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礽再次被废的次月，康熙外出打猎，住在京北的遥亭，胤禩因生母两周年忌辰出京祭祀，完毕后住在京北的汤泉。两人的住所相隔不远，如果换成胤禛，可能马上就会跑去遥亭的行营向皇父嘘寒问暖了，但胤禩却没有这么做，他既不请安也不请旨，只是派一名太监和一名亲随前去康熙处，表示自己将在汤泉处等候皇父一同回京。这倒也算了，最糟糕的是他还让太监和亲随带了两只将死的鹰送给康熙。
满人对鹰是很崇拜的，甚至在一些满人的墓碑上也刻着鹰，胤禩不亲自前来请安和请旨，又送将死之鹰，立即被康熙认为是在藐视自己，所谓“老鹰虽强，也有老死之时也”！此时距离两废胤礽不久，康熙的心情尚未完全平复，胤禩的举动无疑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气得他浑身发抖，差点心脏病发作死过去。
后人对待毙之鹰事件往往感到困惑不已，不明白胤禩好端端地为什么要送两只将死之鹰给康熙，以致触怒对方。难道他真的像康熙所认为的那样，已经膨胀到敢于公然挑战皇父的权威了吗？以胤禩的性格、处境和当时的条件来说，这是根本讲不通的。有人推测胤禩是受到了陷害，但以康熙的精明睿智和大权在握，谁敢在他眼皮子底下玩这种猫儿腻？事后又怎么可能查不出来？
还有人说是康熙要借此机会大做文章，故意陷胤禩于不义。可是康熙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他要打击胤禩，不就是张张嘴几句话的事吗？又何必大费周章，对亲生儿子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
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胤禩自己身上。胤禩虽是个有头脑的皇子，但他不像胤禛那样对康熙复杂的内心世界体察入微，同时对形势过于乐观的误判，也让他在康熙面前缺乏足够的审慎和谨卑，这一点从他不请安不请旨就可以看得出来。依此脉络来观察，待毙之鹰事件应该是无心之失所酿成的祸端：一方面，待毙之鹰不是已死之鹰，或许只是生病或状态萎靡而已，胤禩错在没有亲自对鹰进行挑选和检查，但他绝不是要故意给皇父送去晦气；另一方面，如果康熙当时心情大好，相信多数情况下也不会对此过分计较，但偏偏他正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之中，于是就上纲上线，把事情无限扩大了。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作以卵击石
待毙之鹰事件发生后，康熙暂停让胤禩外出随驾。胤禩尚不甘心，他从胤礽初次被废时，众人全都要保举他的事实出发，认为自己有被再次推举的可能，便找机会问康熙：“我如今应该怎么做？要不就装病不起，免得再有保荐我的事情？”
康熙听后，立即斥责道：“你不过是一个贝勒，怎么敢说这样越分的不法之言？你是想以此来试探朕吗？”
胤禩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退，但胤禩党人仍在暗中进行活动，希望能够尽快让康熙立胤禩为皇太子。
胤禩党人活动得越厉害，康熙越心神不安。他把胤禩与胤礽做了比较，说：“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
联系到胤禩从相面案以来的一系列活动，康熙深感威胁，他为此设想了两种严重后果，一种是胤禩为篡位直接谋害自己，另一种是胤禩与其他兄弟一起联合逼宫，“朕怕就怕日后会出现猪狗一样的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搆难（即发动叛乱），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
康熙说如果这两种情况出现，“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事实上，作为一名雄才大略、早已在政治舞台上千锤百炼的君主，康熙并不认为生前真的对付不了胤禩及其党人，他担心的是自己死后，“（胤禩）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乃至不讳（死亡）。他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
在康熙看来，胤禩毕竟有着被群臣公举的历史，若自己一旦亡故，就算不立太子，或立的是其他皇子，胤禩都有被群臣拥护上台的可能，所以他才那么优哉游哉，也才敢于那么藐视自己。
既然你这么阴险，你们那一伙人的能量又这么大，那我就要从现在起认真对付，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作以卵击石！
1715年1月1日，康熙在巡幸塞外途中，召集随驾诸皇子，从相面案说起，一直说到胤禩结党谋位，他不仅当众指责胤禩“不孝不义”，而且宣布要与胤禩断绝父子关系：“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
胤禩乳母的丈夫雅齐布因罪被充发边地，但他仗着与胤禩的关系，仍继续潜藏于京城。康熙早就知道这一情况，此时便派人回京，将雅齐布捉拿归案并予以正法。胤礽在第一次被废后，康熙也是先将胤礽乳母的丈夫凌普抓起来审讯，两者其实都是在用杀鸡给猴看的方式警告皇子：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底细，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先前不出手，只是尚留有余地罢了。
康熙的突袭令胤禩措手不及，方寸大乱，次日便上折辩护，称自己冤枉。康熙嗤之以鼻：“试问朕哪里冤枉他啦？总之，此人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将来必为雅齐布等报仇也。”
康熙对胤禩的痛恨及其斥责程度已超过了胤礽，几与胤禔等同，但康熙已经两废太子，大皇子、二皇子都被圈禁中，如果再革除胤禩的爵位乃至将其圈禁，对于皇室和康熙自己的仁君形象无疑都会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所以康熙在痛骂胤禩“大奸大邪”的同时，却并未对其做出特别严厉的处罚，至1714年底，才以“行止卑污，凡应行走处俱懒惰不赴”的罪名，停发胤禩及其属下护卫官员的俸银俸米。
在两废太子时，康熙每次对太子党主要成员都除恶务尽，胤禩党比太子党的基础更广，党人数量更多，出于类似原因，康熙对胤禩党人也只能适可而止。大臣鄂伦岱、阿灵阿已经被查到是胤禩党核心成员，然而康熙除了在当众指责胤禩时点了两人的名，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严厉惩治，鄂伦岱照旧任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照旧任理藩院尚书。
对康熙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宽容，但实质上却起到了纵容的效果。阿灵阿认为胤禩年庚与前代帝王相同，有君主的福分，所以在康熙已进行棒喝的情况下，他们反而加紧了活动。
胤禩党的活动再次引起康熙的警觉和愤怒。1715年11月，他指责胤禩门客何焯，说何焯把当今的文章比作万历末年的文字，有侮辱圣朝之嫌。
加上其他罪名，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进士、举人等功名被尽行革除。康熙还在胤禩给何焯的信上批道：“八阿哥与何焯书，好生收着，恐怕失落了。”显见得已把这些信看作胤禩的罪证，处分何焯，也就是要让胤禩难堪。
1716年10月26日，正在热河秋狝的康熙得知胤禩得了伤寒病，遂降旨胤禵：“你向来与八阿哥胤禩相好，著你同太医商酌调治。”随后又询问正在行宫伴驾的胤禛：“八阿哥生病，你曾派人去看望过没有？”
胤禛照实答道：“还没有派人去看。”康熙嘱咐他：“你应该派人去看望一下。”
胤禛暗里与胤禩为敌，但表面还要和胤禩维持关系，又见康熙询问他时，隐隐然似乎还有责备他作为兄长，对皇弟不够关心的意思，岂敢有所怠慢，于是连忙派人回京探视。几天后，探视人返回行宫，报告说胤禩病情严重，大有离世之态。
胤禛揣摩康熙尽管前段时间打击了胤禩及其党人，然而毕竟父子血脉相连，到这个时候，内心一定会牵挂着胤禩，为了表示自己也顾及着兄弟情，他在向康熙报告胤禩的病情后，便请示自己是否可先行回京去看视胤禩。
康熙允许胤禛先回京，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他随后就露出了不悦的表情，说四阿哥置扈驾于不顾，忙忙地去看望胤禩，“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胤禩”，因此罚胤禛与胤禵一同料理胤禩的医药事务。胤禛吃惊之余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领会错了康熙的意思，惹出了麻烦，于是赶紧向康熙认错，奏称“臣不知轻重，实属错误，罪所难免”。康熙这才解除疑虑，谅解了他。
备感心惊
康熙向来标榜“父慈子孝”，当初胤禔就是因为不念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而被剥夺了政治生命。胤礽第一次被废囚禁时，胤禛为他说话，虽为此曾遭到关押审查，但也是后来的事，最初康熙可是肯定的，胤禛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对胤禩关心，其实就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哪里能想到皇父转眼就会变脸呢？
只能说在两废太子和剧烈的争嫡斗争中，康熙的性情也在变，他变得格外多疑和敏感，特别是对被他认为“不孝不义”的皇子已不再存有既往那样的温情。“喜怒不定”曾是他对幼年胤禛的评价，但如今放在他自己身上倒是恰如其分。
