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他老人家离开我们37年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误读。从衣食住行到个人财产，从性情到健康，各种真假难辨的说法在流传。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痛心地说：“这些漫无边际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不仅是领袖，更是亲人。面对流言和误读，他们比谁都气愤、都痛心。在吴连登看来，“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主席不够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将不攻自破。”
“这些年，社会上有很多对主席的不实言论。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来回应，但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就太对不起主席了！我们有生之年，还是要尽力多讲一讲，还主席一个清白。”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话要说。”“我们只讲真话，只讲对历史负责的话。”
生活篇——生活上不爱享受 饮食上粗菜淡饭
一怒之下搬到游泳池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进京后，毛泽东先是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8月23日搬入中南海。此后，他先后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和游泳池居住了很长时间。坊间有猜测，是不是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作为贴身卫士，周福明了解毛泽东的许多生活细节，他向记者讲述了真实情况。
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主席喜欢那里的原因之一，是菊香书屋有北京内城的最后一块耕地，主席觉得整个环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主席离京外出考察期间，对紫云轩进行了一次维修。主席回国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为不悦，一段时间后便搬到旁边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来了。更衣室很狭小，条件差，并不适合做起居室，主席却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好将游泳池的小传达室布置成主席的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游泳池没有厨房，饭菜仍在菊香书屋做，再给他端过来。
主席在丰泽园的生活非常简单，除了睡觉、吃饭就是看书、批阅文件。他看书的姿势大多是躺在床上用手举着看。厚厚的一本书举在手里，经常一举就十几个小时，他的确是累得受不了。后来，主席授意我把超过200页的书分装成册，这样拿着看容易些。
帮主席理发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每次我都是用热毛巾敷、用篦子篦。除了理发，我还负责帮主席擦澡。主席不喜欢泡澡堂子，也不喜欢淋浴，最喜欢用毛巾擦澡。
唯一享受是抽烟
毛泽东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简单至极，但烟瘾非常大。有人说，毛泽东的烟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还有专机负责运输。对此，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予以了澄清。
主席一生对吃、穿、用都没有讲究；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什么古董玉器了。唯一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好办，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新中国成立后，还抽了几年“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但1969年，主席开始对雪茄产生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的会客室召集领导们开会，坐在旁边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眼巴巴地看着他。开会时一般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烟厂制作的，工艺确实很讲究，一般厂子短时间内还学不会。
警卫孟进鸿承担着给毛泽东找烟的任务。他回忆说：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造反、大串连，社会秩序大乱，生产这种雪茄烟的烟厂不能正常运转了，主席的烟就供应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请成都军区把任务交下去，让军区给中央送机要文件的同志把烟带过来。同时抽这种烟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领导。
主席抽这种雪茄烟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抽不动，通气不大顺畅，要用细铁丝扎几个孔才能吸；二是这种烟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端供点火，细的一端用嘴吸，但主席忙时拿起来就吸，有时就把粗的一头放在嘴里，细的却不易点着，也不好抽。我们就请卷烟厂的师傅研究对策。为解决抽不动的问题，他们把里面的叶片搓成了小碎片，外皮仍保留整张不变，这样吸起来就通畅多了。烟卷好后，把细的一端切掉，保持两头一样粗，成圆柱形，且烟的长度不变，这样吸哪头、点哪头都可以。主席抽了这种改进的雪茄烟后，再也没说什么，问题解决了。主席问过烟的价钱，再三叮嘱，不要让烟厂吃亏。
经常游泳，偶尔跳舞
虽然每天工作强度大，外加烟不离手，但在晚年患病前，毛泽东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毛泽东年轻时锻炼身体打下的好基础，尤其是他爱游泳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这给周福明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每天晚上出去时，他还要戴个口罩，算是化装，这显然不太方便。后来，中央警卫局在中海西侧、紫光阁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南海机关工作人员都去游泳，主席一有空也会去游。主席游完经常说：“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只有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毛泽东的另一项娱乐活动就是偶尔举办舞会。然而这被外界谣传为“常在人民大会堂办舞会”，并视为“生活奢靡”的“佐证”。孟进鸿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谣言十分痛心。
主席没在人民大会堂办过舞会。1961年以后我都跟着他，跳舞就在中南海，我也经常参加。因为来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级就要求我们这些男工作人员必须参加。最早是请一个文工队来伴奏，后来就改为放录音带了，省得一帮子人来。
