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社会危机。为挽救中国，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仓促而毅然地登上历史舞台，承担起领导改良、领导革命，推动中国向近代化方向发展以救国之历史重任。
孙中山、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或则忧愤而上封章，或则感愤而抒议论，又或则蓄其孤愤而形之于咏歌……群思补救，挽既倒之狂澜，撑天下之全局”（孔广德《普天忠愤集·序》）。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救国之道，反思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旨在建立资产阶级政体。
经历了1905年前后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迅速壮大，建立了同盟会，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于1912年推翻清王朝，结束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革命成果一度被袁世凯窃夺，但并未阻止新的革命运动兴起和社会近代化发展的步伐。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催生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国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由戊戌变法时期的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维新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黄遵宪、柳亚子、秋瑾、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他们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己任，同时自觉地自我启蒙，宣传民权，传播“新学”，鼓吹文化革命，以救亡图存。民国元年至民国六年（1912—1917年），中国出现了新思潮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
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等人所表现的“民族之正气”（孙中山语）和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写就了当时和后来的“人与文化”的深刻内容。当我们回溯民国初年中国文化的进程时，没有谁可以绕过这些文化巨人。
新文化运动大潮，已澎湃而来，那涛声惊天动地，雷霆万钧，于是才生生造出一段值得表述却难以表述的清晰又模糊、斑斓又灿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