康熙不久启驾回京，动身前往京城西郊的畅春园，胤禩这时就住在畅春园附近的自家花园里，而他的花园又正好位于从热河到畅春园的必经之路上。11月8日，康熙回銮停留于京城北郊的汤泉，特打发人传旨给料理胤禩病务的胤禛、胤禵：“将胤禩移回家中之处，著诸皇子议奏。”
康熙平时曾教训皇子：“你们都是皇子王阿哥，富贵之人，要各自注意保护身体，凡是宜忌之处，必当忌之，凡秽恶之处，勿得身临。”他还举例说，出行在外时，如果途中碰到“不祥不洁之物”，就应该遮掩躲避。“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积累千金的富人坐卧都不靠近堂屋的屋檐处，以免被掉下来的屋瓦砸到，更何况做皇子的，尤其要规避危险。
皇子们马上领会了皇父的意思，他要求把胤禩移回城里府中，是为了保证他自己在经过胤禩的花园时，不碰到所谓不吉祥的事，至于重病之中的胤禩到底是死是活，似乎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虽然皇子们都知道胤禩不受皇父待见，父子感情已经决裂，但皇父竟然冷酷无情到如此程度，还是令大家备感心惊。胤禛之前在康熙面前触过霉头，自然康熙说什么就是什么，胤禵同样不敢违拗，二人再征询其他皇子的意见，多数皇子也都说该移，只有胤禟不同意，他愤怒地问道：“八阿哥病得这么重，如果移往家中，万一发生不测，谁承担责任？”
见胤禟情绪激动，诸皇子经过商议，便一齐上奏康熙进行请示。康熙的回应绝得很：“八阿哥的病极其沉重，不省人事，若移回家中，断不可推诿朕躬令其回家。”那意思就是要不要将胤禩移回家中，你们可以看着办，但倘若出了事，绝不能说是我让他回家的。
康熙这种态度，等于把责任推给了他的儿子们。皇子们商量来商量去，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胤禟说得没错，重病人不宜移送，路上可能出现危险，可这事既然是皇父先前曾交代过的，大家奉命而行，也未必就能让谁承担责任；反之，如果不移送，胤禩的病情虽还没有沉重到马上要死的地步，但看样子也就仅剩一口气了，一旦在花园里病逝，让皇父碰到了“不祥不洁之物”，惹得他雷霆震怒，这个责任才是谁都承担不了，也不敢承担的。
当下，众人不管胤禟如何激动和阻止，决定一面奏闻，一面将胤禩移回城里府中。
11月11日，康熙让一批王公大臣前去看视胤禩，并“同四阿哥多方延医，竭力调治”。这批王公大臣中多为胤禩党人或疑似胤禩党人，如鄂伦岱、阿灵阿、马齐等。胤禛看到旨意，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须彻底与胤禩及其党人划清界限，不让皇父产生任何疑心，他当即返回汤泉，向康熙表示：“臣素来不谙医药，今既送胤禩到家，臣无可料理之事。”
次日，康熙返回畅春园，此时胤禩早已被转走，自然也没让他撞着什么晦气。
人的心都是肉长的，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它也会一天天变硬。康熙的心变硬了，皇子们的心也变硬了，昔日关于仁义、忠恕、孝悌的道德教条如今甚至连伪饰的价值都不再具备，所有人都冷冰冰地面对彼此，然后等待着一轮又一轮的决斗和淘汰，其间没有父子，没有兄弟，没有骨肉，只有胜负归属和对唯一皇权的渴望。
万字命
胤禩没有死，不久他就痊愈了。大约康熙也觉得自己的做法太不近人情，与慈父形象极为不符，于是恢复了胤禩的俸银俸米，并遣人传谕说：“你的病刚好，想吃什么，只管告诉朕。朕此处什么吃的东西都有，但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所以不敢送去。”
老皇帝说“不敢”，作为儿臣的胤禩又哪敢承受，他赶紧跑到宫门内跪求康熙收回这两个字。康熙却当着众皇子的面说：“胤禩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于无事中故生事端，众人观之，成何体统！”
眼看与皇父的关系已经僵硬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地步，为免再次惹恼康熙，胤禩从此以后只能夹着尾巴，谨小慎微地过日子，即便康熙外出巡幸时允许他和其他兄弟一起随驾侍行，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出头的椽子总是先烂，继大阿哥、二阿哥之后，八阿哥宣告基本出局，曾经最受康熙喜爱也最有希望上位的三个皇子至此无一幸存，胤禛夺嫡的前景看上去一片光明。
就在胤禩出局的这一年，胤禛给门客戴铎谋到了一个福建知府的职位，戴铎在赴任途中和到任后都不间断地给主子写信，报告自己的见闻以及胤禛交代事务的办理情况。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告诉胤禛，他在经过武夷山时，遇到了一个“行踪甚怪”的道人，与之交谈，“语言甚奇”，但如何奇法他却没有说，只是写道“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
戴铎的讲述引起了胤禛的浓厚兴趣，在批语中追问道：“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戴铎回禀，他让道士给胤禛卜了一卦，卜出的是一个“万”字，“奴才闻之，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
戴铎给主子送福建的土产品，他的这封回信被装在盛放土产品的匣子的双层夹底内，由此可见，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不是为了卖关子，而是害怕泄密，他在信中也表达了这一意思：“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
得知道士算定自己是万字命，胤禛兴奋异常，他在批语中赞扬了戴铎的谨慎，并令戴铎将道人的话“细细写来”，还说：“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除了戴铎替胤禛问卜，另一个门客马尔齐哈也曾对胤禛“指天文而谈祸福”，估计也是恭维胤禛“天命所在”，有登上九五之尊的人主之分。
自胤禩相面案被发现后，康熙对此严加禁止，但胤禛的门客仍不约而同地顶风而进，而胤禛也不顾罹罪，迫不及待地追问详情，表明在胤禩折戟的情况下，逐渐成形的胤禛党竞争贰储的信心大增，已经有了进一步扩张势力和进行活动的企图。不过企图毕竟只是企图，在有志于夺储的皇子中，胤禛一直深藏不露，他和他的党人大概也很快意识到一味急进的不妥和危险性，所以尽管主子提出了要求，但戴铎并没有继续将道士的话“细细写来”，而胤禛本人也未再进行追问。
与胤禩党相比，胤禛党基础薄弱，必须耐下性子精耕细作，这一点胤禛比谁都清楚，但曾用长信给他献策并替主子算出万字命的戴铎却未必清楚。戴铎初到福建水土不服，不久就生了病，他想告病回京，就此请示胤禛。胤禛接到信很不高兴，回复道：“你为什么要说这样告病没志气的话？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始终都在他人之下，岂能如意？”戴铎说他在福建生活不习惯，胤禛更不以为然：“天下皆如此，不独福建。”
戴铎去福建不光是水土不服，还因为无油水可捞。新任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陈瑸是一个有名的清官，康熙称其为“苦行老僧”，在他任上，福建官场的一切陋规被尽行清除，令戴铎感觉苦不堪言。由于胤禛不许他回京，自己屡次告病又得不到批准，戴铎就想通过捐献两千两军饷的办法，寻求到军队服役。
戴铎本质上是个文人，当兵打仗未必是那个材料，到了军队很难出头，胤禛知道后再次加以阻止：“至西边效力之举，甚觉孟浪，皇上前不是当要的。”
胤禛让戴铎继续坚持下去，但他对手下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并不是不关心，在回信中特意嘱咐戴铎：“你生病了，就必须注意调理。古人云，节饮食，省嗜欲，自可却病延年，你万不可令庸医给你用药。”
戴铎能献“夺储策”，就说明他不是一个一般的门客，胤禛对他是抱有期待的。为了坚定戴铎的信心，胤禛派人到吏部活动，将戴铎的兄长戴锦“活动”成了河南开归道。
戴铎对此自然很是感激，写信说：“此乃主子特恩。奴子弟兄受恩天高地厚，将来不知作何效力，方可仰报于万一。”
“你哥哥大不如你，不过是一员俗宦罢了。”胤禛答道，“目前有你哥哥效力，你宽心保养，身子要紧。”
短板
在关于胤禛游历江湖的野史传闻中，说他有一年游历至嵩山少林寺时，拜了一位本领高强的武僧为师。这位少林武僧有几十个徒弟，以胤禛的食量为最大，平时吃得最多，师兄弟们因此不仅嘲弄他，还总是差使他一个人烧水做饭。胤禛对此毫不介意，也绝口不提一句皇宫里的事，因此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半年后，胤禛学成出师。师兄弟们不相信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出师，纷纷提出要跟他比武。胤禛不予理会，众人以为他是胆怯不敢应战，言语更加肆无忌惮，几乎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胤禛大怒，遂奋然出手，结果不出手便罢，一出手便将向他挑战的所有僧人都打败了。
师父看在眼里，对胤禛说：“你的武艺有进步了！”师徒分别时，他赠送胤禛铁杖一柄，以留作纪念。这时众僧看到山下聚集着大批太监和卫士，才知道胤禛的庐山真面目。
可惜现实中的胤禛却并不是一个精通武术的人，他曾拿自己与父亲做比较，“技射不及皇考（指康熙）”。其实就是在众皇子中，胤禛的骑射功夫也不突出，可以说武艺就是他的短板，而正是这块短板，限制和阻碍了他继续往前迈进。
从明末起，蒙古便分裂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部。若拿当年三部的分布位置与今天的地图一一对应，漠南是内蒙古，漠北是蒙古国，漠西是新疆和青海。到康熙时期，漠南、漠北都已正式纳入中华版图，唯有漠西蒙古尚在版图之外。