另一名警卫王明富也多次负责舞会的安保工作，对内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会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舞会，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一些中央领导都会参加。这些领导平时工作特别忙，整天开会、搞调查。办舞会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放松精神、娱悦身心的机会。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跳得很好，朱老总就是扭秧歌一样地走。有时会请一些外面的文工团来参加舞会，每次来人都要做严格的审查。我们负责在门口搞警卫，过程费时费力。这时就有人提议，中南海搞个自己的文工队。于是从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弹唱的和跳舞的文艺工作者，住在中南海东边的万寿殿。舞会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没见到有美女。
后来，因为有人提意见，这个文工队被解散了。据吴连登回忆，“文革”开始后，因为“破四旧”，舞会也被取消了。
并非顿顿离不开红烧肉
吴连登还记得，前些年，韶山传出一份菜谱，列着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吃过的西餐，有牛排、罗宋汤、煎大虾等。后来，这就被人传成了“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吃西餐，不与人民共甘苦”。
这个谣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情况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主席说，西方人很有钱，有的东西是好，但对身体没好处，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谱，我们是要参考主席的活动和出访安排，还有身体和季节情况来确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风捉影的那样。
我们有个习惯，就是把主席的东西都留着。主席去世后，中南海对外开放，经中央办公厅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给了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其中就有这张西餐单。这张菜单后来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难时期还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泽东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一些饭店还打出“毛氏红烧肉”的招牌。吴连登说，这是对毛泽东饮食的误解。
我们每个月一般安排主席吃两三次红烧肉。平时他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的，一年四季不断。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他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他却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作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经常陪毛泽东吃饭。
我曾向主席建议要少吃动物油和肥肉。我见到他吃猪肉，通常的吃法是肉丝炒竹笋、肉丝炒青菜、清炖肘子等。在主席身边几年，我从没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补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粗米。他觉得饮食就要“粗菜淡饭”，所以不吃细米。我现在整整90岁了，身体不错，很多饮食习惯就是受到主席的影响。
主食方面，主席吃大米饭多一些，几乎每顿都有，有时加点白面花卷、烧麦，但只能说是点心。他爱吃的，准确地说是每餐都有的，是带辣味的腐乳，还有炒的或炸的尖辣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纤维多的、带特殊味道的青菜。除此之外，他吃得多的通常都是饭桌上摆得比较近的“门前菜”，摆得远一点的菜就吃得少，随意性比较大。
王鹤滨回忆说，毛泽东吃饭不像常人那样按时、按顿很有规律，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要保证他在24小时以内吃上三顿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为了避免饭菜在等候中凉得太快，吴连登专门定做了保温效果好点的瓷碗。“没想到近些年市场上开始炒作毛主席的相关文物，还出现了‘毛瓷’的说法。其实主席就是吃饭用了个瓷碗，却给了民间这么大的想象空间。”
主席原来用的碗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醴陵，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很快订了醴陵的瓷器，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主席第一次拿到碗的时候很高兴：“好啊！乡情啊！”
除了吃饭，毛泽东还有另一难：睡觉难。吴连登时常感慨：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
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他可能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事情。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最极端的时候，用3次都不管用。
后来，护士给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药物叫“水化氯醛”，主席就靠它入睡。有一次去武汉开会，我累得几天没合眼，把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药喝了下去，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如果按主席那么大的用量，我估计都醒不过来了。可见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
财产篇——工资经常不够用 稿费只有百万元
工资和江青AA制
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泽东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
我记得，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
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
记者想了解毛泽东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补贴收入，吴连登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他说，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差、加班倒有补贴，“但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这一点，有时让吴连登这个“管家”颇感为难。
每次钱不够用时，我只能拿着账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这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啦？”然后我得打一份报告，并在后面附上详细账单，请主席签上字，才能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以下简称中办特会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不过，总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了。所以我说，这个家不好当。
稿费只存在中办特会室
