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李大钊，脑海里总会浮现曾经看过的一个话剧场景。那是2011年7月，天津人艺小剧场为配合建党90周年上演话剧《铁肩担道》，最后一幕李大钊昂首走向刑场，天空被映成血红色，穷凶极恶的敌人发疯般地叫嚣“快绞！快绞”，李大钊针锋相对、慷慨激昂地陈词：“绞吧，你们这帮丑类！动手吧，你们这些热锅里的游鱼！不要以为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话剧再现这位伟大革命先驱85年前刑场斗争的壮烈情景，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和视死如归的精神，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李大钊，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1916年留日回国后，他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那一时期，李大钊撰写了很多赞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我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其中最卓越的就是毛泽东。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李大钊虽然早早就走了，但却留下丰富的革命遗产和精神财富，他打造的清正勤俭的家风，延续了100年，传承了三代人。其子李葆华，逝世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而李葆华的子女中，李青已从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和省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休，李宏塔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亚中为水利部工程技术人员。李青和李宏塔的廉洁，多次见诸报端，笔者在听他们讲述其成长历程后，深感李家家风的可贵。
财产仅1块大洋
李大钊牺牲20多年后，李亚中才出世。“对于祖父，我大多是从书中了解的。”李亚中说，虽然未曾谋面，但他通过文字与祖父相遇了。
李大钊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他由爷爷一手抚养长大。虽然出生于农家，但爷爷一直非常重视李大钊的教育。“从五六岁入私塾，到从日本留学回国，他前前后后上了18年学。”李亚中说，李大钊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早年，他也像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的办法。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李大钊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此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影响了一批青年学子。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领导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思想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李亚中告诉记者，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工资140块大洋，后来他任教授涨到200块，再加上他在别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在250块至300块大洋。“他去世后家里的财产仅有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以向公众募捐的形式安葬。”1921年，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此外，只要有穷学生向他张口，他都会仗义疏财。李亚中清楚地记得姑姑李星华的回忆，每到发工资时，李大钊就会领回来一把欠条。后来，为了不让李家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李夫人。
李大钊的高尚品质感染了许多人。不论政见是否相同，人们都对李大钊抱有衷心的崇敬之情。在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捐中，就连政见相左的汪精卫也捐了1000块大洋。曾因“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进行过论争的胡适，在《胡适文存》第四卷的扉页上写道：这一卷献给李大钊等四位先生。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38岁。
李亚中告诉记者，祖父被杀害后，一家人颠沛流离。“父亲李葆华为躲避反动军阀的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当时他还是一个中学尚未毕业，但已有两年团龄的社会主义青年，蔡元培先生给他开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他用了半年时间，补习日文和其他课程，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还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并未获得学位，他的渊博学识来自于常年的革命实践和勤奋自学。
身教重于言教
1949年9月8日，开国大典前23天，中共中央调整北平市委领导班子：书记彭真、第二副书记李葆华任职不变；第一副书记叶剑英调到华南地区任职，聂荣臻继任。27日，北平改名北京。此前，在中央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紧密协助下，北平市委为了保证开国大典顺利进行，已经紧张工作了数月之久。10月1日，李葆华提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妻子田映萱在家坐在收音机前，等待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实况转播。两岁半的女儿李乐群依偎在她的怀里。4个月大的次子李宏塔还在襁褓之中。
现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宏塔谈起父亲李葆华，感慨地说：“父亲对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更多的是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求我们非常严格，从小学习的时候，就用祖父的事迹教育我们，说祖父为革命英勇牺牲，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并不代表任务完成了，革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我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
李葆华1909年出生于河北。十几岁时，他就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重要职务。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却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调了。”
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他借了一个粮本，自己到一家粮店买粮。营业员给了他３斤大米、７斤红薯干。李葆华说：“不对，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７斤大米、３斤红薯干。”营业员说：“是上边让我们这么卖的。”两人争执起来。粮店给派出所打电话，公安人员带走了这个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大个子……后来问题清楚了，粮食供应配额问题解决了，省委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李葆华却说：“我没搞过什么‘微服私访’，下去不浩浩荡荡就是了。”
从1966年起，李葆华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让几个子女刻骨铭心。李亚中回忆，“父亲从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到被冲击、被揪斗、被抄家、被罢官、被军管、被长达数年地在全省游斗，失去人身自由达6年之久。落差如此之大，超乎常人的想象，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自抄家之后，李葆华夫妇就被造反派抓走了，子女也被赶出了家，只能借宿在省委露天游泳池已废弃的小更衣室里。“房子不够，就把男女更衣室之间的过道用芦苇挡上当住所。后来，母亲被放出来，也只能住在这里。不但如此，有5年时间，专案组不允许父亲和母亲相见。”全家忐忑不安，担心李葆华不堪忍受凌辱而寻短见。“直到1968年下半年，我们才争取到探视机会。父亲显得苍老消瘦，但没有想到他在逆境中，不缺乏乐观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正如爷爷李大钊那样。”
1978年，李葆华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69岁高龄和一个生疏的领域，对他而言显然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解决了长期积存的问题，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组织培养了金融人才，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推进了金融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为中国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出了杰出贡献。”
车子和房子
父亲去世后，有记者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够了。”
其实，从几个子女的生活点滴，就能了解李家的家风。前些年，在安徽合肥的长江路、六安路上，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骑车行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路上的交警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他就是李宏塔。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４辆自行车，穿坏了５件雨衣、７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这几年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路途太远，开始坐汽车。他笑称自己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节俭，“但也没必要为此作秀，真实就好”。
1987年，李宏塔调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共分房近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在担任厅局级干部期间，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里。按照省里的有关规定，李宏塔应分一套新房。1987年至1992年3次分房他都榜上有名，但他考虑到厅里人多房少，都主动让给了其他同志。1998年是最后一次实物分房，已担任厅长的李宏塔也有过思想斗争，但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他不顾妻子的埋怨，放弃了最后一次机会。厅里许多同志为他“打抱不平”，后来，省里给他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他正在读研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
在小儿子李青的成长历程中，有两件事情让他一直铭记在心。1994年，李葆华到杭州开会，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驻地看他，刚好李青也在。“李泽民告诉父亲我表现很好，可父亲马上对李书记说‘你们要严格要求！’”“还有1995年秋，我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都要回家看望父亲，一般都骑自行车，下雨下雪就是坐公交车。从青龙桥到三里河，骑车要一个多小时，当时我已经50多岁了，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照顾，不让他的司机接送我。我感到，这是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大爱，真诚的，严格的爱。”（撰文：铁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