漠西蒙古又分四大部，论军事实力，以驻牧于新疆的准噶尔部为最强，其次则为驻牧于青海的和硕特部。康熙屡次征伐的噶尔丹就是准噶尔部首领，在征伐战役中，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曾与康熙合作。鉴于他有立功表现，在噶尔丹败亡后，康熙便将噶尔丹留下的余众及其故地全部交给他，并承认了他在准噶尔部的首领地位。不料策妄阿拉布坦上台后得志便猖狂，重操噶尔丹旧业，不断向周边扩张，成了朝廷新的隐患。
1715年5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兵骚扰哈密，康熙在塞外行宫召胤禛、胤祉商议对策。当时很多人都以为策妄阿拉布坦来势汹汹，且矛头对准的是其他边外部落，所以建议朝廷只派兵防守自家边境，先顾自己要紧。胤禛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策妄阿拉布坦居心险诈，当初征讨噶尔丹时就应该一并剿灭，如今他既然扰犯哈密，自然更要用兵征讨。
康熙向来重视边外部落在巩固边疆上的作用，多次指出，蒙古才是清帝国真正的长城。胤禛的主张与之不谋而合，他指出：“如果我们的军队不能救援诸番（指被策妄阿拉布坦侵犯的其他边外部落），则边外部落势必为贼所并。此时提议守边，你们觉得妥当吗？”
康熙一语定乾坤，吏部尚书富宁安随即被委任为靖逆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被委任为振武将军，督兵前去征讨。可是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康熙事先未为前线将领配置一名统帅，结果导致军队出师后一直收效不大，他为此很是着急，在看过富宁安从乌鲁木齐方面发来的军情疏报后，大发感慨：“朕年纪大了，血气渐衰，就把这件事拖延下来了。若是朕少壮时，早已成功了。”
康熙说的是实话，他虽然不是开国之君，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功夫皇帝，能够平定三藩和噶尔丹，就是明证，只是此时的他不仅已届花甲之年，而且也不再拥有健康的体魄。
早在第一次废黜太子时，康熙就被气成一场大病，后来尽管痊愈，然而还是落下了病根。再废太子时，他嘴上说丝毫不介意，在谈笑间就把事情都处理完了，其实精神和身体上同样受到不小创伤。在此之后，康熙便屡屡犯病，有时还很严重，一度连右手都不能写字，只好用左手写，确无精力再亲自率兵征讨了。
康熙有心起用皇子代他领兵，遂命诸皇子传阅富宁安的奏疏。被囚禁于自己府中的废太子胤礽虽无人身自由，也看不到富宁安的奏疏，但他毕竟拥有近四十年储君的历史，“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些人仍认为他有复位可能，愿意为其提供方便和通风报信，所以他很快也获知了此事。
胤礽想通过都统公普奇保举自己为大将军，以出征来恢复旧日的储位。医生贺孟常到府中为胤礽的福晋看病，胤礽便用重金买通他，让他带着自己用矾水写的亲笔信出宫，将信交给公普奇。
哪知胤礽做事不密，被辅国公阿布兰探听到了消息。阿布兰起初对是否要予以揭发尚犹豫不决，后来在胤禩党人、贝子苏努的劝说下，才决定进行检举，这就是“矾书案”。案发后，贺孟、公普奇被惩处，胤礽本人虽未受到多少谴责，但图谋出征的心机算是枉费了。
退台策
康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废太子起，因“过伤心神”，身体消瘦虚弱，“渐不及往时”。从1717年夏天起他就生了病，当年秋天，在率领皇子们射箭习武时，因体力不支，只得在一旁参观射箭。冬天则出现了心神恍惚、头晕等现象，开始在别人的扶持下尚能行动，后来病情加重，腿脚都已经肿得穿不了鞋子，下不了地。
康熙是一个性格达观的人，面对现实，并不忌讳谈论死亡。12月，他在乾清宫召见诸皇子及满汉大臣进行面谕，说夏商周三代之事不可全信，然而自秦朝以来，在近两千年的岁月里，称帝而有帝号者有两百二十人，“朕有幸在位时间最长，已经满足了”。
康熙称这是他准备了十年的一次面谕，相当于遗诏。在通过“遗诏”总结自己的一生后，他又表示如果现在公开立储，时机还不成熟，言下之意，短期间根本不想立太子，也不会立太子。
老皇帝不讳辞世，谁都明白他确实已经身体不支，外界自然就更想知道新的储君是谁了，康熙的表态让大家颇有些失望。前来祝贺冬至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皇帝（指康熙）诏书辞旨荒芜无归宿，而太子（指胤礽）无复位之理。”——清国皇帝自说自话地讲一通，里面却没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只知道废太子是不可能再复位了。
不过“遗诏”同时也吊足了众人的胃口，因为上面还有“立储大事，朕岂能遗忘？”就是说康熙虽不准备马上立储，但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和酝酿嗣君人选。
由于这次面谕正好发生在康熙准备派皇子领兵出征的同一时间，便给外界赋予了更多解读的可能：皇帝似乎有意把西征作为从实践中选择、锻炼和培养储贰，并通过建功立业来树立其个人威信的最佳途径。
一石激起千层浪，出征人选立刻成为争储大戏中的焦点，皇子们个个被搅得食不安寝，夜不能寐。胤禛从没有担任过固定的差使，缺的就是事功，又是征讨策妄阿拉布坦的倡议者，自然更不会也不肯放过这一大好机会，据说他已经积极谋求出任领兵大将军，可或许是考虑到他在武略方面的能力并不突出，康熙没有同意。
胤禛无法领兵出征，也就意味着这个机会落到了其他皇子身上，胤禩党又活跃起来。夺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皇子们都是各立门户，树党蓄势，之后便逐渐合并成若干小集团，这些小集团中以胤禩党为最强，郡王胤?、贝子胤禟、胤禵等人都拥护胤禩，是胤禩党的骨干成员。
在胤禩被康熙所嫌后，胤禩党改变策略，决定将胤禩、胤禟、胤禵推到前面，实行相机而动、非此即彼的抱团儿竞争，即如果胤禩继嗣无望，便拥胤禟，如果胤禟无望，再拥胤禵。
在胤禩离储位越来越远，胤禵也未真正显山露水的时候，胤禟暂时成为胤禩党的支持对象，他告诉心腹、葡萄牙籍传教士穆景远：“外面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
胤禟是一个生财有道的皇子，他的太监何玉柱到关东私刨人参贩卖，他本人在天津还开有木行，尽管胤禛等其他皇子也通过做生意扩充财力，但都不及胤禟。依靠相对充裕的财力，胤禟一边收买康熙身边的太监魏珠、梁九功等，伺察康熙的喜怒动静，一边不断扩大势力和网罗人员。穆景远受命给四川巡抚年羹尧送荷包，说：“胤禟相貌大有福气，将来必定要做皇太子的，皇上看他也很重。”其意希望年羹尧参加胤禩党，为胤禟效力。
年羹尧是胤禛旗中属人，一年前其妹年氏经康熙指配为胤禛的侧福晋，年家因此由下五旗的镶白旗被“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胤禛和年羹尧在原有的属人关系基础上又成了郎舅。这层背景众所周知，胤禟挖墙脚居然能挖到他这里，活动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当年社会上盛传胤禩、胤禟、胤禵三人中将有一人被立为太子，有人推测是胤禟等人自己编造并扩大出去的。胤禛及其党人即便明知背后有胤禩党活动的影子，但在丧失出征机会的前提下，这种社会舆论也不免会让他们备受打击。
听闻胤禛在夺储大战中形势不利，远在福建任职的戴铎急忙给胤禛写信，说台湾远处海洋之中，沃野千里，而台湾道一职兼管兵马钱粮，你不如将我调到这个职位上去，“替主子吞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胤禛虽然也被外界传言弄得心急如焚，懊丧不已，可是他明白自己最多也只是落败了一局，远没有到摊手认输的时候，更何况夺储本就是一条有进无退的不归路，像戴铎这样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不已，忙着寻找退身之计，未来哪里还会有成功的可能？
如果说戴铎献“夺储策”时尚有一流谋士的影子，他后来不安于位乃至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可是太让胤禛失望了。接到戴铎的信后，胤禛怒气冲冲地回复道：“你如果在京时就这样做人做事的话，我当初断不会礼遇你，我以国士待你，你做的事却比骂我还厉害！你若还存着这样的心，就算不遭灾祸，也必受天谴，我劝你还是好好地做你的道吧（戴铎时已升任福建道员）！”
戴铎的“退台策”本身就是个馊主意。胤禛自决定夺储以来，就竭力伪装自己，假装置身于旋涡之外，胤禟想把年羹尧都挖过去，你可以说是胤禩党人利令智昏，但也正好说明胤禛伪装巧妙——胤禩、胤禟等人至今都认不清他的真面目，以为他无夺储野心，所以资源放着也是放着。
若胤禛真的施行“退台策”，将戴铎派到台湾去组织武装，等于是自我暴露，不但将使胤禛与嗣君彻底无缘，而且还会死得更快更惨。因为按照康熙平三藩后所建立起来的地方军政结构，一个区区台湾道根本就造不了反，退一步说，即算戴铎在岛上能够聚集起一点人马，以康熙和清帝国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被攻破和击败也是分分钟的事！
胤禛竭力镇定心神，他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机会，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沉住气，绝不能自乱阵脚或让别人看出任何破绽。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戴铎提出“退台策”前后，康熙便传旨胤禛，让他协助自己料理孝惠章皇太后的医药和丧葬事务。