有段时间，关于“毛泽东稿费高达1.3亿多元”的消息在一些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为核实此事，吴连登特意拜访了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汪东兴、原中办特会室会计郑长秋。当时，两位老人虽然精神很好，记忆力也很准确，但毕竟年事已高，不能频频出面澄清，便委托吴连登将他们了解的真相转述给记者。
郑长秋生前一直负责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账目，对此事最有发言权。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到1983年年底，因为存款利息上调，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元，变成157万元。但怎么可能变成1亿多？这谣一定要辟！
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他每半年要向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当年，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每年，他会从中拨给章士钊、王季范（教育家）各2000元。远在湖南老家的亲属偶尔来京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费用都由主席个人负责；偶尔主席工资不够，才从稿费中开支。还有就是不定期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作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至于有媒体说，“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理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以及“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汪东兴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驳。
毛主席放稿费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在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这些人真会无中生有。他的稿费实际上只存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记得有一次，我到主席那里办事，谈起稿费问题。我说：“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稿费。”我说：“那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主席说：“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能自己养活自己。”
1974年，经毛泽东批示，工作人员共从稿费中取出3.2万元，分成4份，交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作为生活补贴之用。这或许是唯一一次拿稿费补贴家用。吴连登向记者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这件事的起因，是李讷在1972年生下儿子效芝后，要靠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维持家庭生活，还要请保姆、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她找到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元给她。
当时，我担心李讷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所以以她的名义往银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她本人。李讷当时感激得连声说“谢谢”。之后，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主席又分别给了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享用”了7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泽东的礼品。
给主席送礼的人，有世界各个国家的元首，还有国际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几乎每年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还有些礼品，比如珍珠玛瑙、金银翡翠，不管多珍贵，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从不据为己有。他总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有时候，我会趁着主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对账。吃的东西，如果数量多，主席一般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别的人。没有一次说给李敏、李讷的。
在礼品库中，仅金表就有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表、罗马表等高级货，毛泽东都没要。陪伴他走过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块欧米茄手表。对这块表的来龙去脉，吴连登很清楚。
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他一下飞机，郭沫若就发现了这一点。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手腕上摘下来，主席也欣然接受。这之后，主席一直戴着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礼品库借了一块金表给主席暂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还回去。”金表借用了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国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他们。为表达感激之情，侨胞们给主席送来31.5公斤燕窝。那种极品燕窝，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现在更是难得一见。但主席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
1975年，我看到年迈的毛主席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张耀祠提出给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人民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发现当年的燕窝还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把它们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健康篇——不配合医生治疗 病痛中坚持工作
说到毛泽东的健康真相，海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曾一度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怒斥：“这本书的内容很多都是假的，（作者李志绥）是胡说八道。”
已故医学专家王新德在1974年夏被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曾直接参与或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2002年，王新德生前第一次接受专访，曾专门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澄清。
