗棠后来平定西北回民造反时，许多战略部署正是按照刘蓉的建议安排的。
作为莫逆之交，刘蓉始终牵挂着曾国藩。同治十一年（1872），刘蓉得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悲伤无比，先后作祭文、挽诗以示悼念。其在《哭曾涤生太傅十二首》第十首是这样写的：“天涯帐望只心惊，国事如家最怆情。市上楼台迷蜃气，秋来风雨断蝉声。杨尘东海嗟何俟，落日西山憾未平。地下相逢定一恸，凭谁揽辔策澄清。”
或许对于曾国藩的离去过度悲伤。刘蓉自此一病不起，一年以后（1873年），也于“遂初园”去世。
郭嵩焘
说到曾国藩另一位好友郭嵩焘，他可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
郭嵩焘（1818—1891），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他比曾国藩小七岁。相比刘蓉来说，郭嵩焘的家庭环境要差太多，郭家不仅不富裕，少年时代郭嵩焘还常为饥寒所迫。但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激发了郭嵩焘的学习热情，他在读书方面特别刻苦。
十八岁时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来到岳麓书院。因为意气相投，而且都对学问有着执着的追求，使得郭嵩焘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三人中，曾国藩居长，刘蓉居中，郭嵩焘最小。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终不在温饱”。
从某些地方上看，郭嵩焘与曾国藩很像，他们两个人走的都是一样的读书做官道路，都十分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湖南学者钟叔河认为，郭嵩焘身上有一种叛逆的性格，他思想活跃，又倔强自负，尤其是他对“夷务”较早关注并有独特见解，可以说他既知本末，又知情势，是通权达变的人才。不过，郭嵩焘极具诗人的气质，他喜欢危言危行，在“混”字当先、主调为因循苟且的晚清官场上难免受到排挤。
李鸿章就批评他“有些呆气”，跟他至交的曾国藩也认为郭嵩焘只是“著述之才”，不是“繁剧之才”，言外之意是认为他干不好实际事务，只会舞文弄墨。
道光十七年（1837），二十岁的郭嵩焘考中举人，但此后在通往进士的道路却一再蹉跎，他历经十年，直到三十岁才中进士。在成为进士之前，郭嵩焘曾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聘，充其幕僚。正是在海防第一线，他目睹了“上邦大国”的失败，开始把视线转向更遥远的大海，不时以“夷务”为忧。
咸丰九年（1859），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郭嵩焘奉命随僧格林沁到天津办理海防，但在这个过程中，与僧格林沁发生矛盾，受到僧格林沁的弹劾，被降三级。然而，很多人都知道郭嵩焘是个人才，这其中，尤以李鸿章非常看重他。
同治元年（1862）秋，李鸿章保荐郭嵩焘任苏松粮道，曾国藩得知消息后写信给李鸿章，要他多听郭嵩焘的建言，至于实际公务，则尽量少让郭嵩焘沾边，以免误事。这反映出曾国藩还是觉得他这位朋友思想太过于天马行空，不够实际，如果过分听信于他，可能会坏了大事。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郭嵩焘途经安庆时，还特意去湘军帅帐中拜访了曾国藩。两人共处一个月之久，相谈甚欢。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所想，两个老友有说不完的话题。临别前，曾国藩想给老朋友提提建议，但不知道直说好不好，便想了个办法，他赠郭嵩焘一副书联，里面有他想表达的意思：“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曾国藩之所以做出如此忠告，是出于朋友间的以诚相待。不过，郭嵩焘可能只有心领，并没有神会。
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又得两广总督毛鸿宾举荐，署理广东巡抚。按照清朝官场规则，“署理”只是代理，并未得到实权，这让他做起事来束手束脚。不过，郭嵩焘还是洒脱个性不改，他无所顾忌，在广东办厘金，力行劝捐，由于太急于成功，一时间惹得粤商怨声载道。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人肉吃完，唯有虎豹犬羊之廓；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廓”与“郭”谐音，骂的是郭嵩焘，“毛”则是指毛鸿宾。
毛鸿宾见势不妙，赶紧将过错推卸在郭嵩焘身上。按理说，在清朝总督和巡抚不和是常事，但大体双方总会顾及基本颜面。郭嵩焘可不管这么多，他口无遮拦，直接开骂：“曾涤生（曾国藩）保人甚多，唯错保一毛季云（毛鸿宾字季云）。”他这样向自己的朋友开炮，让曾国藩也很不高兴，不得不反击道：“毛季云保人亦不少，唯错保一郭筠仙。”
郭嵩焘由于太过豪放，以至于他的私德也饱受争议。原因在于，郭嵩焘违反传统礼数，让正妻上海太仓名门闺秀钱氏做小服低，在老妾邹氏之下。钱氏受不了屈辱，愤而回到娘家，再不回来。在此种情形下，郭嵩焘丢官已实属在所难免，左宗棠一纸弹章将他送回了老家。
郭嵩焘在老家蛰伏多年后，又迎来人生另一个重大转机。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出使英国并担任中国驻英使臣，这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公使。然而，这项任命并没有多少人羡慕。当时大清国的普遍认识，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水平，甚至把出使看作有损清名的差使。当时，甚至有人写了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到欧洲以后，广泛实地考察，加上博览群书，让其见识与学问都突飞猛进。他第一次意识到西方跟中国一样，也有非常久远的文化传统。他开始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与“孔夫子”、“孟夫子”相提并论，也十分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认为其对人类整个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可估量。他说：“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在政体（国本）上的认识，他也有了极大改变。他不再唯君权至上、马首是瞻，开始承认西方民主政体的优长。他列席过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研究过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他得出的结论是：“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1878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他感慨说，西洋人将国家分为文明的、半文明的、野蛮的，而中国被称为半文明的。汉代以前，只有中国有教化，其余地方中国人都称为“夷狄”。现在都翻了个，如按文明发展程度区分文野，现在轮到欧洲人视中国为“夷狄”了。中国士大夫到现在还沉浸在“华夏中心”的迷梦中，怎不令人悲伤啊！
郭嵩焘的主张是，中国不但要学习欧洲人的先进技术、造船造炮，甚至还要学习他们的政治。他把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编成《使西纪程》。未承想，这时候的清朝还接受不了他这些先进思想。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由于引起争议太大，此书后来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一直以来，朝廷中有很多人都看郭嵩焘不顺眼，也因为他口无遮拦，得罪的人实在太多。此事发生后，他的后院也立刻起火。对他早有微词的副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
除此以外，刘锡鸿还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而且他又向朝廷列出郭嵩焘“十款”罪状。当时由于清朝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对郭一片唾骂指责之声。郭嵩焘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许可，并让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接任。
由伦敦黯然回国后，这位当朝二品大员一直赋闲在湖南老家。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复出的机会了。
晚年的郭嵩焘一直有个习惯，就是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念过去。光绪九年（1883）正月初一，65岁的他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这首诗充分表明了郭嵩焘不被人理解的忧愁心情。这种境遇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他自己造成的。郭嵩焘在这种情绪下，身体越来越糟糕，最后终于离世。郭嵩焘虽然比曾国藩长寿，但死时朝廷不给他谥号，这相当于对他一生仕途的否定。郭嵩焘死后十年，他背后的争议还没停息。义和团起事时，依然要把郭嵩焘当作“二毛子”，戮他的尸首。
二、从秀才到进士
曾国藩的两个朋友只是他人生中重要的精神伴侣，更多时候，他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客观来说，曾国藩是幸运的，尤其是跟他父亲相比，他功名来得要早太多了。虽然他参考科举考试很早，在大多数人眼里还是孩子的年纪——13岁，曾国藩就走入考场，一次一次地接受考验，但他只经过了七次考试，就获得了成功。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在二十二岁那年得中秀才，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背后，当然是与曾国藩的努力分不开的。
考上秀才后，曾国藩觉得自己还需要在学问上进一步提高。于是，在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岳麓书院可是一个读书人都向往的地方，因为自北宋开宝九年岳麓书院创办以来，那里就文脉不绝，各路文化人都慕名前往。1012年，周式出任山长。他因为要回岳麓书院执教而拒绝国子监主簿官职，曾经轰动朝野。这也让宋真宗大为感动，特赐“岳麓书院”匾额，至今仍悬挂在书院正门。