孝惠章皇太后是康熙的嫡母，康熙对她十分孝顺。皇太后生病及去世期间，康熙正好也在病中，五皇子、恒亲王胤祺因为从小由皇太后抚养长大，所以主动要求代父照料，但康熙没有同意，只让胤禛等人进行协助，可见胤禛此时在康熙心目中仍占有较高地位。
不挖白不挖
在协助照料皇太后的皇子名单中，排第一位的并不是胤禛，而是三皇子、诚亲王胤祉。
胤祉是个文人气息较重的皇子。在康熙第一次授皇子世爵时，他就已被封为郡王，可是不久康熙的庶妃敏妃去世，按例皇子百日内不许剃头，胤祉却不守丧仪，因而坐降贝勒。除了文人式的自由散漫，胤祉还有文人式的胆小怯懦，因为和太子关系较好，他被当作太子党遭到关押审查，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他主动对胤禔进行揭发，直接把大阿哥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胤禔、胤礽相继出事后，论年龄胤祉居首，又受封亲王，在皇子中具有特殊地位。自1713年起，康熙命胤祉在畅春园开蒙养斋馆，负责主持对大型图书的编辑，其间胤祉大量吸收学者参加编辑活动，由此更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
许多文人其实并不适合做官，但他们往往并不甘于只吟诗作赋和做学问，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在官位上也能大展身手，对胤祉而言，只是把官位换成了皇位。
受到环境的影响和诱惑，胤祉也逐渐产生了摘取东宫印绶的念头。有个叫杨道昇的文人被认为“颇通才学，兼能天文”，胤祉便把他请到府里作为门客。杨道昇的“能天文”应该是指他善于夜观天象，这与相师张明德替胤禩相面、武夷山道人为胤禛算命并没有本质不同，胤祉也是要通过获得所谓的天命所示来增强自己争夺储位的信心。
胤祉主镶蓝旗，在他得意的时候，他的镶蓝旗属人孟光祖打着主子的旗号，到各省进行活动。按照清代制度，皇子及其属人离开京师需要批准登记（这也是诸多有关胤禛的江湖传说只是传说的原因所在），而属人在地方上行走的话，若无勘合（即介绍信），地方官府也不能予以接待。现实情况是，孟光祖并无勘合和任何其他证明文件，但却在各省官府间畅通无阻，地方官员们还纷纷为他提供车船马骡的方便，不用说，自然是王阿哥的招牌在其中起着作用。
孟光祖在活动期间，代表胤祉向四川巡抚年羹尧、江西巡抚佟国勷赠送了礼品，年羹尧回赠了马匹银两，佟国勷也回送给孟光祖银两缎匹。同样按照清制，王阿哥与地方外任官员互赠礼品，官员必须奏报中央备案，但无论年羹尧还是佟国勷都没有这么做。
孟光祖事件案发后，康熙下令将孟光祖予以处斩，将佟国勷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唯独对孟光祖是否为胤祉所派出一事，不予追究。
不追究不代表康熙对胤祉没有怀疑。可是在经过这么多儿子“不孝不义”的事后，老皇帝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尤其在他重病期间，胤祉曾和胤禛一起尽心服侍，让他大受安慰，他不希望胤祉再受到牵连。为此，他还特意对供职于蒙养斋馆的侍读魏廷珍说：“你每日和三阿哥一起修书，若有此事，即当以身命保之。”意思是如果外界有人议论胤祉是否与孟光祖事件有涉，魏廷珍就要主动站起来，帮胤祉顶一顶，使他逃过这场风波。
在孟光祖事件中，年羹尧是孟光祖出面拉拢的一个重要目标。胤禟为了争储，派心腹给年羹尧送荷包，胤祉争储，居然也毫不例外地盯上了年羹尧，敢情他们都认为四阿哥的资源就是放着也是浪费，不抢白不抢，不挖白不挖，可见胤禛超然脱尘的假象确实是完美地蒙蔽了他的皇父和兄弟们。
年羹尧与胤禛原先既有主奴从属关系，以后又成了郎舅，自然早就结为一体，互为依托，他曾写了一封信给胤禛，说今日之不负皇上（指康熙），即异日之不负胤禛。问题在于，年羹尧也不能确定自己的主子以后会不会做皇帝，在胤禛的夺储形势看起来颇为不妙的情况下，出于对自己前途的考虑，他便选择了不分门户，周旋于众皇子之间的骑墙方式——之前年羹尧对胤禟那边虽未做出明确回应，但对于似乎更有希望做嗣君的胤祉，却明显有了攀附之意。
年羹尧少年得志，有时对主子不够尊重，不但不经常向胤禛致书请安，还在信中称臣而不称奴才，加上与胤祉的瓜葛，令胤禛又急又气，大骂年羹尧是“儇佻恶少”，说他居然“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如此做后果将十分严重，因为“你现在就如此藐视本门之主，没准以后就会做出谋反叛逆之举”！
“你居然说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我，这叫什么话？是一个封疆大臣该说的吗？”为了彻底镇住这个本门“十三太保”中的老大，防止他真的另投别门，胤禛把年羹尧的话也拿出来作为把柄，对他加以威胁，“你这是在以无法无天的言论，引诱我谋位！仅仅凭‘异日’二字，就足可以诛你年羹尧全家”！
胤禛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虽与年羹尧在夺储活动中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但为免受人以柄，平时从不会直接把意思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把信交上去，确实可以做到在将年羹尧置之死地的同时，保证自己全身而退。
除了写信严厉斥责和恐吓，胤禛又责令年羹尧将从前准许他带赴任所的弟侄送回京师，十岁以上的儿子不许留在任所，以示惩罚。
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
在胤禛内部，让他闹心的还有戴铎。戴铎一直不安于想离开福建，在告病不准，军前效力的请求也被驳回后，便对着主子发牢骚，给胤禛送礼品也以自己“甚是穷苦”为由，能少则少，能减则减。胤禛或许并不在乎戴铎所送礼品的多寡与否，但戴铎的态度让他很是恼火，因此在信中毫不留情地批道：“天下无情无理，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两次人来诉穷告苦，弄两坛荔枝酒来草率搪塞，可谓不敬之至。”
先前戴铎的“退台策”已因轻举妄动遭到胤禛的斥责，但他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大学士、理学名臣李光地因病告假回闽，康熙传旨意召他进京，传闻是要在建储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戴铎听说后，在没有事先请示胤禛的情况下，就偷偷地去拜访李光地，试探他对于设立储君的态度。李光地直言不讳：“目下诸王，八王（胤禩）最贤。”戴铎对他说：“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
据戴铎说，李光地听后对他的话表示首肯。戴铎如获至宝，忙不迭地写信向主子表功。孰料胤禛在回信中又将他一通大骂，而且骂得比上次得知“退台策”时还要狠：“你在外如此小任，怎敢如此大胆？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做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胤禛的愤怒发自内心，并非故作姿态，当然这跟什么“名节关乎千古”毫无关联，而是戴铎的愚蠢举动很可能坏他大事。且不说李光地老谋深算，未必听了别人的几句话就会改变主意，最重要的是谁都知道戴铎乃雍邸旧人，如果这件事让外界发觉，人们一定会以为戴铎所言是秉承了主子的意旨，他胤禛精心加以掩盖和伪装的夺储之心也就被戳穿了，这是很要命的。
戴铎在信中还报告了社会上刚刚流传的一种说法“十四王爷虚贤下士”。十四王爷也就是十四皇子胤禵，据戴铎打听来的消息，胤禵接见了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程万策，且“待以高座，呼以先生”，他认为胤禵“颇有所图”，即也是奔着谋取皇储去的。
对戴铎收集到的这些信息，胤禛还是很欢迎的，实际上这也是他要戴铎埋下头去做的工作之一。他一面警告戴铎不要太过蠢动和心急，一面也宽慰对方，让戴铎无须把程万策这类人放在眼里，“程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
对于胤禵能够拉拢到程万策，以后还可能凭借这一渠道与李光地走得更近，胤禛其实内心也感到紧张不安，只是不肯表露出来而已。胤禵和胤禛是同母兄弟，但他们自出生以后就不在一起生活，两人关系很一般。与胤禛的相似之处是，胤禵小时候也在康熙身边长大，而且同样深受康熙的喜爱，这种喜爱甚至一直延续到胤禵成婚后——在康熙的允许下，他和福晋破例依旧住在紫禁城内。
胤禵后来被皇父有所忽视或冷落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几个兄长逐渐显山露水时，他年龄还小，尚无法独立参与政事活动或承担责任；二是他为人不够滑头，有时激动起来甚至当面跟皇父产生冲突，最严重的就是那次张明德案事发，他为胤禩辩护，惹怒了康熙，结果受到了严厉训斥和责打。
等到胤禔、胤礽、胤禩相继出局，胤祉、胤禛、胤禵等人基本替代了他们原先在皇父心目中的位置，胤禵尤其受到康熙的偏爱。胤禔被囚时，康熙将胤禔在上三旗所分佐领全部给了胤禵，又将其包衣佐领和浑托和人口（二者皆为王室世仆）均分一半给胤禵，使他无形中成了胤禔垮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及至皇子们第二次被授世爵，胤禵得授贝子，在当时拥有爵位的皇子中，以他的年龄为最小。
胤禵属于胤禩党人，但在胤禩早早被抛出局外，胤禟又难以得到康熙重视和认可的情况下，众人自然只会转而支持胤禵。胤禵日益变得活跃，并广泛联络士人，诚如戴铎所言，他正是奔着储位去的，而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以及其本身所具备的才能，也使这一目标变得离他越来越近。
大将军王