“毛主席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一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主席病重期间组织的，前后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我是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当时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在王新德的印象里，李志绥的确当过第一次医疗组组长，但后来由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的吴洁接任。第二次医疗组成立时，“李志绥是中南海门诊大夫，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根本就没有宣布由他任医疗组组长”。加入第二次医疗组后，王新德对李志绥的表现极为反感：“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做决定的时候，或是在抢救的时候，李志绥都向后缩。毛主席心肌梗死抢救时，李志绥又是向后缩。”
最固执的病人
还有不少人，根据“毛泽东比较容易听取他人意见或建议”，推断他乐于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事实上，他常为了坚持工作而“不遵医嘱”。
1973年，80岁的毛泽东依然忙碌着国家大事，但各种疾病，尤其是老年性白内障令他十分苦恼，有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为了给毛泽东治疗，专家们反复讨论眼科手术方案，各自陈述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由眼科大夫唐由之主刀。
要说服主席接受手术，的确有些难。“听别人说，主席对医生说的话，十句话里只信三句。主席这个人很好强，宁愿靠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另外，主席也担心医生怕他不重视，将三分病说成五六分、七八分。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眼睛看不清，他也照常工作。”唐由之曾经对记者回忆说。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耐心的说服工作，毛泽东终于同意在1975年7月23日进行手术。手术只有几分钟，进行得非常顺利。术后不久，毛泽东觉得自己能正常看书了，固执地要求拿掉眼睛上的纱布，但唐由之觉得切口尚未完全愈合，眼睛容易感染，不同意这样做。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唐由之却坚持：“主席，平时您是领袖，我们都应该听您的。但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
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唐由之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请人特制了一副眼镜让毛泽东戴上：眼镜由塑料制成，左眼这边，中间是一块11度的镜片，周边有网眼状小孔，能扣在眼周边的脸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1975年11月初，眼科医疗小组顺利完成使命。离开中南海前，毛泽东高兴地和唐由之带队的医疗小组合影留念。
病痛中看电影转移注意力
从1970年开始，繁重的工作令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肺炎、心血管疾病缠上了他，但他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至今回忆起来，周福明仍十分心疼。
主席特别难受的时候，坐那看书，脸上的汗就直往外冒，这说明他心脏或者哪里已经很不舒服了。我们就问他：“主席，是不是让大夫给您看看？”他说：“不用，没事，看看电影。”我们工作人员就赶快架机器。美国有个电影叫《出水芙蓉》，主席非常喜欢那个片子。这样一转移了注意力，他就可以喝口水、抽口烟，跟边上的人聊聊天了，身体也舒服些。
1976年6月，主席因心肌梗死已被抢救过一次，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凌晨时分，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泳池卧室的门窗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般轰轰的响声，主席的病榻摇晃不止。工作人员冲进主席的房间，找到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的床铺上面。我冲到床前，抱着主席的头，弓下身挡住，以防止掉下东西砸着他。天亮后，我们发现中南海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把主席用担架转移到抗震能力很强的202别墅。
搬进202别墅的当晚下大雨，又有较强的余震，但室内几乎没什么感觉。主席醒来执意要回泳池的老住所，但得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后，他显得无可奈何，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既然是常委们的决定，只好如此。”43天后，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202别墅病逝。
主席去世后几个小时，我接到通知，最后一次为主席理发，整理遗容。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次经历，整个人被掏空了，流不出泪来。来到主席身旁，老人家那么安详，好像就是在休息。我跪下来给他理鬓角的头发，然后平躺在他身旁，为他修剪耳后和后脑勺的头发。我最后一次给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脸，老人家看上去又精神很多。
那天，房间外面站满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虽然知道主席生前的愿望是火化，但大家还是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及其他常委表示：“能不能把主席留下来，让全国人民再看看主席？”华国锋专门在屋里组织开会，进行商议，最后决定对主席遗体采取防腐措施。在我的记忆中，主席永远是我最后一次理完发“在休息”的安详模样。
安保篇——常违反安保规定 爱挤在群众中间
曾经有人对毛泽东身边有百十人的贴身警卫提出意见，认为他“搞特殊化”。对此，警卫团成员、毛泽东警卫王明富非常无奈，他告诉我们，设立警卫团绝非仅仅为了保护毛泽东，还承担了更重要的使命——
其实，保卫主席安全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回各自的老家搞调查，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这样主席就能及时、全面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情况。调查一般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派谁走，什么时候走，都按主席的安排执行。有时候是大部分人都撒出去，到全国各地调查，只留少部分人在家当警卫。调查的内容是走亲访友，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公社化搞得怎么样，对干部有什么意见等，了解情况后回来写一份报告，随时等待被主席叫去汇报。
有一次，主席去广州开中南局会议，于是让长江以南的同志回家调查。我是江苏人，也回去了。我们回来后，主席开完会，晚上9点多了，召集我们去汇报。当时一位回湖北的同志说：“主席，我们老家社员对一年口粮300斤有意见，不够吃！”主席问他：“那你觉得多少够吃呢？”“最少也得400斤。”那位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主席笑着点点头说：“你这个人啊，蛮会为农民说话的。”