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上，岳麓书院一直是新兴思潮的重要发源地。两宋时期，朱熹两次到书院讲学，成为当时美谈，而湖湘学派也于那时形成。到明朝中叶，王阳明的心学思潮在书院风行，其倡导“知行合一”的理念至今仍被许多中国人奉为圭臬。中国近代时期，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迎接西方挑战的重要出路。
清代的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当时在全省招生，但对应考者有要求，必须是秀才才行。不光是岳麓书院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湖南官府也对书院格外看重，将其看作朝廷杰出人才的重要输出地。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学生须按月课试，月课分为官课、馆课两种。官课由学政、长沙知府等高级地方长官出题，有时甚至巡抚亲自出题；馆课则由山长主持。每次课试均评定等级，有奖有罚。
岳麓书院倡导学生志存高远，要胸怀对国家的大的抱负。乾隆时期岳麓书院的一条学规写道：
立志。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气之帅也。志在南辕者必不肯北辙，则立志要矣。历观古圣先贤，未有不先立志者。诸生远来肄业，口诵先儒之书，已有年矣，试观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贤之学乎？则宜加精进，益加涵养，以求至于其极。如尚未有定志，则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趋向，往可不谏，来犹可追。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
正是对于岳麓书院的长久仰慕，曾家人也很想把曾国藩送到那里接受熏陶。虽然曾国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间并不算长，不过，正是在此短暂的学习，对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后来他的为官经历可以看出，他就是在岳麓书院受到理学经世的洗礼。根据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国藩在书院读书期间“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
从曾国藩在翰林院的任职经历看，明显受到岳麓书院学规、学箴的影响。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是欧阳厚均，他主持岳麓书院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现在看来，欧阳厚均是少有的通达宽容的长者。比如他的观点就认为，学生不应仅仅按照以往传统学习八股及诗赋文章，更应该“有体有用之学”。
欧阳厚均一直鼓励学生按照个人的条件发展，也就是要了解自己的优点，懂得自己的性情，然后再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在晚清末期，欧阳厚均属于难得的开明教育家。正是由于指导思想的超前，在他治下的岳麓书院培养出数以万计的弟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等都是欧阳厚均的学生。
岳麓书院不光影响了这些人的治学观念，甚至带动产生了湘军理学经世群体。当然，这个群体的诞生还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关，他们在湖南一下子崛起，成为当时极具标志性的文化思潮。此群体以曾国藩为核心，其中重要成员还有胡林翼、罗泽南、王鑫、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刘蓉等。他们的总体特点是“上马杀贼，下马讲经”，本身为书生文化人，却能够领兵打仗。
之所以这些人愿意“投笔从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立言上多仿效朱熹，在行事上则借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们以儒者的身份投身军营，目的在于挽救封建皇权，从而完成个人不朽“功业”的建立。总体而言，湘军理学经世群体既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也是一个文化集团。理学和经世之学是湘军集团两个重要的文化来源。
同治二年（1863），张集馨在日记中写道：“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松（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辛亥革命时期，杨毓麟也曾发表感慨：“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天下责任；知有所谓对天下责任者，自当洪杨之难始。”
作为湘军整个集团的领头人，曾国藩身上表现出一个由经世思潮孕育出的知识群体的明显特征。湘军集团虽然目标是带兵打仗，但是在他们内心中，“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目力所及显然并不只在军中。
事实上，曾国藩最早并不懂军事，他或许也很难说对军事有兴趣。一个证明是，在与太平军交战之前，曾国藩很少阅读军事书籍，但“自奉命办团练勇以后，驰驱戎马，凡几十余年，或苦思以穷其通，或躬行以试其效，或考信于载籍，或问途于已经，其军事之学识，随经验而并进”。这显示出曾国藩理学经世的典型面向，虽然不懂，但是由于对社会的深刻理解，读书人也可以很快掌握军事知识，从而为政治服务。
随着军事知识的日益积累，曾国藩很快在实践层面也取得突破，他组建了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以死力以相救”的新式军事武装，与太平军展开你死我活的战斗。
湘军集团之所以名扬天下，主要得益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不过，如果追根溯源，湘军集团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尊王卫道”、经世务实的文化意识。也正是湘军理学经世群体的共同文化心态，决定了他们捍卫清王朝的政治追求。
湘军的经世精神影响深远。特别是他们大多能够因时而变，善于对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这也是他们转化为洋务派的重要原因。比如像曾国藩，后来就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等洋务企业，成了洋务运动的先驱。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则成了洋务运动的巨擘。
话题再转回曾国藩读岳麓书院的情形。曾国藩是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加入书院的，他想在这里把自己的学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同年，恰好赶上“大比”。所谓“大比”也就是乡试。乡试在八月举行，考中者就被称作举人。那一年，曾国藩已经成为秀才，自然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是再一次检验曾国藩能力的时候，也是增加他自信心的绝好机会。在考试中，曾国藩果然不负众望，他作的诗文尤其好，一举考中第三十六名举人。
按照清朝科举制度，凡中举者都可参加第二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会试考中者则被称为贡士。只有贡士才可参加整个王朝最高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确定等级，统称为进士。清代的科举考试一般中了进士才能当官。中了进士的头一档即“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才有可能获得个“七品芝麻官”。
中了举人之后，未必选择一定要做官。成为举人后还可以回家种田，当然也可以给朝廷高官做幕僚，帮其出谋划策或起草文书等。旧时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科举考试，如想出人头地就必须一步一步地考下去。要想当官，必须考中进士。
此时的曾国藩，距离成为进士还有两个台阶。因此，他并不敢马虎。顺利中举之后，曾国藩于当年十一月来到京城，住进长沙郡馆，准备参加会试。不过，这次会试并不顺利。与之前中举的一帆风顺不同，曾国藩考会试并没有通过。十分幸运的是，来年还有一次三年例考之外的恩科考试。曾国藩想，既然如此，就索性不回家了，在京城继续准备明年的考试。
曾国藩应该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除了专心复习应试外，独在异乡的孤独与苦闷时不时袭上心头。在滞留京城期间，曾国藩写了著名的《岁暮杂感十首》。在诗中，曾国藩除了表达对故乡故友的思念之外，还提到在多年科举考试里的辛酸：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万事拼同骈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虽然志在必得，但是，令曾国藩失望的是，他滞留京城并没有为他带来好运，第二次考试仍然榜上无名。所幸在京城的日子里，他有了一些别的收获。比如他喜欢上了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文章，从此终生不变。据黎庶昌编的《曾国藩年谱》记载，这一年里，曾氏“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后人都知道，曾国藩的文章别有一番特色：行文不只华丽，而且气势不凡。很多人认为，他作文章的基础便是在此时打下的。
既然再次考试不中，他只好打道回府，再没有留在京城的理由了。道光十六年（1836），曾国藩“恩科”落榜后，于四月离开京城。回程路上，曾国藩并不如想象的消沉，他顺势进行了一次“江南之游”。他走遍了沿途的各个城镇，游山玩水，体察民情，倒也增加了不少乐趣。不过，游玩是需要花钱的，因为曾国藩举债上京考试，此时身上已无太多银两，他只好找人借钱。路过江苏睢宁时，他特意拜访了湘乡籍知县易作梅，想从他那儿借些盘缠。
易作梅，字春谷，湖南湘乡大坪人，跟曾国藩老家邻近。嘉庆二十五年（1820），易作梅在京城参加殿试，中得进士，后来到睢宁做知县。曾国藩的到来，令易作梅十分高兴。他热情地把曾国藩让到府上，跟他嘘寒问暖，谈论家乡的变化。当得知曾国藩借钱的想法，易作梅一口答应，非常爽快地拿出100两银子。曾国藩自然非常欣喜，有了必要的盘缠后，他经清江、扬州，然后溯长江而上，经江西，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湖南。
在路过他后来扬名立万的金陵（南京）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曾国藩酷爱读书，在金陵一个书肆里，他恰好见到《廿三史》等书，令他爱不释手，一心想把书买下来。不过，他即便把从易作梅处借来的钱都用上，还是不够。可他又不舍得不买这些书。他思前想后，发现自己的衣服还值些钱，就干脆选了其中几件送到典当铺，卖掉衣服，凑足书费，终于拥有了一套《廿三史》。