1717年11月，策妄阿拉布坦乘西藏内部空虚之机，派属下策零敦多布攻入拉萨，杀死了藏王拉藏汗，并将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予以拘禁。这不仅意味着西藏被策妄阿拉布坦控制，更严重的是西藏佛教也可能从此被准噶尔人所掌握。
大漠南北及西北地区的蒙古人都尊奉藏传佛教，作为与蒙古人进行联络的一个渠道，清朝开国以来也都加以积极利用。康熙称蒙古为清帝国的长城，则藏传佛教不啻于这一长城的精神基石，一旦被准噶尔人夺去，北部边疆必然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
为了解除西藏和西北危机，康熙派侍卫色楞会同驻守于青海的西安将军额伦特入藏作战，“驱准保藏”。1718年10月，入藏清军大败，额伦特、色楞等高级将领阵亡，所部几乎全军覆灭，消息传来，对清廷造成极大震动。
康熙此前就有派皇子挂帅出征的设想，经过反复斟酌和考察，他已认定十四皇子胤禵最具带兵才能，并初步圈定了他，现在眼看形势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程度，便当机立断，决定正式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兵西征。
胤禵受命之时，爵位仍为贝子，位于亲王、郡王、贝勒之下，仅高于公，属第四等爵。军事统帅需要有崇秩以便号令全军，康熙遂临时赐以王的名爵，军中称“大将军王”，按照康熙的命令，胤禵的大旗遵亲王例，用正黄旗（皇帝亲御的上三旗之一）。不过胤禵的“大将军王”其实是一个没有名号的“假王”，据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康熙担心，胤禵在皇子中年纪不算大，刚刚出师也未建功，若由贝子一跃而升为王，怕其他尚未有王爵的哥哥不服。
在胤禵出发前，康熙于亲往堂子行祭告礼，胤禵启程的当天，他又登上太和殿向胤禵授大将军敕印。胤禵上殿跪受接印后，骑马出天安门，诸王及二品以上官员皆到德胜门军营送行。此次随胤禵西征的诸王、贝勒、公等人员就达十六员之多，全部身着戎装，整个队伍浩浩荡荡，“其庄严隆重若此，清初以来所未有”。
胤禵出京前，正热心争储，虽然担任大将军为他争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他对于自己离京后的京城政局变化并不放心，因此特地对胤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这个差使想来是我的！”他还嘱咐胤禟，发现康熙“但有欠好”，就早早带信给他。
在经历前期刀刀见血的夺嫡大战后，皇子们与皇父的关系早已不同于昔日，胤禵此言也未必全是关心乃父健康，更多的还是确信一旦出征之事大功告成，自己必将继承大业，所以要胤禟给他通风报信，以便好相机行事。
胤禵出任大将军，使得其步入东宫的可能性大增，胤禩党内部对他自然也更加支持和拥护。胤禟尤其“喜欢之极”，他称赞胤禵“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并激励他：“早立大功，得立为皇太子。”
1719年4月，胤禵进驻西宁，对驻防于青海、甘肃、新疆的八旗和绿营进行统一指挥，总兵力号称三十万，实际也有十几万人，这还不包括当地的蒙古人军队。康熙对胤禵此次出征寄予厚望，在写给他的朱谕中说：“有事之际，身为儿臣之人，理应舍身报效。如今得此效力之机，只应喜庆欢欣而已，其他话没有用处。”
考虑到西宁与京城相隔遥远，来回报告请示多有不便，康熙颁布特旨，准许胤禵“军事当相机调遣”，也就是用兵作战时可自行决策，而不必另行请旨。他还给青海的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降旨，称：“大将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罗卜藏丹津等人得到指示，在相关军务和大小事务上，“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指康熙本人）当面训示无异”。
布袋和尚呵呵笑
大权在握的胤禵不辱使命，他一面整顿内部，将办事不力或贪赃枉法的官吏、将领予以参劾，一面研究攻守之策。
达赖是西藏、蒙古共同的宗教领袖，也是蒙藏各派势力竞相争夺的目标，大家都不愿他与清廷建立直接关系。五世达赖圆寂后，藏王拉藏汗的前任第巴立六世达赖，但第巴旋以反叛罪被清廷处死，于是拉藏汗重新立了一个达赖，并指第巴所立达赖为伪，青海的罗卜藏丹津不服，又自行在西宁迎立了一个达赖，这样就先后有了三个六世达赖。
第巴被处死后，其余党逃至新疆，求助于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便以此作为口实，派兵侵入西藏。显然，要解决西藏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达赖问题。鉴于拉藏汗所立的第二位六世达赖不被西藏僧俗所承认，而第巴所立的第一位六世达赖已成了准噶尔部的傀儡，康熙决定尊重蒙藏两族对达赖的信仰，承认第三位六世达赖噶桑嘉措的合法地位。
胤禵按照康熙的意图行事，并且成功地说服噶桑嘉措，通过噶桑嘉措传谕西藏、四川、云南的藏民，宣称皇帝派皇子领兵，“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以兴黄教”。在西征大军尚未正式出击的情况下，此举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使得策零敦多布无法再利用藏传佛教来煽动和对抗清军。
康熙虽不直接插手西征，但一直予以高度关注，凡是胤禵派回京城的人，他都要亲自会见，详细询问。对于胤禵在前线取得的成效，他十分高兴，在寄给胤禵的朱谕上，这种喜悦欣慰之情难以掩饰：“许多年来，朕从来没有像现今这样颜面丰满，寝食安适过”，“你被交付重要事宜……你只应把心放宽松，在交付的事上勤谨效力。”
1720年2月，随着胤禵一声令下，平逆将军延信由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由川滇两路，分别向西藏进兵。经过数月作战，准噶尔的在藏势力遭到彻底清除，被军队护送入藏的噶桑嘉措也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仪式。随着战乱结束，西藏又重新恢复了和平安宁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从此被正式纳入了中央政府管辖范围。
在致力于平定西藏战乱的同时，胤禵从没有忘记“天命所在”。他让甘肃临洮人张恺给自己算命，张恺有意奉承，说胤禵“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胤禵算命时是三十二岁，虽然次年才正式向西藏进兵，但那时他手中已握有胜算，这似乎也验证了张恺的说法，即从平定藏乱起步，只须再过数年，就可以达成龙飞九五的目标了。胤禵当时听后不由得喜上眉梢，称张恺算得准，“说的很是”。
京城传来的消息也没有让胤禵失望。得知西征取得胜利，康熙立即命宗人府建立碑亭并树碑纪念，碑文撰写者是辅国公阿布兰，在阿布兰的碑文中，重点称颂和反映了胤禵的战功，“并不颂扬皇考，惟称大将军胤禵功德”。
康熙晚年特别重视“唯我独尊”的皇权，多次强调“国家唯有一主”，连胤禩受到百官拥戴都让他忌恨不已，因此大家都对歌功颂德的东西慎之又慎，唯恐触犯康熙的禁忌。阿布兰虽与胤禩党有所牵扯，但以他在“矾书案”中检举胤礽一事来看，绝不是一个敢自作主张的人，也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轻重，若说他背着康熙私自撰写碑文，恐怕就是借他一百个胆也未必做得到。该碑文即便康熙没有详细过目，也一定了解内容，甚至可能直接来自于他的授意。这说明康熙对胤禵西征以来的表现是相当满意的，一面表彰他的功绩，一面也借此机会树立他在军政两界的威信。
胤禵所任的大将军位尊权重，远远超过清初统一中原乃至康熙为了平定三藩以来所任用的所有将军，平定藏乱更使他的声誉达到了顶点。
“昔年用兵，有诸王掌大将军印者，有大臣掌大将军印者，惟胤禵妄自尊大，种种不法，我朝大将军如此行事者，从未之闻”，这种指责适见胤禵当时所处的与众不同的奇特地位，鉴于康熙生前从未对胤禵在西北的做法提出过任何异议，表明康熙本身就赋予了他这种权力。
京中争夺储君的形势因此发生急剧变化，很多朝臣都预测康熙“将定储位”，有意将皇位传授给胤禵，“圣祖（康熙）末年，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为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胤”禵。
在京的胤禛已经处于两个有力竞争者的夹击当中。论文，在胤祉的主持下，蒙养斋馆编辑出了《律历渊源》《图书汇编》，《图书汇编》即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中国现存最大、搜集最博的大型类书。论武，胤禵获得了皇子们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大将军职位，在西陲建功立业，向嗣皇之位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他对于胤禛的威胁之大更是不言而喻。
胤禛固然老练沉着、心机深重，但处于不利境遇或者说在不顺心的情况下，也难免会有牢骚要发，只是这种牢骚不能光明正大地发出来，非得借助于某些不被人注意的形式和渠道。
在胤禛所辑录的《悦心集》中有一首《布袋和尚呵呵笑》，歌词借布袋和尚之口，说连做佛老、孔子、玉皇、天子都没意思：“苦也么苦，痴也么痴，著什么来由，乾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胤禛本身信佛，从小接受的也是圣人教育，他能够对这种呵斥圣人佛祖的文章有所欣赏，未尝不是在进行发泄和自我安慰。
究竟选中了谁
