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平津战役接近尾声，党中央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搬迁到北平。北平，原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所在地，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阎锡山特务系统、美英国际间谍等特务机关林立，在辽沈战役中退败的大量特务，也从东北、华北等地流窜到此潜伏下来。北平的局势，格外复杂。而那时，我们的公安部队尚未筹建。为在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前扫清障碍，1948年11月底，经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建议、周恩来首肯，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培训一支便衣队。那一年，我31岁。
组建红色便衣队
1948年11月末的一天，李克农部长找到我：“北平就要解放了，毛主席当然要去啦。到时，不仅需要公开的保卫部队，还得有一支隐蔽的保卫部队，中央准备组建一支便衣队，队长角色，我看你最合适。”我二话没说，当即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当时，和我搭档的正副指导员分别是中央警备团的焦万有同志和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的沈平同志。便衣队全部150名队员，都是从社会部、中央警备团、华北军政大学选派出来的连排级以上干部。
很快，我们被派往距西柏坡10公里的黄泥村学习城市生活。然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我们来说，城市生活无疑是陌生的。马路该怎么走？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该怎么用？没人知道。因为没有条件，我们只能听教员讲解“生活的理论”。就因为这，日后还闹了不少笑话。比如初进北平那会儿，驻地院子的背阴处，有一个水管被冻裂了，冰冷的自来水“嘟嘟”往上涌，很快就淌满了一地，因为天气寒冷，开关失灵，怎么都关不上，有队友着急了，脱下棉衣堵、抱来棉被挡，还是没用，我也不知该怎么办。最后，还是负责看守院子的同志帮忙关了总阀门，才算解决。
我们还主要学习了各党派特务组织的实力、特点，特务潜伏活动的规律、方式方法等，一些同志甚至学会了修自行车、拉黄包车、卖小食品杂货，为日后的便衣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学科目刚过半，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我们也接到紧急命令：立即出发，赶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之前开赴北平城！李部长也再次找到我，强调又强调：“你们要以便衣身份做好中央领导同志车队路过时的警卫安全工作。记住，千万不能出事！”
十天步哨北京城
1949年3月8日清晨，我带领着全体便衣队队员，乘着四辆缴获的美式大卡车，从西黄泥村向北平方向进发。经过两天的颠簸，我们如期从广安门进入北平城，并直接开赴中央社会部驻地——东城区弓弦胡同15号院，原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
先期到达的李部长迎了出来，将我叫到一旁，说首长到达后可能会住在香山附近，因此便衣队主要负责从西直门、颐和园到香山和从复兴门、八大处到香山这两条路线沿途的警卫工作。随后，我们被安排到一个叫青龙桥的地方暂住。青龙桥在颐和园北宫门以北，距市中心30余里路，是西北方向通往玉泉山、香山的唯一道路，也是香山到西直门的必经之路。那时，傅作义的部队还驻在海淀没撤走，所以一路上全是些没填平的炮弹坑和四处散落的子弹壳。
在青龙桥住下的第一天清晨，我就带着部分队员登上香山顶峰，找出各个方向的制高点，并在地图上圈出准确位置，准备布控。随后又对玉泉山进行了实地考察，连每一棵枯树都不放过，并将颐和园和海淀沿途各个人员密集的路口、可疑点一一标出，计划安排哨位。第二天，大家集体进城，分组到北平城的主要街道、景点、商店熟悉情况。第三天，在李部长的安排下，我们这支队伍配备了100多支从国民党特务手中缴获的左轮手枪——鸟枪换炮了！
为了方便工作，便衣队员通常有一个公开的身份，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换。比如我，对外是颐和园主任，也当过海淀区副区长、海淀公安局副局长，副指导员沈平则当上了北京饭店副经理。为了方便随时入户查户口，海淀区、西直门、八大处等地的派出所所长也都是我们的便衣队员，还有不少人进入了颐和园内的听鹂馆餐厅、照相馆和颐和园后山的茶馆，有的甚至在香山到西直门一线的监控点附近当起了小商贩、修鞋匠。我们还组建了人力车、自行车队，专门负责传递上级指示、递送情报。