曾国藩回到湖南家中，对家人讲到他购买《廿三史》的经历，依旧兴奋异常。父亲对曾国藩这番举动也非常赞赏，认为曾国藩为了读书想尽办法的这一举动，非常对。父亲跟他说：“你借钱买书，我一定会想办法为你还上。但希望你认真读这些书，方不负我的苦心。”这句话曾国藩牢记在心。这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曾国藩从清晨到夜幕，一直与书籍为伴，很少出门，完全醉心于学问的提升上。
次年三月，曾国藩的机会又不期而至。经道光皇帝核准，决定全国总共取中一百八十二名贡士，其中，湖南取五名。道光皇帝又钦派内阁大学士穆彰阿为会试正考官，经过三场考试，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中得第三十八名贡士。
四月，曾国藩参加殿试，获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予同进士出身。朝考得一等第三名，进呈皇帝钦定，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曾国藩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多年来，民间流传一个传说：曾国藩参加殿试头天晚上，道光帝梦见自己坐在龙椅上，忽然一声巨响，他发现，在太和殿东南角的一根大柱即将倒塌。正在他惊恐之时，突然峰回路转。一个红脸汉子跑上前去，用自己的力气将柱子扶正，太和殿瞬时转危为安。梦醒之后，道光帝心有余悸，认为未来国家可能有危急时刻，好在有关键人物能够力挽狂澜。他决定在殿试时，仔细查看今科每一位进士，寻找梦里见到的红脸大汉。
第二天，道光帝坐在高高的龙椅上，仔细观察考生。道光帝特意让人在他面前摆了一张高桌，考生做完试卷后，必须亲手把考卷送交皇帝手上。轮到曾国藩交卷时，他并没有抬头就把卷子递上去。曾国藩个子并不高，加上距离皇帝还有一段距离，即便把双手高高举起，但还是交不到道光帝手上。道光皇帝不得不下旨，让这位考生“抬头”。曾国藩抬头，把卷子递上去。这时，因为他低头举手过久，导致双颊通红。道光帝大吃一惊，此人莫非就是自己梦里的红脸大汉。他并没有多说话，只是默默地在他考卷上做了记号。
在所有考卷阅毕后，道光帝特意过问曾国藩的情况。主考官发现此卷列入三甲第四十二名。道光帝让重新调阅此卷，在朝考时将曾国藩列入一等，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清代制度规定，三甲非列一等不能入翰林院，任宰相者必须从翰林做起。有一种说法是，道光皇帝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有朝一日让曾国藩当宰相。
谈到翰林，可有一段非常久远的来历。“翰林”这两个字最早见于汉赋。扬雄《长杨赋序》“聊因笔粉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引戴氏侗语解释：“羽之疆者日翰。”后即转训为“文翰”。清代的翰林院，是一个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中央机构。在翰林院供职的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各员，通称翰林。但是，庶吉士并不是正式翰林。庶吉士在“馆选”录取后，要在庶常馆里学习三年，还要经过一次叫作“散馆”的甄别考试，及格者称为“留馆”，才按原来殿试的等第分别授二甲出身的编修、三甲出身的检讨等职。如果散馆考试时能留馆者，便另授各部主事和内阁中书等京官，或是外放知县。
清代社会一般尊称翰林为“太史”或“太史公”，如蔡元培在清朝曾为翰林，有人在书牍中就称他为“太史”。戴震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馆选为庶吉士，未及散馆就病故了，但后人多称他为戴庶常。1911年中国发生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一并结束。科举制度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翰林院也从此瓦解，翰林院和翰林也就成为历史名词了。
清代最重翰林出身，官员若想获得快速升迁，从翰林出发显然是捷径。曾国藩中翰林时，普遍认为翰林有三种出路：入值南书房为最佳，“拟御纂笔札”，可以成为“天子近臣”。以后升迁侍读、侍讲，任职詹事府。这样就可以走一条中央升迁路线，由詹事晋升为内阁学士、各部侍郎，非常顺理成章；其次是被分配至各部，任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等职；最次到外地任职，比如当推官、知县、教谕等基层官员。在清朝体制中，翰林虽然听上去级别不高，只有区区七品，但因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换句话说，翰林必定有一个大好前程。
曾国藩在二十八岁由举人晋升为进士，后成为翰林，他在科举体制下也一跃登上顶点。“曾氏自占籍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星冈公始督课子姓受学，宾礼文士，公遂以是年成进士，入翰林。”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不远的未来，曾国藩显然有一番锦绣前程。
三、京官的苦楚
按照常人想象，在京城做官一定非常风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说，官员频频来访门庭若市，肯定是少不了的。然而对于曾国藩来说，事实并非如此。他做的这个京官既没有荣华富贵，也没有意气风发，反而是困难重重。曾国藩总共在京城为官十三年，他的经济生活主旋律就是一个字——穷。
曾家虽然称不上底层阶级，但绝对算不上豪门。曾家的家底主要是靠曾国藩的祖父辛苦了一辈子积攒下来的。然而，多年来曾家竭尽全力供奉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无论是在外地求学的学费、生活费，还是进京赶考的各种盘缠，还有曾国藩跟老师朋友必不可少的应酬，已经把曾家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家中已无太多积蓄。
既然家里不能给他经济支持了，曾国藩只能依靠自己。关键是，曾国藩当官之后开销立刻大增，而且这个数目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当官怎么会没钱呢？其实这完全猜错了，按照清代官员的薪俸标准，曾国藩的职位收入很低，甚至不足以养家糊口。清代官员实行年薪制，收入为俸禄加俸米。《东川府志》记载：官员“岁支俸银”一品180两、二品（巡抚）155两、四品（知府）105两、七品（知县）45两；“岁支俸米”一品90石、二品77.5石、四品52.5石、七品22.5石。曾国藩的官职大概与知县相当，除俸米（每月约为117千克）外，每月平均收入3.75两银子。
俸禄全国统一，对于清朝各级官员来说，收入只有品级差别，没有地方差异。纵观整个清朝，各级文武官员对应的俸禄没有太大改变。不过，为了减少官员的贪污腐败，尽量避免灰色收入，从雍正年间起，清朝官员多了一笔“养廉银”。
“养廉银”的多少主要由官员的官职高低来决定，通常来说，总督一级的养廉银为每年20000两左右，巡抚大约有15000两，道府为5000两左右，州县为800～1200两。养廉银与官员的薪俸相比，超过数十倍甚至百倍，导致清朝官员的收入开始呈现“低俸禄，高补贴”的独特现象。
即便有了养廉银，对于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来说，也远远不够。在到京城任职之前，曾国藩虽然已经取得功名，由于尚未任职，并没有任何俸禄可领。所以他自己没有任何积蓄。然而，从他的家乡湖南到北京路途遥远，一路上的花费可不是小数目，粗略算来包括车马费在内要200多两白银，还有一路上所有仆人的吃住费用，怎么也需要再掏出几十两银子才够。
就是这笔“上任费”，也足以难倒许多文人，让即将成为官员的他们因为“囊中羞涩”差点将自己的前程耽搁。像戊戌变法中慷慨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他中进士后被钦点为刑部主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官职，做好了可以平步青云，但是就因为刘光第的家境太过贫困，根本拿不出进京的盘缠，导致他一度不想就任。所幸后来受到别人的资助，他才勉勉强强赴京城做官。
光到了京城还不算，马上就会面临头号难题——住处怎么解决。一般来说，到达京城后，官员需要立刻找一所与他身份相匹配的房子。晚清时，在京城做官的官员并不比地方官享受更优厚的待遇。他们在住房上不享有补贴，完全靠自己的家产决定居住条件。除非是特殊位置的高官，皇帝会格外给予他们补贴，以显示对老臣们的体恤。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到位置好、装修不错，又能与自己身份匹配的房子。别看房子只是个住的地方，但对于官员来说非常重要。官员少不了互相走动，礼尚往来，你去我那儿，我来你这儿，如果没有一个体面的官邸，是没法跟朝廷大员结交的。
不过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到底是买个房子还是租个房子呢？通常来说，京官流动性大，有人从地方来，也有人从京城外放出去，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交流非常频繁。一个京官通常干得不会太久，能干四五年就算不错，如果能够长住京城达十几年者，属于相当罕见的情形。因此对于大多数京官来说，租房住是最为经济的办法。低级别官员虽然并不富裕，但在京城满朝文武齐聚的官场里，维持必要的尊严十分重要，一般总要租一套像样的四合院。
曾国藩也不能免俗。他刚到京城上任没多久，就找到了一处住所，他以每年66两白银的价格，租了一套四合院，这相当于花掉了他半年的俸禄。不过，曾国藩并没有在这个四合院住多久，按照官场规矩，升迁之后总要换个更好的房子。曾国藩总共在京城做官13年，获得了7次升迁，这也导致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与日俱增，不得不搬了8次家。住房越来越好，租金也免不了越来越高。这逐渐成为他日常生活开销中不可避免的沉重负担。
除了租房子支出巨大外，家庭生活的开销也不少，这中间最重要的开支就是家人仆役的费用。按照清朝官员的排场，就算再穷，家里该有的仆人也是不能省的。通常官员们都会雇请师爷、用人等下人，在京城打工的人开价都不低，况且在官员家里服务赚钱少了，传出去都是笑话。如此，仅凭借朝廷发放的俸禄应付日常生活显然捉襟见肘。“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有。”（何刚德《客商谒谈》）官府里，还有诸如典吏、门皂、斋膳、禁卒、捕快、轿伞扇夫等，这些人每年都需要支付6两银子，加起来也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因此才会有“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的说法。
还有一项花费可能一般人都想不到——服装费。如今从影视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清朝官员穿着绫罗绸缎，非常光鲜，但其实这些衣服都是他们自己花钱买的。清代官员的服装完全要靠官员自费，但是官服并非现成的，也不是随便跑到街上购买就可得到。