事情到此为止，如果给皇子们争储开个赌盘，胤禛的赔率一定很高，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会成为最后的唯一获胜者，但问题是能够决定获胜者为谁的人也只有唯一一个，而他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可能与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如同确定西征人选一样，康熙虽不再正式立储，但他一刻都没有忘记此事，而是一直在思考人选和考查候选人。仅从他发布“遗诏”至胤禵平定西藏战乱，就已过去了两年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的心目中肯定对人选已经有所裁定，只是在经历以往惨痛的废立教训后，不到他认为可以公布的时候，就不会把名单说出来。
老皇帝究竟选中了谁？说神秘，其实也不神秘，从他对待诸皇子不同的态度中就可以推测出来。
康熙曾经对大臣们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赔累尔诸臣也。”也就是说他亲自挑选的嗣君一定要具备治国之能，按照这条硬标准，所有默默无闻、能力一般的皇子都不会在他的挑选范围之内，实际上，在康熙晚年交代皇子们操办的政务活动中，这些皇子已经退到了末尾，居于次要地位和角色。
剩下的皇子，大皇子胤禔、二皇子胤礽、八皇子胤禩均被康熙划入他最为痛恨的结党谋位之列，胤禔早就成了一具政治僵尸，胤礽遭两度废黜，连海外都知道他没复位的希望了，胤禩已被康熙忌恨，两人关系恶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自然也不可能了。
在第一次废太子事件中，除胤祉、胤禛，十三皇子胤祥也因涉嫌太子党遭到圈禁。胤祥小时候就“至性过人”，特别聪明，懂事后又很会看皇父脸色，做事非常妥帖，所以深得康熙宠爱，出事前对他“恩宠优渥”，每逢出巡，必定要带上他。胤祉开蒙养斋馆那年，朝鲜君臣讨论清朝政事，有人说“十三王（胤祥）、第三王（胤祉）又称以抚军监国”。胤祥从未能够以抚军监国，外界的这种讹传，说明他原先确曾受到皇父的信赖。
胤祥其实和胤祉、胤禛一样，都不是什么太子党，只是想跟未来的君主搞好关系，平时走得较近一些而已。最倒霉的是，胤祉靠揭发胤禔翻了身，胤禛洗脱了嫌疑，唯独胤祥仍然不清不白，虽然也被放了出来，但终康熙之世，再未被重用，亦没有受封。
排除了这些皇子，康熙能够选择的继嗣范围，就不出胤祉、胤禛、胤禵三人了。胤祉自从那次和胤禛一起服侍病中的康熙后，他似乎也尝到了甜头，在对皇父察颜观色和竭力讨好方面跟胤禛颇有得一拼，两人都经常请康熙到他们的花园中去游玩，而作为一种特殊恩荣，康熙也会应邀前去游园。据清宫档案记录，康熙晚年临幸胤禛花园的次数多达十一次，是一般皇子没有的，可是康熙临幸胤祉花园却达到了十八次，多出胤禛七次，比之于主持编辑出《古今图书集成》，这恐怕是胤祉更让胤禛感到不爽和害怕的地方了。
胤祉年龄比胤禛大，又有学识，外人看来不说压过胤禛，起码也能并驾齐驱，但实际上在进入三人环节后，他已经难以与另外两人抗衡了。原因很简单，在这个环节，三个竞争者各有各的优势和特长，康熙也都对他们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好感和信任，大家唯有比拼治国能力，而这恰恰是胤祉最为薄弱之处。
以清代对于国君的要求而言，文化学识、赋诗作文、书法绘画都是必备素养，但也仅仅是素养，不能光靠这个治国。历朝历代，文化素养高的国君误国亡国者比比皆是：南唐后主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一手词写得更是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国破人亡，落得个“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悲惨结局；宋徽宗堪称一代书画家，他的书法和花鸟画都自成一派，可是却使北宋滑向了灭亡的深渊……
在康熙为其擦屁股的孟光祖事件中，胤祉政治远谋和行政才干的不足可谓暴露无遗。孟光祖在外招摇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数年，胤祉很难说不知道，如果这件事属他指使，说明部署无方，行事不密，乃至轻易就能被人抓住把柄和漏洞，即算孟光祖是自作主张，一个属人都拿捏不住，那他以后如何控制朝廷政局？
胤祉的弱项正是胤禛的强项。胤禛的办事能力极强，一次康熙派人询问音乐教习朱四美有关琵琶曲调、名色等事项，朱四美年逾八十，跟他进行复杂对话不是件容易的事，康熙要求询问人做成笔记，“不要问紧了，细细地多问两日”，后又加上一句：“你们若问不上来，叫四阿哥问了写来。”可见他很了解胤禛能干的特点，胤禛的兄弟们对此也不否认，胤禟就称赞：“他（指胤禛）从来原伶俐。”
胤禛不仅精明能干，而且主张对属下恩威并施，以戚相制，他对属人戴铎动辄申斥，但戴铎依旧感恩戴德，诚惶诚恐，根本不敢离开他的指挥范围，即使偶有出格，遭到斥骂后也马上会反省回到原位。
对照康熙“坚固可托”的要求，胤禛显然更合格，所以尽管胤祉受宠于乃父，温文尔雅的学者形象也不错，然而在最后环节仍必然要遭到淘汰。
威严政治
储位之争，其实也是不同政治纲领及其派别之争。胤禛自成一派，他与其他皇子特别是胤禩一党在政纲上是完全不同的。
野史中提到，胤禛长大后因为“嗜杀小白鼠”，所以一度不讨康熙喜欢。据说是有一次暹罗国（古代泰国）进贡了三百只小白鼠入宫，康熙把它们赏给了胤禛。胤禛将所有小白鼠分成三队，每天教它们战阵行伍，“有不听号令者，杀无赦”，结果几天之内，小白鼠就死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唯唯听命，竟然都能像人一样操演武课了。故事本身不是事实，但它多少也形象地展现出了胤禛政纲中“威”的特点，概言之，胤禩以仁义为号召，主张维持现状，少生事，胤禛则主张威严政治，即对违法者、渎职者不徇情面，一旦发现问题，该揭发的揭发，该惩治的绝不宽容。
太监曹之璜索诈官员银两，赶打抬夫，致使常在（低阶后妃）的棺木落地。胤禛奉康熙的指令进行处理，审判时他以大不敬律将曹之璜议斩，监候待刑。对比胤禩在凌普案中的处理方式，二者的差别显而易见，当初戴铎与大学士李光地对话，说胤禩“柔懦无为”，而胤禛“恩威并济，大有作为”，虽然其中必然含有刻意贬低胤禩，抬高胤禛的用意，但还是很中肯地指出了两人所施政纲的不同之处。
施政宽，不容易得罪官员，施政严，对有作为的官员当然会是一种鼓舞，但一定会为多数人所反对，胤禩在朝野广受赞誉，胤禛却不为舆论所关注，政纲不同很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对于争储这件事来说，公众评议至多只能拿来作为参考，有时甚至还会起反作用，所以并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康熙究竟持什么样的看法。
康熙一生施行崇尚宽简的仁政，特别是到晚年，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仁君形象，有一年，全国仅仅处决了十五名死囚。胤禩有延续皇父政纲之势，按理康熙似乎应该更赞成胤禩，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康熙对胤禩的那一套做法不但不欣赏，甚至还很厌恶。
归根结底，仁君形象是属于康熙一个人的，你可以在他驾崩后做第二个仁君，但要在他生前就抢他的风头，乃至于让朝野上下都称赞你，百官都拥戴你，那就是博取虚名，居心不良，康熙先前对胤禩的指责和不满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与此同时，以康熙所拥有的政治智慧，他不会完全认识不到过犹不及所造成的弊端，比如死囚处决得少，并不是社会治安真的那么好了，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以牺牲法纪作为代价。胤禛后来回顾曹之璜案，就说到因那时太监纳贿索诈的事委实太多，不用重法，不足以刹住这股歪风，所以才迫使他动用极刑，以警示各方。
1709年春天，胤禛随从康熙巡视京畿，在归途中，康熙责备与他同行的表兄弟、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与胤禩结党，不料鄂伦岱听后却以皇亲国戚自居，不把康熙的话当回事，把个康熙气得够呛。这时胤禛立即对康熙说：“皇父圣体刚好，不值得为这种人烦恼。自有国法处置此类乱臣贼子，若把他交给儿臣，立刻将他诛杀！”
以胤禛处理曹之璜案的方式，可知他不是随口说说的，反过来，倘若康熙对胤禛的处置不满，他也不会不加以批评或阻止，而胤禛在他面前亦不敢如此说话行事。
根据朝鲜使臣的观察，康熙晚年因废立皇太子和诸子争储，“皇帝心甚不快，颇有乖常之举，大小臣僚如在针毡”，导致政局也趋向混乱。康熙看在眼里，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只能寄望于继承者，胤禩一类皇子看似继承了他的政纲，可是讲仁义、宣仁政者表现在政治上，往往都不求改革，维持现状，靠他们来整治朝纲，是指望不上的，只有像胤禛这样的，才有可能整饬积习，振作有为。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康熙既许胤禵为良将，把被清廷奉为“百年之计”，意义堪比他三次亲征噶尔丹的西征大任交往胤禵，而且胤禵在对藏用兵上也取得了成功，那么康熙心目中的“坚固可托之人”舍胤禵还会是谁呢？
其实胤禵身上尚有不少让康熙感到疑虑的地方，比如康熙最讨厌皇子结党抱团，但胤禵却是胤禩党人，与胤禩私交非常好，要命的是，康熙对此还非常清楚，而不像胤禛，经过精心伪装隐蔽，康熙始终没有发现他结党谋位的事实。胤禩党人不啻于康熙的一块心病，如他先前在当众宣布与胤禩断绝父子关系时所说，他很怕出现“猪狗一样的阿哥”，兴兵发动叛乱，“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胤禵手握兵权，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和胤禩内外呼应的条件。