黄建新是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他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接触多年，了解到安全保卫方面的许多真实情况。
大家总以为领导人身边都是壁垒森严。其实，警卫部署是有的，但主席本人并不喜欢。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
我曾经到河北邯郸成安县，听一位老生产队长讲了一件事。主席1959年到那儿视察，在会议室里和棉农交谈，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嘈杂，就站起身自个儿走到门口查看情况。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农民，手里拿着把刀，身边还围了一大群农民。警卫员见状，赶紧挡在主席身前，主席却挤过去问：“老乡，是怎么回事？”原来，拿刀的就是生产队长，大家给主席准备了西瓜，但没有刀切不了，他就回去取了把刀想送进来。这位生产队长至今回想起来，还很感慨：主席喜欢和群众走在一起，不喜欢被隔离开来。
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典礼上，有一张照片，是警卫员孟进鸿蹲在毛主席身边。我问他：“你干吗蹲着呢？”他说：“万一出现情况我要是坐着就爬不起来啊。蹲着是为了随时跳起来保卫毛主席安全。”警卫员这么紧张，但主席自己并不在意，那次庆典上，他突然只身走下天安门城楼，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亲切交谈。对主席来说，站在城楼上挥手，不如站在群众中间开心。
吴连登认为，毛泽东的这个特点，让保卫工作很难做。
尤其到了晚年，主席像孩子，想法很多，出行很随意，给保卫带来很大难度。“文革”期间的一次国庆节，傍晚吃完饭，主席突然要去天安门广场上看放烟花。他说，平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很好奇那个纸筒子怎么能放出那么高、那么好看的烟花。天安门广场当晚人山人海，全是百姓。但主席不管，说走就走。
到了广场，主席刚一下车，百姓就看到了，呼啦一下围上来，我瞬间就和主席挤散了。大家都紧张坏了，陪同的周恩来总理急得一身汗。汪东兴赶紧组织人把主席送上另一辆车才解围。
这件事之后，叶剑英提议，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希望主席能够穿防弹服。汪东兴说，难道你不知道毛主席的性格吗？不但不会穿，还会发脾气。叶剑英管不了那么多，坚持做了防弹服。果然，主席看到后发火了：“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哪里有怕人民的，怕人民的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做事的，我们穿防弹服就是脱离了人民啊！你们要怕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
性情篇——该发怒时就发怒 待身边人像亲人
在世人眼中，毛泽东庄重严肃，举手投足间都是领袖气度，但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真性情。
保健医生王鹤滨在初次见毛泽东时，被他爽朗的“粗话”吓了一跳。
主席看到我就说：“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他说完，自己就咯咯地笑了。我开始有些吃惊，但紧接着就觉得一下子轻松起来。
主席待我们像亲人，还会用稿费接济大家。谁要是回乡探亲，他会指示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后做书面报告，这形成了一种制度。有些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主席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将错字、白字一一改过来，还通顺语句、修正语法，谁写的报告生动活泼他就批给大家传阅。
周福明也回忆说：
主席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对我们从不掩饰。他有个口头禅——“多此一举”。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在会议上的突然发难激怒了主席。以往都是我负责搀扶主席，那天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迎上去，刚要搀扶就被主席甩开了。“多此一举！”他满脸不快地说了一句就走了。
还有一回让我印象深刻。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北边，沿着中海有一条马路，常有汽车经过。每次主席睡觉，我就偷偷通知警卫值班室立个小牌子，禁止车辆通行。一次，主席问：“我睡觉，你干什么去？”我随口答：“去通知警卫值班室。”主席警觉起来：“我睡觉告诉他们干什么？”我只得讲真话。“多此一举！”主席严厉地批评道，“以后再不许你去。这是干扰群众！”他生气时还是很吓人的，但他自己又没放在心上，再见到你时会说：“昨天把你吓得屁滚尿流吧？”然后自己先哈哈大笑。
主席每次都是坐在床上伏案工作。他的床比一般床高出10厘米，但桌子是正常高度，坐在那儿只能脚尖挨地，很不舒服。我后来给他设计了一款桌子，比普通桌子高10厘米，在桌子下面加了一个横条，脚可以踩在上面。主席非常满意，像个孩子似的跺了跺说：“嘿，我可以用脚擂鼓了。”从那以后，屋子里常常响起“擂鼓”的声音。
毛泽东对待群众和家人的态度，让警卫员王明富等人深有感触。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是不吃肉的，看到带点儿荤腥的汤，他也会不高兴。他对子女的要求也严：不能吃小灶，只能吃大食堂。有人看着不忍心，给李讷买了点饼干，主席知道后非常不高兴。李讷星期六回到家，吃的是主席那份饭。主席在旁边看着她吃，自己就不吃了。
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有一次她来中南海说要看看卫生，警卫只好放行。结果江青直接来到丰泽园，向主席要3万元钱买照相机和胶卷。主席很不高兴，在江青走后就嘱咐机要秘书张玉凤：“今后，没有我的同意，不能让她进来。”
另一方面，主席总喜欢冲破我们为他设置的保护层，挤到群众身边去聊天，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他笑得最开怀。
但晚年的毛泽东能出现在群众视野里的次数越来越少。看着病重的毛泽东，周福明的感情是复杂的：心疼他的痛苦，但也由衷敬佩他的豁达。
主席最后那段日子里，常常难受得嘴唇发紫。但只要他精神一好，又开始和人开玩笑，大夫曾鼓励主席：“您身体不错，能长寿。”主席摆摆手说：“你们不比皇帝的御医高明多少，稍微高明一点而已，我的病我自己知道。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他不叫我，我自己还去呢！”
如今，毛泽东已逝世多年。当初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许多都去世了，健在的也年事已高。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了一张毛泽东晚年与工作人员的合影。孟进鸿指着照片给记者看：“物是人非啊！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了。主席左边的，是主管安全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张耀祠，我的老上级，去世了。主席的警卫王宇清也走了。后排这位女同志，是主席晚年的护士长吴旭君，现在身体欠佳，很少露面了。健在的，就我们这几个了。”
吴连登看着这张照片，也感慨良多：“今年，中央在严抓党风。我就想起主席当年教育我们的——老百姓看中南海，就是看你们这些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大秘书就是端茶送水的，没任何特权。所以我们出去，宾馆的一个水果都不敢吃。主席说了：谁吃谁付钱，中南海的人敢吃别人一个水果，外面的干部看到了，就敢拿别人一座金山。人们怀念主席，就是因为他在世时，树立了一个正派的党风和家风。”（口述：周福明 吴连登 孟进鸿 王明富 王鹤滨 黄建新 整理：刘畅 张忆耕 王乐然 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