事实上，要想穿上一件质料、式样、色彩、饰物等都很体面的衣服，官员都要根据自己的官职大小、财力情况，完全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去定制才行。特别是京城四季分明，官员还要根据不同季节，以及不同的场合要求，做成样式各异的许多套官服才够用。
据一些史料记载，晚清许多官员实在买不起衣服，只得长期借用相熟同僚的官服。能把衣服借给别人，私交肯定要过得去，但并不是所有新上任的官员都能交到好多知心朋友，所以他们的衣服多数还是要靠自己花钱定制。曾国藩虽然十分喜欢结交朋友，但毕竟刚刚进京，朝廷的许多规矩他也在摸索学习之中，曾国藩不可能为了区区穿衣服的事情就失掉为人处世的分寸。更何况，曾国藩对穿着十分讲究，他不太喜欢借人家的衣服穿，同时他又非常看重官服的款式和质地，所以不惜花费巨资购买各式官服，据说他家中光他自己的官服就达十多箱。
中进士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曾经对自己的官服做过一次统计，清单里的衣服已经相当惊人：羊皮袍一件，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棉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等。
曾国藩还有一项花费巨大，就是人情往来。对于十分重视传统节日的中国人来说，逢年过节必须要走亲访友，既然串门，肯定少不了要准备一份礼物。更何况中国人一年的节日实在太多，比如每一年的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曾国藩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礼物价值不等，但这都需要曾国藩亲自让家人购买。
除此之外，曾国藩本身也喜欢社交，这其实是清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之一，结交朋友，交流感情，有时候还能交换一下做官和做学问的心得。更何况，在京城官场，要想获得各级同僚支持，必须要时常出入不同圈子的应酬和宴席，这当然需要你来我往，轮流请客，花费自然不小。别人请客什么标准曾国藩不管，但凡轮到他做东时，必须好酒好菜招待，显示自己的大方和阔绰。为此他在日记中曾做过严厉的自我批评：“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甚至总结了全年的社交活动，他把活动经费做了一番统计，竟然高达90余两白银。要知道，这笔钱已经够交纳曾国藩一年的房租租金了。
在京城做官，出行也是非常大的一笔花费。官员出行可不是普普通通地走路，在晚清时候，基本上都是坐轿子出门。既然坐轿子，总要有人抬轿子，这样一来花费就巨大了。曾国藩经过一番细致的计算，发现坐轿子需要八个轿夫抬，加起来一年就需要100两白银，实在太不划算了。曾国藩知道雇马车更省钱，所以便顾不得太多做官的体面了，宁可去坐马车。不过，即便是乘坐马车，一年也至少需要50两白银。为此，曾国藩只要遇到路程很短的行程，就干脆步行前往，这在清朝的官场上并不多见，一时间竟让好多同僚称为奇事。
曾国藩是文人，买书藏书是他一生的爱好。前文提到，他甚至卖衣服在金陵买书，足可以说明，读书人在做学问上花再多钱也不会吝啬的。此外，文人往往对笔墨纸砚有喜好，曾国藩也不例外，走到一处总要去文具市场逛逛，遇到好看的东西曾国藩就喜欢得不得了，非要买下来不可。当然，曾国藩最喜欢的还是买书。在京为官多年，曾国藩购买图书达7000余册，总数2万多卷。晚年，他在家书中写道：“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于子孙，唯书籍尚需添买耳。”
此外，受家教和祖父的影响，曾国藩出手非常大方，特别是他对于接济乡亲朋友从不吝啬，只要对方开口向他借钱，他都是来者不拒。因为借钱的人往往都是穷亲戚，曾国藩也清楚，这些钱多半有去无回，时间长了，这也成为曾国藩一个十分巨大的开销。
面对这么多项目的开销，不能单纯靠自己的工资和家族的接济，曾国藩必须自己想办法。为了广辟财路，曾国藩也是绞尽脑汁，他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回乡筹款。曾国藩刚刚当上京官，资源主要还是来自老家，他要想弄钱也只能依靠父老乡亲。在得中翰林之后，曾国藩曾请假回家一年。在老家湘乡，曾国藩衣锦还乡，风光无限，这自不必说。除了休养生息，孝敬长辈外，曾国藩在老家一年期间，一刻也没得闲，他为了筹钱而四处奔波。曾国藩收钱的办法也很老套，他当然不会明白地告诉亲友说，自己在京城缺钱，需要众人接济，而是换了种更加隐晦的方式，他到湖南各地登门拜客，通过向故友亲朋收取贺礼，作为在京城做官的资本。
他拜客的对象，主要包括家乡的官僚、绅士、名流、商贾、族人、亲友等。对于曾国藩这位新晋翰林，家乡人一是出于情谊，二是为了攀附京城权贵，无不慷慨解囊。谁都知道，跟权贵结交，相当于获得了无形的资产。今天你给曾国藩50两银子，将来要是生意或者生活上遇到了困难，曾国藩帮忙一下，可能500两银子都买不来。
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湖南百姓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更何况曾国藩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纯粹搜刮别人血汗钱的人。曾国藩有情有义是远近闻名的，所以明知道曾国藩登门的目的是什么，亲友们还是竭尽所能地帮助。根据统计，从1839年1月至11月，他四次拜客，总共长达198天，所到之处包括衡阳、青泉、耒阳等十县州，行程超过1500公里。
曾国藩每次出门拜客，他都不会空手而归。他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对方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热热闹闹一番后，不光曾国藩赚足了脸面，亲友们也在邻里面前挣得了面子。无论怎样，这也是朝廷命官的赏光，说明自己的后台还是很硬的。既然双方都很开心，对于曾国藩的要求也没什么不能满足的。曾国藩临走时，人家往往也会给他一笔钱。皆大欢喜。
曾国藩第一个拜客的对象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对于这位女婿高中翰林显然十分自豪。他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把街坊朋友都请来庆贺。在《湘乡曾氏文献》中记载，在吃完宴请后，岳父送给他十二贯零八百文，相当于八两白银。这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不小的一笔了。
除拜访亲戚朋友之外，曾国藩也不忘向各级地方官员“拜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生财之道。对于家乡的地方官员，曾国藩跟他们早就认识，但是此一时非彼一时。当年曾国藩跟他们来往，仅仅是一般的礼节性来往，但当他得中进士之后，身份立刻发生变化，成为朝廷命官，现在曾国藩回乡俨然是一副京官视察的架势。曾国藩主动跟地方官来往，虽谈不上是高看他们一眼，但也足够给这些人面子了。更何况，中国官场几千年来的文化都没有变，京城官员掌握的资源是地方官不能比拟的，在小地方为官的人，总有些事情需要京城有人替他们说话，所以一旦遇到有京官主动示好的机会，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因此他们对曾国藩的到访十分欢迎。
当曾国藩到访时，地方官员给予他的贺礼往往比亲戚朋友给的更多。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
曾国藩也不是只针对亲戚和官员，他的拜客对象还有一类特殊群体，便是湘乡人在异地开的店铺。这些店铺包括当铺、纸行、布店、杂货店等。曾国藩无论相熟与否，一律拜到。拜访这些小商人的好处也显而易见，这些人手头上都有点钱。为了拉拢一个在朝廷当官的老乡，花点儿钱也不算什么。因此，凡是曾国藩走到的地方，当铺的店主往往为了面子上过得去，多少会向曾国藩奉上些银两。
曾国藩总共进行了四次拜客，每次拜客都有不少收获，总数算下来，曾国藩竟然收获了2000两白银。无论怎么说，2000两雪花银到手，对曾国藩的帮助极大。它有效缓解了他进京路上的开支困境，并且成为他官服花费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他刚到京城宴请宾客的花费，与前期的衣食住行，也全都仰仗这笔“拜客”得来的收入。
现代人可能对2000两白银没概念，其实这可不是小数目。如果换算一下，按照“兑换关系”、“金属价格”和“粮食价格”等三个因素，有学者考察后认为，清朝当时的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0～300元。曾国藩收的这2000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40万～60万元人民币。
当时清朝的一两银子可以购得许多物品。比如在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只要五六十文，鸭蛋一个则要二文，黄瓜每斤二文，葱每斤五文。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多两银子。如此算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六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
严格来看，曾国藩在金榜题名后四处拜客及收取礼金的行为，既包括中国传统社会里向亲朋致敬和互助的意味，也有官场中颇为世俗的“敛财”的意涵。如果按照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看，曾国藩此举算不上太出格，当时许多官场中人都是如此行事。当然，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么做有失自己一贯的做人原则，晚年的曾国藩对此也不无反思：“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不过，曾国藩就算敛财取得了较大成功，但并没有完全解决他的财政危机。或许，曾国藩后来的记录中，还是有许多开销没有写进去。曾国藩做官之余，还是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以曾国藩任京官之初的1843年为例，他的法定收入为129.95两白银，而赤字达到了478.51两白银，曾国藩没有他法，只能靠借钱度日。
经济上的压力导致曾国藩连节都过不好。他在京城过第一个春节时，家中已无太多积蓄。曾国藩其实还想靠在老家“敛财”那种路数，在京城也想办法筹些钱，他一直希望靠炭敬过个年。炭敬其实是官场行贿的隐性说法，这在京城的官场里非常普遍。
由于京城地处北方，冬天十分寒冷，想方设法取暖就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按照清朝官场的通行规则，外地官员会在冬天以钱财馈赠的名义向京官进贡，表面上的说法是为了让京官取暖，其实就是变相的送礼金。对于那时候的官场来说，高级别官员每年通过炭敬可以获得极其丰厚的收入，甚至来年家庭里的许多开销都可以用炭敬充当。