当然如果直接把胤禵扶上储君之位，或许可以避免他再与胤禩结党，但胤禵是否具备做未来国君的水准，恐怕还需要再打个问号。国君往往需要具备很高的政治技巧，康熙本人就是如此，所以他才会以善于驾驭大臣著称，胤禵脾气过直，为胤禩辩护时竟然可以当庭顶撞皇父，说明他连喜怒不形于色都做不到，又何谈帝王心术？
近在咫尺
康熙对待胤禵的方式是有所保留的，这从胤禵在西藏立功之后，虽被勒石刻碑表彰，但并未能够得到册封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要知道胤禵此时仍只是没有赐号的“假王”，实际还是贝子，就等级制度而言，一个贝子要骤然升为太子于理不合，而依靠胤禵刚刚在西北取得的赫赫战功及其声望，康熙若升他为郡王乃至亲王本来是不会惹起太大争议的。
康熙一共有二十个可作为候选的皇子，经过层层筛选，真正能够入他法眼，也有能力竞争皇储的，应该只有这对同母兄弟：四皇子胤禛和十四皇子胤禵。
胤禛年长，理政办事的能力强，善解人意，不结党（康熙的观察和理解），但可惜不能在外统兵为帅。胤禵带兵才能突出，征战沙场颇有乃父之风，且取得了其他皇子无法企及的战功，然而有结党劣迹，是否适合全面执政也很难说。康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对比和权衡，而且鉴于先前的教训，他仍然不会轻易对外宣示自己的意向，甚至即便心中已有成算，也决不会马上公布于众。
胤禛不是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离储位很远，而是已近在咫尺，但如果他出现严重失误，也同样可能与机遇失之交臂。
对胤禛而言，最大的失误莫过于伪装遭到揭穿，隐蔽活动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方面，他不是没有心惊肉跳的体验。那还是在康熙独出心裁地“发扬民主”，令大臣们举荐太子期间，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推举胤禩，只有一位大臣突然怒冲冲地站出来，高声说：“只有立雍亲王，天下苍生才有指望！”
此人名叫塞勒，属于王公贵族，平时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终日不醒，有时即使上朝，旁人也能从他身上闻到一股酒味，故得了个“醉公”的绰号。醉公和雍亲王胤禛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交情，更未达成过任何默契，他极力支持和拥护胤禛，纯粹因为他就是这种耿直的性格，觉得谁好就投谁的票。
醉公不为胤禛出头还好，一出头可把胤禛给吓坏了，就怕一个不好，被康熙紧紧盯上，怀疑他是暗中结党或有夺储野心，所幸彼时满朝文武都提名胤禩，这才把康熙的注意力给成功地转移了过去。
余悸未消的胤禛后来对醉公说：“当初你说的那些话，差点害了我！不过看在你忠诚耿直的分儿上，我就不计较了，你以后要记得少说话才是。”
醉公一介粗人，从未想到自己的举动可能给胤禛带来天大的麻烦，至此才明白过来，赶快脱帽致歉：“我性子直，当时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请恕罪。”
胤禛回顾藩邸岁月，说他与人同行，从不拿脚踏别人的头影，也从不践踏虫蚁。后者或许是因为他信佛，前者则正好反映了他当时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心境。
在外弛内张，着力向康熙、政敌和大臣们施放烟幕弹的同时，胤禛并没有放弃经营自己的小集团。就在康熙任命胤禵为大将军王，准备派他出征西北的时候，四川巡抚年羹尧给康熙上奏折，说四川各镇营伍存在弊病，巡抚又无权节制各镇，所以请求康熙给他加“总督虚衔”，令其节制各镇，并保证“一年之后营伍必当改观”。
年羹尧虽然口口声声他要的只是个“虚衔”，而且声明事成后即“攻成身退”，把总督一职奉还，但其实都是话说得漂亮巧妙而已——要是他真把营伍整顿好了，也就等于坐稳了总督位置，因为皇帝根本不会再自找麻烦地去重新换人。
康熙何等精明，年羹尧的这点小心思自然蒙不了他，不过康熙也有康熙的考虑，四川是西北用兵的大后方，四川这里梳理好了，对胤禵将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为此他决定任命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巡抚，让其协助胤禵。
众所周知，年羹尧是胤禛的属人，为了不致引起猜忌，胤禛肯定不会直接当着康熙的面替其仕途说项，但通过其他方式让康熙了解并欣赏年羹尧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年羹尧在仕途上的更上一层楼，亦可以视为雍邸在扩展势力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
藩属之外，尽管康熙有不得结交百官的规定，但对于自己看中的人才，胤禛也冒险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招揽，而且通常不达目的不罢休。他认为礼部侍郎蔡珽“学问素优，人品端方”，对本党有利用价值，遂命门客马尔齐哈前去联系见面，但被蔡珽以身居学士不便往来王府为由辞谢。
等到年羹尧入觐时，他又向胤禛推荐蔡珽，胤禛即令他代表自己往请，可是蔡珽仍不就招。次年，蔡珽被任命为四川巡抚，到热河行宫向康熙辞行，这时胤禛也住行宫，蔡珽在年羹尧儿子的引领下晋谒胤禛，至此以后他才真正成为胤禛的心腹。
以海寇攻海寇
进入夺储的冲刺阶段，胤禛愈加注重扬长避短，以期甩开对手，凡康熙交办的事务，不管大小，他必定恪尽职守，办理完善。
1713年，孝惠章皇太后的妹妹淑惠妃去世，康熙发现办理丧事的官员草率从事，祭器、祭品粗劣，便命胤禛查办。承办丧事的是工部、光禄寺，兼理的是内务府，这些替皇室操办婚丧嫁娶的部门平时积弊很多，内部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极为复杂，作为一个无实职的皇子，不仅查处不易，而且很容易得罪人。先前胤禩负责对前任内务府总管凌普进行审查时，之所以敷衍手软，未尝没有这样瞻前顾后的考虑，可是胤禛却一丝不苟地进行了调查，然后毫不含糊地上报。根据他的调查报告，相关涉案官员全部受到革职、降级罚俸等处分。
康熙看在眼里，他对胤禛的欣赏和倚重虽不便宣于明旨，但完全可以从所派差使中表露出来。1721年为康熙登基六十年大庆，康熙认为典礼中最重要的是到盛京祭祖陵，因为年迈多病不能亲行，便派胤禛前往致祭。胤禛正月出发去盛京，回来时正逢万寿节（即康熙的生日），又奉命致祭太庙后殿。
12月22日，当天是冬至，按例要举行祭天仪式。康熙历来重视祭天，“天坛大祭，朕亲行礼”，“方展诚心”，以往每次都是亲自参加仪式，轻易不要他人代替，但这次同样令胤禛代其前往。
胤禵当然也不会闲着，他的主要优势是军功，既然不能马上凯旋回京师，继续在西北用兵，以扩大自身优势便是最佳选择。事实上，西藏战役一结束，胤禵就从西宁移镇甘州（今甘肃张掖县），着手对准噶尔本部用兵，以解除漠北蒙古后顾之忧。其间，为了继续树立自己招贤纳士的形象以及用兵策划所需，他决定礼聘直隶蠡县人、著名学者李塨入幕。
李塨自负有王佐之才，是个才识并不拘于书斋之中的通才型学者。康熙初年，台湾为郑成功家族所据，朝廷因缺乏强大水师而对郑军莫可奈何，称之为“海寇”。有人向李塨问平海寇之策，李塨说：“以中国攻海寇则难，以海寇攻海寇则易。”他建议，要用重金买通那些常年在海上交易的商人，并使之打入郑军内部，里应外合，然后再用大部队进攻，“势如拉朽耳”。后来人们发现，在收复台湾战役中，指挥者姚启圣所用战法竟与李塨如出一辙，而李塨在提出此策时年仅二十三岁。
至胤禵派人延请李塨之际，李塨虽已六十二岁，但如果是在幕中运筹帷幄，这个年纪还不算太大，且“大将军王”正值声势鼎盛，他要想大展身手，这就是命运赐予的最后一次机会，可谓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不料当“十四王使人访先生（李塨）”时，李塨却显得很害怕，并且选择了远远躲开。
1720年7月，访客再至李宅，言称“十四王聘先生”，且带来重金厚礼，但又被李塨以老病不能行为由推托掉了。次年，胤禵派人“三顾茅庐”，没想到李塨不惜将其北方田宅与人交换，用这种办法远避江南。见人去屋空，来使只得悻悻而归。
李塨和给胤禵算命的张恺不一样，是一个真正腹有韬略，也看得清局势的人，他之所以对胤禵的相邀不但不感到荣幸，反而觉得害怕，只有两种解释，即要么觉得胤禵无辅助价值，要么预知胤禵在西北战事乃至夺储中已无胜算，二者必居其一。
此后西北战事也确实很不顺利，在与准噶尔部作战的区域内，清军一直没有进展，军士因病死亡的事不断发生。出现这种情况，有人说是年羹尧从中作梗，实际上，年羹尧虽为胤禛的属人和胤禛党人，但康熙末年，他们主仆的关系若即若离，并不十分亲密。原因是年羹尧热衷名利，向来喜欢骑墙和投机，其时胤禵被立为皇储的呼声最高，胤禛还远在其下，按照年羹尧的性格，他会死钉住本门之主，而不靠拢未来的新皇帝吗？
更何况，胤禵是年羹尧的顶头上司，在前线有生死予夺之权，别说年羹尧，就是青海王公也当斩则斩，而无须事先请示康熙。以他在西北坐镇数年，对当地和军中情形的熟悉了解程度来说，如果年羹尧敢在这个时候玩猫儿腻，他能无动于衷，不报之以刀斧？
必须明确一点的是，入藏作战和与准噶尔部作战不同。准噶尔部侵入西藏，系以达赖问题为口实，换言之，达赖问题解决了，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大半。准噶尔部连待在西藏的理由都不成立，自然不难驱逐，按照李塨“以海寇攻海寇之道”，这其实也是一种从内部攻破的办法。
若是直接攻打准噶尔，在未找到新的里应外合之策前，其困难程度和所需耗费的时间必然要成倍增加。当然不是说最终一定不能成功，问题是背后的夺储之战已不容许有这么多的时间了。
从西宁移镇甘州的那一刻起，胤禵已为他的失败奠基。或许，李塨正是看到这一点，才被迫打消施展平生抱负的念头，选择远远避开的吧！