在这期间，我们还与公安部门协同侦查，及时制止了多起暗杀恐怖活动。比如国民党用重金雇佣的职业杀手柴氏兄弟，通过跟踪确认了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家的住址，并摸清他每天徒步上下班的活动规律，准备行刺。我们发现后，派专人盯住了他们，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建站、布防、侦破……便衣队步哨不过10天，香山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便迅速好转起来。
毛主席来了
3月23日，我突然接到指示，党中央将于近日进城。我兴奋极了，这么多天的辛苦忙碌，为的就是这一天！在召集各区队长做了具体部署和分工后，我一刻也不敢松懈，又带队到清华园火车站反复勘探、研究地形。尤其是对毛主席下火车的位置、下火车后上轿车的路线、接站领导同志轿车停放的位置以及等候接站时的站位，都做了详细安排。
指导员焦万有负责党中央、毛主席驻地的扫雷任务，他一改在西柏坡时拿着扫把、木棍敲敲捅捅的“土办法”，改用扫雷器多频率勘察。当扫雷器探到毛泽东将入住的双清别墅附近时，当时也参与扫雷行动的毛岸英发现了一颗没有爆炸的手榴弹。难道中央驻地地址已经泄露？敌特分子已经精心预谋了暗杀行动？所有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幸好专家分析后得出结果，认为手榴弹是国民党军队匆忙从香山往城里撤退时遗留下来的，大家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一切安排就绪回到驻地时，已是深夜，但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等待着天亮，天一亮，毛主席就要来了！
3月25日，天刚蒙蒙亮，我就急匆匆赶到清华园火车站。火车站在京郊，四周空旷无比，别说住户和建筑，就连高出地面一米的植物都很稀少，只是偶尔会有几辆车从这里经过。清华园火车站离颐和园、西郊机场、香山等地都很近，再加上前门火车站附近特务较多，中央领导同志从这里下火车，再改乘轿车前往北平城其他目的地，是最佳方案。
6点钟左右，随着越来越强的“轰隆”声，一列火车从西直门方向开来。“毛主席来了！”当啷一声响，火车在计划中的位置停靠下来，毛主席健步走下站台，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紧随其后，与迎候了许久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克农、彭真、叶剑英等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下午的活动你们怎么安排？”周副主席顾不上休息，急忙询问，李部长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下午将在西郊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的具体安排详细陈述了一遍。“北京动物园向右转弯掉头处，你们怎么安排？”周副主席转而问我，他对北京动物园附近复杂的路况十分担心。“便衣队的李新同志会换上制服指挥交通！”“他会不会？”李部长追问。“不但会，技术还很熟练。是做地下工作时在国民党交警学校学的，还干过一段时间交警。”“那就好！你们便衣队还真有人才啊！”
那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警卫任务，但毛主席却因为我们的“密集防卫”发了脾气：“岗哨那么多，成什么样子？比蒋介石进城还厉害噢！小商小贩有什么罪？为什么用枪对着他们？这像什么话？”打那以后，毛主席外出参加活动时所经过的路线，就再没戒严过。
站在金水桥头看开国大典
我们的任务也并非波澜不惊。那年8月，随着毛主席等中央核心领导人陆续搬入中南海办公，我们也派出由12名队员组成的区分队进驻中南海。
1949年9月30日，为了保障第二天开国大典的万无一失，我早早安排好队员们的哨位，对地形也进行了详细勘察。第二天凌晨，我们又早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分散开来，秘密巡视。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是有围墙的，从北到南，只要有墙的地方，就有我们的人。中山公园等能够出入的地方也有我们的人，门口那个验票的就是便衣队员。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都有请柬，我们的队员验票非常仔细，因为大家都知道，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下午两点多，毛主席站上了天安门城楼。我站在金水桥头，远远看着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心里激动啊！当初秘密进城，为的就是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北平的安全，早日建立新中国，这一天终于被我们盼到了！
1950年年底，便衣队被改编为政保队，隶属公安部管理。这样，从黄泥村到北平城，我们这支曾经神秘的潜伏部队，前后存在不到两年，却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经历，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口述：高富有 整理：李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