然而，炭敬一般是下级官员送给上级官员。对于刚刚到京城为官的曾国藩来说，比其级别低的官员少之又少。他自己的官员朋友圈也未完全打开，地方上的外派官员跟他也不熟悉，所以这一年冬天，并没有人给他送炭敬。这令曾国藩大失所望，他不得不找人借了50两白银才勉强过了个年。
转过年来，曾国藩依然靠东挪西借过日子。有时候靠家里亲戚接济，有时候找同僚借钱。春天刚刚过完，曾国藩已经对外借了两百两白银。下半年的境况也没有太大改善，曾国藩不仅无力偿还旧债，还需不断借钱才能维持生活。这一年12月，曾国藩翻了翻账本，发现账单增加到了四百两，这让他平添不少愁绪。
曾国藩是一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对于初做京官的苦楚，曾国藩有时会跟家人倾诉。他在给祖父的信里说：“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家中不必系怀。”他在给父亲的信里表现得更为伤感：“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有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
他那时候的一些诗作里，也充满了对当下生活的感慨。比如在他赠梅伯言的诗中说：隘巷萧萧劣过车，蓬门寂寂似逃虚。为杓不愿庚桑楚，争席谁名扬子居？喜泼绿成新引竹，仍磨丹复旧仇书。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人无钱，受人欺，甚至连用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凡事不可能总是在低谷。曾国藩的财政危机也随着他对官场的越发适应而得到改善。第二年，曾国藩迎来仕途上的重要转折。三月大考詹翰，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名。因此被授任翰林院侍讲，连升四级。经历这一次升官后，曾国藩薪资得到了明显提升。他的经济状况总算得到一些改善。这种改善，其实也就是比过去的日子稍好一点儿而已。旧债累计太多，即便债主不好意思催促，曾国藩心中依然有愧。升官多得的薪俸里，主要部分用于偿还旧债。况且曾国藩的老家也需要用钱，他家中的父母兄弟，此时也需要他接济，像弟弟们的捐监也需要他出钱。
除此之外，曾国藩自己的家庭开销也越来越大。用钱最多的地方恐怕是子女——他的二男六女（其中一女夭折）都要养育，包括他们的吃饭穿衣和教育，京城的消费又比老家高，这对于曾国藩来说也很头疼。更重要的是，每次升官之后，曾国藩还要对各方帮助过他的人进行打点。无论是师长还是同僚，只要在他升迁问题上有恩于他的人，他都要适当表达谢意。
曾国藩在京城日久，结交的官员和文人朋友也越来越多。平日里，正常的人情来往越来越多，比如谁家的孩子过百日，哪家又有婚丧嫁娶，曾国藩即便不能亲自到场，也会请人带钱予以致意。
曾国藩在来京城做官之前，在湖南老家也算过着上等人的生活，可以说吃穿不愁。他或许也没有料到，京官做得竟然如此不易。来到京城之后，他虽然也偶有应酬，但是自己在家吃饭时，都会比较节俭。在他眼里，大吃大喝并不是好事。
有一次，他的故交刘觉香从地方来到京城看他。刘向他描述，在地方做官十分不易，不只是要应对地方上的各种事务，日常生活也非常清苦。曾国藩受到极大触动。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愈知我辈舍节俭，别无可以自立。若冀幸得一外官，以弥缝罅漏，缺瘠则无以自存，缺肥则不堪问矣，可不惧哉！”曾国藩此话的言外之意在于，在地方官如果生活太过清苦，就没有办法立下大志向。但是如果太过优厚，整日花天酒地，内心自然会受到污染，难免不贪赃枉法。
对于家中亲人，曾国藩无论做官到何种高位都一直惦念。后来，曾国藩升迁为二品侍郎，地位已今非昔比。但是他的经济状况依然没有太多改观，甚至他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他只好把思亲之情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国藩居京四年时，“宦况清苦，力行节俭”。
眼看日子就要过不下去了，曾国藩只好想到另一个办法。其实，晚清的各级官员，要想在合法收入之外获得更多财务，通常的做法是到外地办理公务。1843年6月，曾国藩仍在为经济上的窘迫而困扰时，道光皇帝给他一个获得意外之财的机会——到四川主持乡试。
曾国藩非常高兴，便积极准备这次外出。7月初，曾国藩出京启程。可没想到，他的这次出行正值酷暑，天气不佳，不光是炎热难耐，一路上他还频繁遭遇极端天气状况，光是暴雨就遇到好几次。一冷一热，让在长途跋涉过程中的曾国藩病倒了。曾国藩高烧不退，痛苦不已。所幸到达西安时，陕西巡抚李星沅对他尊崇有加。对方不仅亲自将曾国藩接到衙署，还对他格外照顾，专门请医生为他治病。并且，李巡抚还安排不少下人照顾曾国藩的起居，饮食和休息都得到了极大保证，这对于病中的曾国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在西安住了数日后，曾国藩的病逐渐康复。他便谢过李星沅，启程进入四川。四川此时的天气甚好，曾国藩的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他进而赋诗一首：万里关山睡梦中，今朝始洗眼朦胧。云头齐拥剑门上，峰势欲随江水东。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足英雄。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
此次试差过程中，尽管一路上曾国藩身体不佳，但或许是得到不少地方赠予的财物，让他十分高兴。对于官员们的行为，朝廷当然有明文规定：京官到地方主持乡试不得接受各类财物，不得与地方官员密切交往。但是，中国官场向来是人情大于规则。对于到地方办理公务的京官来说，有大批人士希望借此巴结，比如地方官僚、绅士、有钱的书生等，都会送钱送物。
曾国藩既然是清代官场中的一分子，自然也不能免俗。他到四川时，不断有各色人等向他示好，礼物金钱他都来者不拒。为了做好收钱的准备，曾国藩出京前，特意要仆人买一个“小戥子”，用于称量路上地方官员所送银子的重量。根据曾国藩自己的记载，四川之行让他收入高达6000两白银之巨。
10月11日，曾国藩主持考试完毕回行到陕西境内。这一天，曾国藩迎来自己三十三岁的生日。曾国藩心情大好，赋七律二首，其一是：
三十余龄似转车，吾生泛泛信天涯。
白云望远千山隔，黄叶催人两鬓华。
去日行藏同踏雪，迂儒事业类团沙。
名山坛席都无分，欲傍青门学种瓜。
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夜月如画，独立台上，看南山积雪与渭水寒流、雪月沙水，并皆皓白，真清绝也。琼楼玉宇，何以过此？恨不得李太白、苏长公来此一吐奇句耳！孤负，孤负！”
曾国藩外出历时半年之后，终于回到京城。依靠在地方收到的这笔巨款，曾国藩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他拿出1600两白银，一举还清欠款，把600两白银寄给老家，让家人改善生活。他还拿出400两白银赠送族亲。他的弟弟曾国荃自京城还乡时，终于可以替他带上十两银子，作为“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资”。经过四川之行，曾国藩总算一解经济困顿，其心情也变得非常好，“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
道光二十七年（1847），适逢三年一次的大考。曾国藩再次迎来事业转机，他在考试中名列二等第四名。六月，曾国藩仕途再次实现飞跃，成为二品大员，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由于一下子成为朝廷高官，文武百官难免对曾国藩进行道贺，仅仅是门生们的贺礼就达200两白银，曾国藩的经济状况终于得到改善。
总体来看，曾国藩在京城做官十几年间过得十分清苦。虽然他毕生推崇勤俭质朴，但从他在京城做官的实际行动看，他依靠自己的官职敛财无数。事实上，曾国藩收获的财物并不算多，他与那些同时期的大贪官比起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从曾国藩的经历可以看出，面对整个官场的影响时，他的个体抵抗已无意义。他称不上随波逐流，也算不上特立独行。然而由于在经济方面的困境，他为此变相收取财物，也成为他人生中的污点之一。后人对曾国藩的这种行为做过两方面阐释：一方面，他是为了维持京官的基本威严和体面；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复杂个性的具体展现——或许正是因为封建等级社会的固有弊端，才造就了曾国藩复杂、矛盾但又颇值得让人同情的个性。
四、为官之道
曾国藩高中进士之后，也标志着他正式进入清朝官场。受惠于良好的家教及自身扎实的学养，在曾国藩以后多年的仕途生涯中，他的为官之道渐渐成形，这也是后世对其推崇备至的原因之一。那么，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呢？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员来说，为官首先要经营身边的关系。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下，凡是中式1的士子，自然会结下两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第一种是门生与座主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自然而然结成的，因为无论乡、会试，只要是参与考试，就存在主考官与同考（阅卷）官。一旦中式，无论对方承认与否，客观上造就了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师生之谊，其中主考叫座师，同考叫房师，士子们则自称门生。
另一种则是乡、会试同年的关系。像今日同在一起学习的称为“同学”一样，当年一起考中的士子则互称同年。这种叫法表面上有些尊敬的意味，但仔细体会，其中又有双方独有的特殊情谊，似乎这种关系下的彼此，比一般朋友有了共同的经历。
师生与同年之谊，会伴随官员的整个仕途生涯。在清朝官僚制度下，一介书生初入政坛，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有这两种关系。由于这两种关系是他们进入官场最初时就有的，所以它们往往成为官员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比如对于第一种关系而言，无论是出于师生情谊也好，或者只是因为顾及颜面，座主们往往会对门生施以援手。特别是当门生有事相求时，座主往往会提供帮助，这一方面是因为情谊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怕如果不帮忙，传出去会毁掉座主的名声。
至于第二种关系——同年之间，则相对活泛得多。同年之间平时就联系紧密，许多人兴趣相投，还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社交圈子，时不时聚会走动，吟诗作画，推杯换盏。这些活动在增进彼此感情之余，也是同年们增进彼此了解的绝佳机会，进而达到在官场互相关照的目的。人在官场上，谁都有需要同僚之间吹捧、奉承的时候，这些私下里结下的官场好友，关键时候说句好话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曾国藩当然也知道这两种关系的重要性。他登第的那一科会试考官都是朝廷重臣，比如座师是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左都御史廖鸿荃，房师则是刚刚卸任的山东学政季芝昌。在常人眼里，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迅速从一个进士升迁到朝廷大臣，必然受到其座师大力提携。不过，与外人想象的不同，从《曾国藩日记》记录的内容看，曾国藩与座师只是保持了普通的师生关系，并没有发生利益交换。除了与同年们一起向座师贺寿拜年外，他很少私下拜会恩师。
更何况，曾国藩仕途上的伯乐——道光皇帝，是个师心自用的君主。道光皇帝非常有主见，常常凭借自己对官员的观察而决定是否重用他。这样一来，道光帝在用人上很少被大臣左右。戊戌科进士、翰林数十名，并非只有曾国藩一人仕途一路看涨，也有许多人沉沦蹉跎。究其原因，每个人的发展道路全看自己。
至于曾国藩为何能够在两次大考翰詹中，都可以名列前茅，一方面是曾国藩本身为官能力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如他所说——运气太好，以至于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故一遇到优缺，道光很自然就想到了他。
相比于对师长的生分和尊敬，曾国藩和同年间的关系，则显得要熟络得多。初到京城做官，曾国藩广辟社交圈，包括同乡、同年、同事，都是他结交的对象。曾国藩除定期会客外，他每日几乎都会与朋友谈诗论文，饮酒吃饭，“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为此他甚至曾经自我反省：“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
在京城经过一番洗礼之后，曾国藩已经对官场有了初步认识。他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曾经在家书中专门提及这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
除了要对以上四方面提高警惕外，曾国藩还认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咸丰三年（1853）给好友的信中表达这样的意思：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
在曾国藩看来，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他曾经说过：安守本分，竭力任事，淡泊宁静如一无所求的，不超过两年，则必定会受到上司同僚的钦佩推重。之所以有此看法，曾国藩认为，身在官场都会遇到许多烦心事，但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学会处理麻烦事。才能不至于在官场中翻了船。他经常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保持无怨和清醒。因为只有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
有一次，曾国藩接到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发现弟弟有不耐烦的苗头，他十分担心未来对方能否与人和睦相处，于是马上写信对其进行规劝，告诉曾国荃，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曾国藩也给为官耐烦提供了解决方法：平时要提高自己的心性修养。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其言外之意在于，一个人如果突然让别人信服，一定是靠嘴上所说的话取得，但是这种信任显然并不牢固。真正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是靠自己的身体力行说服别人的。只要你自己遇事都能从容不迫，冷静面对，你身边的人自然也会受到这些方面的有益熏陶。
为了训练自己，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加强心性修养的重要原则。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
曾国藩对自我要求极高，也会经常压抑自己的个人好恶，不让个人情绪遮蔽自己的判断。因此，这让曾国藩在官场上常常能够依据事情本来的道理来处理，最能显示曾国藩理性一面的就是“秦淮灯舫”事件。
秦淮河是金陵的名胜古迹，在明朝出现过马湘兰、李香君等名妓。而且，很久以来，秦淮河都是文人流连忘返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的年轻人，往往纵情于秦淮河的声色，以忘却暂时的烦恼。
然而，自1851年以后，清政府倾注兵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往日热闹繁盛的场景消失不见，太平天国掌控金陵后，也没人敢去那里玩耍了。1864年，战争结束，曾国藩率领清军重新夺得金陵控制权。秦淮河畔的游人也日渐增多，河边的名妓也开始出现。文人墨客又成群结队地在河两岸游玩，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有恢复的迹象。
不过，六安郡知府涂廉访的思想还是很保守的，他对秦淮河的这种情形很看不惯，认为其有伤风化。于是，他一纸命令，让各县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然后把此事处理结果呈报给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听后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
为了改变涂廉访的命令，曾国藩并不想直接以总督的职位压迫他，而是想到一个更能让对方接受的方式。几天之后，曾国藩约请各级官员共同乘船游览秦淮河，还让江宁、上无两个县的知县，设宴款待涂廉访。曾国藩对众人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他自己解释为什么如此考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让涂廉访受到极大触动。他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觉得曾国藩的说法很有道理，便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开始修复鸡鸣寺、莫愁湖等前朝古迹，使金陵再放异彩。
对于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最熟悉的人莫过于他的学生李鸿章了。在李鸿章看来，曾国藩的另一为官原则是：“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许多人以为，李鸿章所说的“找替手”是指曾国藩善于推卸责任，找替罪羊，这其实并非李的本意。这里所说的替手，是指接班人、继承人。西方谚语里说过：“权力之本质在于影响力”，宦海浮沉，风云难测，维持“影响力”之根本，便在于人事根基。特别是在官场，一个朝廷大员不可能凡事都靠自己，必须找到信得过的帮手才能做成大事。曾国藩看人的能力很强，在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不断找到替手，“替手”越来越多，“替手”越来越强，这也是他总能在各种形势中找到突破口，最终战胜太平军的原因。
曾国藩的为官过人之处还在于，他非常善于面对人生的低谷，懂得低谷正是事态开始上扬的转折。人生总会遇到低谷，关键是如何看待低谷，能不能积极地看待这些起伏。曾国藩一生中的低谷很多，他办团练的事例就很能说明他善于处理低谷的特点。
咸丰二年（1852），皇上钦点曾国藩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这个命令表面上是对曾国藩的重用，但其实是因为朝廷的兵不中用才会让地方官自己办团练。官好当，兵难练。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曾国藩该如何训练素质千差万别的士兵，让他们产生足够强大的战斗力呢？
从曾国藩手下的士兵构成看，湘军是曾国藩自己的子弟兵，无论严加要求还是宽以相待，这都容易做到。但除此之外，长沙城里还驻扎有清廷的主力子弟兵，俗称“绿营兵”。自从“康乾盛世”后，绿营兵军纪涣散，当年的英勇也已不再。平日里，这些绿营兵不是喝酒就是抽大烟，根本就不参加正规的训练。如何把他们训练好，才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曾国藩并不对他们区别对待，他反而想了一个办法：将绿营兵和湘军放在一起训练，以让绿营兵能够受到湘军良好军纪的影响。曾国藩还特意让湘军将领塔齐布做总指挥，这样做可以保证两支军队的训练水准不相上下。按理说，曾国藩的初衷不错，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互相影响，能够自然而然地把绿营兵的战斗力提高上去。然而，绿营兵长时间懒散惯了，一时根本接受不了这么严格的管束。曾国藩的此举并未得到绿营兵的理解，反而让绿营兵的将领非常不满，在他们的授意下，绿营兵经常挑起事端。
如果是一般的小打小闹也就算了，可怕的是，绿营兵经常与湘军发生枪械斗殴事件，这种事件搞不好会伤人。对于这种事情，曾国藩的处置态度往往是息事宁人，他宁可对参加械斗的湘军进行严惩，但是对绿营兵的错误不闻不问。他的逻辑还是：对自己人要严格，对外人要宽容。不过，这样做并没有得到对方的理解，反而让绿营兵越发变得无法无天。有一次双方械斗时，绿营兵冲向了曾国藩的府邸，想要杀了他。曾国藩急忙躲进巡抚衙门，才逃过一劫。
这次事件对曾国藩造成巨大冲击，相当于他刚刚领兵，还没打仗，就遭遇了重创。要知道，曾国藩是朝廷委任的重臣，却受到如此羞辱，在一般人眼里是无法理解的。不过，曾国藩的姿态放得很低，他不把眼前的低谷看得太重，而是将着眼点放在团练的效果上。他没有对绿营兵给以颜色，而是像以往一样地训练他们。在生活待遇上，他对待绿营兵和湘军毫无差别。正是由于他的委曲求全，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曾国藩的训练方法终于收到了效果，他很快训练出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军队。
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也可以根据部下的各自特点，判断对方是可以成为帅才，还是仅仅只能做个下级军官。比如他就保举塔齐布，并且对他充满信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塔齐布果然不负众望，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后来战死沙场。
从各种史料分析，之所以能让部下听从和佩服，曾国藩身上的确有过人之处。他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自己能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曾国藩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要求严格，不奢华，很俭朴。他在吃饭上极不讲究，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后来有人称其为“一品宰相”。曾国藩将节俭视为家训，为此他特意在大堂上亲书一联：“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
曾国藩穿衣也是如此，他的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和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平日里，曾国藩穿着家人为其织的土布衣服，不着绸帛。曾国藩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这件衣服并非适用于一切场合，通常只是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穿，其他时间便把这件衣服放在衣橱里。穿了三十年，衣服显得跟新衣一样。每当外人提及此事，曾国藩都如此解释：“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即便曾国藩升任总督后，他的鞋袜还是由夫人和儿媳女儿制作。在曾国藩居住的总督府内，经常出现这样一幅景象：夜晚时分，曾国藩在批改公文，全家老幼女眷则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此番情景恐怕在晚清官场中，极为罕见。
曾国藩对子女要求更严，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只能给予嫁妆二百两，多了一两也不可以。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则一再告诫对方，要求他的妻子学会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要养尊处优，必须亲自下厨做饭，并且学习麻纺之事。
曾国藩也反对住得太过奢侈。曾家在湘乡的旧宅历史悠久，已经绵延长达百年。曾家发达之后，上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曾家就有人觉得旧屋略显寒酸。1865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萌生改造旧屋的想法，他出资七千串铜钱将旧宅改造一新。曾国藩得知此事后大为光火，认为九弟“奢靡若此”，此种做法没有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表率，贻害无穷。
他对盖修旧宅的不满在于，“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以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一怒之下，他发誓决不踏进新宅半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恶习，誓不为之。”
曾国藩生活简朴，并不是天生而成。究其根源，还在于从他祖父开始，包括他父亲在内家族成员的影响。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效仿林则徐之父，将林父家训中“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由儿任之”的名联略作改动，变为曾氏家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成名后，谨遵父亲的教诲。他也把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榜样。有一次，在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昔年林文忠公有三个儿子，分家时各人仅得钱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抚要职二十余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劲节，实不可及。我辈兄弟实在应向林公学习。”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一方面表现在对自我要求甚严，必须做到品高清廉；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肩负职责的重视，所有朝廷交与的事务他都尽心尽力。因为把朝廷交给的事看得太重，所以曾国藩常常忽略自己的事。曾国藩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
曾国藩把自己不能回乡省亲归结为三大难处：“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账，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
在曾国藩内心中，他十分在意当今皇上对自己的看法。当他担任直隶总督后，更加珍惜朝廷的信任。马上决定实施一系列治理方案，其中他对官员的考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之一。曾国藩采取嘉、勉、降、革等办法，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实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人力资源战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曾国藩还制定了《劝诫州县四条》，主要内容是：一曰治署内以端本。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恪尽职守，严格经费花销，主管官员必须亲自检查文书、案牍。贪污受贿不行，甩手不作为更不行。二曰明刑法以清讼。此意为明令法纪，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曰重农事以厚生。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生存状态，让耕者有其田。四曰崇俭朴以养廉。做官则不能发财，衣食住行，事事简约，决不能占公家半点便宜。
从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来看，他身上最闪光的两点包括“藏”和“露”。藏，是指时机未成熟时，韬光养晦，深藏不露。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最好遵从低调做人的哲学。夯实根基，提升实力，才是头等大事。露，是指机遇一来，必须迅速把握时势，显露出才干与努力。此时，虽艰险而坚毅挺立。如此，必将功成名就。
曾国藩为官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后人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通过不断的自我激励、自我教育，人人都可以成功，即便是做官，也能做个流芳百世的好官。
五、为学之道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晚清官场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部分缘于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曾国藩是典型的儒家学者，他的治学思想突出表现是“经世致用”。经世也即礼学，“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在曾国藩看来，经世致用思想具体到治学观上，就是治学不能高高在上，需要脚踏实地。作为治学之人，既要明白义理所在，更要讲究“格物”、“诚意”。
曾国藩一直把自己视作读书人，而不是官员。在曾国藩眼里，读书人要有几项基本要求：“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这其中，“立志”是“为学”的首要前提。不立志，无追求，必浑浑噩噩，芸芸庸庸，白掷光阴。他认为，“譬诸草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他在日记中写道：“君子庄敬日强。我日日安肆，日日衰尔，欲其强，得乎？……自去年（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后，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盖不能立时易放倒，故心无定向。无定向则不能静，不静则不能安，其根在志之不立耳。”
曾国藩自幼受到祖父和父亲的教育，立志成就一番大学问。当然，曾国藩立的志主要是求取功名。要知道，在封建科举制度的人才培养体系中，曾国藩别无选择，也没有机会实现非常个性化的理想，求得功名是他唯一出人头地的渠道。因此他从小就将尽早取得功名作为志向。在两次会试不第之后，他曾作诗曰：“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云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关于立志的重要性，曾国藩不只深以为然，并且时常在文字中坚定自己的态度。他在诗文和家书中多次提到，人如果能立志，圣贤豪杰所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如果人不能立志，即使整日与尧舜禹汤在一起，也受不了感染，学不了圣人，成就不了大事。
曾国藩向来在意整个曾氏族人的心理状态，他也希望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每一点收获和感悟能够立刻影响家人，以便他们少走弯路。在家书里，他曾不止一次地提醒弟弟及晚辈们读书立志的重要性。在家书中他提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恭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玩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縎下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闲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
在曾国藩眼里，为学第二要素是“有识”，识不只是指知识，更重要的是见识。为人要做到有“识”则必须要虚心。曾国藩曾对家人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朱入学者，则骂学院。”
之所以做上述论断，原因是曾国藩见过许多有才华的读书人，他们有一个通病——恃才傲物。虽然他们算得上有知识，但因为不够谦虚，看待事物没有始终保持客观的精神，因此在这些人眼里，只看到自己的长项和别人的短项，结果“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当曾国藩成为朝廷命官之后，最担心家人变得骄横奢靡，如果不加克制，会不自觉地借用自己的权势，欺压人民。他特意要求子侄兄弟“勿谓家人做官，则遂敢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
曾国藩还认为做学问不可轻率地去评价或讥笑古人。“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于。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在他眼里，只有在堂上的人才能评判堂下之人的是非曲直，只有孔子才能评判百世。只有学问远远超过古人，才可以讥评古人，排列古人的高下位置。
曾国藩坚信圣人的治学之道必有可借鉴之处。咸丰九年（1859），他提出了三十二圣目，作为学习效仿的榜样。三十二圣目是：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瑞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为了有效读书，曾国藩刻苦努力，奋发图强，定《五箴》来勉励自己。
任何事情绝不能光说不练，重要的是实践，曾国藩也深知“空言无益”的道理。他勤学深思，躬行践履，以“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自警。主张：“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益于吾，未尝不薄取焉以自资益。”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给家人写信时专门谈到自己的治学方法，曾国藩每天必做三件事：一是用楷书写日记一篇；二是读史书十页；三是记茶余饭后感想一则。
曾国藩终其一生，每天都会做这三件事，从来没有间断过。他越是坚持这三件事，就越能发现其中的好处。因此，他也希望并要求弟弟们，每个人也制定一个自己的学习日程。制定好了就坚决执行，即使行船走路，也要带在身边。曾国藩告诉家人，他坚信一个人如果天天坚持读书学习，将来一定能广闻博学，事业有成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过，曾国藩对博学也是用辩证的态度去看待。他在强调博学时，认为做学问也必须要突出“专”和“精”。博并非是泛，而是要博览群书，对于不同知识要有包容的心态。博与专在治学的道路上需要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一方。曾国藩的理解是，学问如金字塔，基础愈广博，愈可以高精；而学问高精，又常易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增加广博度。曾国藩还说：“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也不亲。心有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
曾国藩一生都在读书。关于怎么读书，他也一直在琢磨。在读书过程中，曾国藩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比如，读书要“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又如，“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而且要“先认其貌，后观其神”。再如，他给自己立下的读书课程很多，而“每日读史十页”终生不断……
曾国藩的必读书目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一些书是他认为需要反复阅读的，其中以《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全集》最为重要。《史记》、《汉书》与《庄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传统中国读书人也常常将其列为必读书。之所以喜欢《韩愈全集》，则完全是因为曾国藩的个人兴趣。曾国藩对韩愈推崇备至，常常将其文风当作模仿的对象。每逢要写重要文章，或者给皇帝写奏折之前，曾国藩都会找来韩愈的文章仔细揣摩，直到内心对自己的文章有了思路，才放心撰文，开始动笔。
曾国藩还有几种必读书：《资治通鉴》、《文选》与《古文辞类纂》。《资治通鉴》是编年史，从先秦讲到五代，在梁启超看来，《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教科书。曾国藩对《资治通鉴》也推崇备至，将其称为中国经世哲学巅峰之作，这部书更是曾国藩“柔日读史”的主打书目。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不只读书，还自己编过一本书。他自己编选过一本《十八家诗钞》，里面是他喜欢的诗人名句，从曹植到元好问，时间跨度很大，在魏晋到金朝之间。曾国藩总共选取十八位大诗人的六千余首诗，其初衷本来是作为“私家读本”，供族人阅读，后来这本书也曾公开出版，世人也可从中窥得曾国藩喜好的诗篇。
与常人相比，曾国藩读书的效率很高，勤奋是其重要原因。只要定下了读书计划，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曾国藩都会想方设法去完成。在一封家信中，他告诉家人：“近日体气日强，每天发奋用功，早起温经，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每日共可看八十页，皆过笔圈点，若有耽搁，则止看一半。”他还提醒自己刚刚参加完考试的弟弟们：“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
在治学方面，曾国藩的另一大优点是——无门户之见，因此他能做到兼容并包，将各种学派的认识和观点融会贯通。对于当时汉学崇尚考据、颜李倡导力行，曾国藩认为都不可取，他们这两派有矫枉过正的问题。特别是他们对理学的批判，含有浓重的门户之见，因噎废食，不足仿效。
曾国藩比较善于总结方法，在学习方面，他许多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有很大启发。关于如何消化和融会知识，曾国藩提出了一种“虚心涵泳”的方法。曾国藩曾经对“虚心涵泳”做过全面解释，具体来说：涵，如同春雨润花，如同渠水灌溉秧苗。雨润花，小则难透，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渠水灌溉秧苗，过小，水量不足，易干枯，过多易成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如同鱼游水，如同人濯足。
“虚心涵泳”的意思是，对于那些真正善于读书的人，读书是一种极大的乐趣。曾国藩认为，书如雨露甘甜，每每读书，就像甘露流进心田，滋润着人，通过读书让人汲取营养的过程，非常令人着迷和陶醉，其中的惬意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在“虚心涵泳”的基础上，曾国藩还提出了另一种读书要领“切己体察”。“切己体察”，就是读书不只是要看着字面上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去领会。只有“切己体察”才能深入地读懂书籍，才能举一反三，逐渐进入创作的天地，获得独特的见解。
他也时常告诫家人，在为学上，“若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在为人上，“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史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不过，曾国藩在从政之后，读书的时间相对减少。特别是随着曾国藩的官位不断跃升，其进德修业也不得不渐渐让位于公务，“人事日多，观书之时日少”。在紧张繁忙的公务之余，曾国藩读书习字仍不间断。除此之外，在访友拜客时，曾国藩也喜欢大谈诗文。偶尔他也会约上三五好友，一同去买书。但是相较于以前每日勤奋读书的光阴，曾国藩常常觉得日子在平庸中流逝。
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明显表现出比以前少了很多雄心，“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颇得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真义。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并未走得太远。客观来看，曾国藩的学问在学术史上并非出类拔萃。按照钱穆的观点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
这其中原因颇多，其中之一是曾国藩中年之后创建湘军，整日转战各地带兵打仗，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仔细研读。做学问毕竟是件苦差事，不光要有时间做保证，更重要的是静下心来，把每日读书的心得融会贯通，一点一滴累积下来，才能有所成就。
虽然后人在记录曾国藩与湘军的传奇故事时，都会提到他们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但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演绎成分，很难分辨。另外，曾国藩的军事重担实在是要求他必须保证精力，即便再怎么抽时间读书，那也终归只是行军打仗期间，保持一种文人的读书风范而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在激励将士有所追求方面还是不遗余力的，他也非常赞成军人不只要行军打仗，同时也要读书以修习心性。
然而毕竟战场上不是一个做学术的场所。不仅是曾国藩，他的幕客与将帅，但凡长期浸淫在军中者，少有能做出大学问。况且在幕府的宾客当中，主要是以功名之士为多，纯粹读书之人很少。
另外，从其整个读书历程看，曾国藩个人的兴趣也明显偏于文学，而不在学术。虽然他也读《五礼通考》，也看典章制度，但其出发点主要是学习为官之道。曾国藩长期在京城做官，并且曾经兼任两个部门的侍郎，出于工作需要，他需要完整了解古今制度的变迁。事实上，曾国藩真正爱读的是诗文。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的学问主要在于他的文学成就，有一种说法是，他开创了湘乡文派。
按照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的说法，曾国藩的思想体系是“一生凡三变”，即早期崇儒，中期尚法，晚期尊道。曾国藩为学之道以读书做主轴，纵观其整个读书生涯，他从购书、择书、藏书到读书，每个步骤都一丝不苟。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曾国藩可以将读书与生活相互结合，堪称一代勤奋刻苦的楷模。许多近代政治人物都非常佩服曾国藩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则要求国民党军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胡林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