西北用兵的师久无功，无形中削弱了胤禵的势头，但其声势仍在。1721年11月，康熙将胤禵召回京师，并命胤祉、胤禛领内大臣郊迎，足见世爵仍为贝子的胤禵之今非昔比。
争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康熙在废黜太子时早有规定，皇子们不得私自往来，更不能亲密交往，相互间有事必须请示允准后方得实行，当然其实大家都没有真正执行这一规定。胤禵回京后的第二年春天，众兄弟在胤禛的花园共同宴请康熙，接着又经康熙的准许相互请客，虽然这些请客活动看似只是一般性走动，丝毫不涉及政事，实质仍是在为夺储做打算。
其他兄弟不提，单就胤禛一方，先后有过几次举动：第一次，请胤禵和十六皇子胤禄来园中观花；第二次，请诚亲王胤祉吃饭（胤祉因病未到）；第三次，请恒亲王胤祺、十三皇子胤祥、十七皇子胤礼吃饭……
请胤禵、胤祉、胤祺尤其胤禵，是为了向主要竞争对手散布迷魂汤，请胤祥、胤禄、胤礼，是为了进行感情联络，做他日之用，其中胤禄、胤礼同胤禛关系较为亲密，胤祥更是早已成为胤禛党的核心成员。
最重要一票
胤祥比胤禛小八岁，两人虽非同母所生，但从小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非常亲近。及至年龄稍大一些，胤禛奉命教胤祥算学，“日事讨论”，在众兄弟集会赋诗时，胤祥常会把自己的诗作拿出来请教胤禛，就连塞外扈从，兄弟俩也“形影相依”。后来胤祥因受太子党事件而失宠于皇父，有时不能随胤禛一起扈从，他便寄诗词、书札给兄长以抒怀，胤禛将他的诗词共计三十二首收录在自己的诗集里，“以传永久”。
胤禛结党结盟，别人也结党结盟，而且胤禛党最终形成的时间较晚，加上康熙有不许结党的规定，使之不得不处于高度隐秘状态，所以人数不多，居于高位的要员也很有限，占优的地方只是这个集团不为康熙所察而已，所以胤禛并不能指望靠这个取胜。在与胤禵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他能占得先机的利器仍然是戴铎“夺储策”的灵魂所在：投其所好。
作为一个君主，康熙一生堪称完美，若说还有缺憾，就是晚年所遭逢的两废太子和诸子争储事件，这成了他精神上难以愈合的一道伤口，而且就和肉体上的老伤口一样，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难受。要想讨得老人欢心，最好的办法就是搭起“温室大棚”，用家庭温情去感染和打动他。
清朝皇室来自于凉爽的东北，普遍不耐酷暑，又因为经常要开展巡幸游猎活动，由此形成了离开大内过园居生活的传统习惯。康熙晚年经常住在京城西郊的畅春园，为了年长皇子和心腹大臣陪驾方便，他就把京西的许多花园赏赐给他们居住。
畅春园紧北有一座圆明园，原为明代的一座私人花园，清代才成为官园，康熙将它赐给了胤禛。胤禛接手后做了一些兴建，使之初具规模，他曾写诗描绘园中美景：“叠云层石秀，曲水绕室斜，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
圆明园那时的美景集中于牡丹台，此处栽种了大量各种品种的牡丹花。在长期与皇父的接触当中，胤禛了解到他特别喜欢牡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便决定单独邀请康熙到圆明园牡丹台观赏牡丹。
按照农历节气，在每年谷雨到小满的一个月里，牡丹开得最盛。不过那段时间干旱少雨，康熙怕影响到农民的庄稼收成，为之心焦不已，特地下旨禁止屠宰，诚敬求雨三天，这种情况下，胤禛自然不便提观赏的事。
1722年5月8日，即康熙下旨七天后，突然下了一场春雨。正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眼见旱情解除，丰收有望，康熙转忧为喜，龙颜大悦。胤禛抓住时机，向皇父发出邀请，康熙一口答应下来，欣然前往。
在胤禛的陪同下，康熙来到牡丹台，兴致勃勃地进行观赏，只见雨后的牡丹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尽展“人间第一花”的美艳，使得康熙更加高兴。
随后胤禛在牡丹台殿内盛排宴筵，款待皇父。趁着康熙心情大好，席间他把自己的儿子弘历唤出，给康熙叩头行礼。
弘历是胤禛的第五个儿子，叙齿的第四子，因为他的头三个哥哥早逝，所以实际排行老二。胤禛本身比较中意于弘历，又觉他的经书已学得不错，才特意允许和安排他与皇祖父见面。
康熙有一百五十多个皇孙，不是每个皇孙都认识，弘历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弘历虽然时年仅十二岁，但言谈举止颇似乃父，行礼答话均不慌不忙，沉着稳重。康熙“见即惊爱”，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皇孙，当即降旨，命将弘历收养于宫中。
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有人认为胤禛把弘历推荐给皇父，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儿子来影响康熙对继统问题的选择，使之对自己投出最重要的一票。更直接些的说法，是康熙原来并不垂青胤禛，就因为钟爱孙子弘历，才产生了先立其父的念头，“康熙帝始无立雍正（胤禛）之意，彼由其爱宝亲王（乾隆），其父雍亲王乃得以继位”。朝鲜史书中也记载，康熙临终前曾留下遗言：“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吾死后必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其实这只是一种主观臆测。爱孙及子的情况确有先例，主要集中在明朝，但那主要还不是因为皇孙的关系，而是皇子本身是嫡长子，换句话说，皇帝本来也应该立这个皇子为太子，皇孙得到他的喜爱仅仅只是促使其下定决心的一个附加因素，而不是根本所在。
康熙晚年重视家庭关系，对自己见过的皇孙大多十分宠爱，比如废太子胤礽的二儿子弘晳就是其中一个，不独乾隆。退一步说，就算他看中乾隆，想让乾隆做第三代继承人，他怎么能保证乾隆一定能继胤禛之位？须知，胤禛不是就弘历一个儿子，他继位后在嗣皇上也可能有新的考虑。康熙自己就是教训，他早年立胤礽为太子时，何曾想到过胤礽会那么不争气，谁又能担保乾隆在数十年的皇子生涯中不重蹈覆辙？再者，按照过渡桥梁模式，在乾隆成为君主前，势必要先由胤禛秉政，倘若胤禛长寿，君临天下的时间就不会短，而作为一个具备极强历史责任感和担当的皇帝，要是康熙真的对胤禛不满意，他又如何会允许这样可能影响社稷兴亡的事发生呢？
虽然康熙因爱乾隆而立胤禛之说绝不可信，但胤禛精心策划牡丹台之会的初衷还是达到了。当天祖孙三代会聚一堂，其乐融融的景象显然给康熙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他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即下旨令胤禵复返甘州任所。
这个决定确实极大地影响了争储形势和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倒真的是康熙在继统问题上所投出的最重要一票。
有福之相
胤禵在京时，康熙授之以“来年进兵”大计，临别时又谆谆嘱托，让他重新集结兵力，等待时机成熟再对准噶尔部实施进剿。不知奥妙者可能很难发现其中的特别之处，或许还以为胤禵占到了先机，但胤禛却有一种如释重负和大喜过望的感觉，因为这意味着若无新的意外情况发生，他在争储形势上已完全超越胤禵。
胤禛对于皇父心理的揣摩可谓细致入微，他判断自己得以甩开胤禵的主要依据是康熙年老多病，已如风中残烛，倘若真有意立胤禵，在胤禵已经出征三载且有战功在身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也没必要再让他远离自己，重返数千里之外的西北边隅。
春秋时，晋献公的两个儿子太子申生、重耳均有贤名。献公宠姬骊姬为了能够立自己的儿子，便设计陷害申生、重耳，结果申生被迫自杀，重耳因出逃在外获免，后回国即位，这就是位列春秋五霸的晋文公。东汉末年，刘表之子刘琦遭后母所忌，时有性命之忧，于是向诸葛亮问计，诸葛亮便引用“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的典故，劝其出奔。刘琦听其言，向父亲请求出外担任江夏太守，果然借此逃脱了陷害。
有人论证康熙让胤禵出京远走，与诸葛亮替刘琦所谋相仿，是鉴于京城内皇子间的党争尚未彻底消弭，不让他卷入其中，“揆圣祖（康熙）之意，胤禵兵权在握，何事不可有为？”这种假设难以成立的原因在于，它没有考虑到彼此历史背景的不同。
清代自顺治起，便已将武将调任权统一收回兵部，康熙吸取“三藩之乱”的教训，惩前毖后，又厉行三年俸满加衔更调的制度，以使武将不得久任一地。事实上，在康熙末期，兵部已能够毫不费力地代替皇帝掌握着全部兵权，胤禵作为大征伐期间领兵征战的重臣，受命于皇帝，指挥的是国家军队，只要新皇愿意，一纸朝令就可以没收他的兵权。康熙明知这一点，他不可能用出京远走的方式来保护胤禵，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胤禵在外并不安全，所谓的兵权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实，当时就连胤禩党都不认为胤禵重返前线对他有利，胤禟曾口出怨言说：“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后难于安顿他。”
胤禛有其取胜之道，胤禵则有其致败之因。胤禵的性格热情有余，冷静不足，当初康熙要处罚胤禩，他出面保奏时激怒康熙，气得康熙几乎要拔刀杀了他，众皇子跪劝，才被以鞭笞二十板逐出，其行动往好了说是讲义气，往坏了说不免失之于鲁莽。
胤禵的性格缺陷与胤禛曾有的性格急躁、喜怒不定相仿，都是为领袖者的大忌，区别在于，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砺，胤禛有所改正或至少已让康熙挑不出他的毛病，而胤禵依然故我，这让康熙如何放心呢？
胤禵与胤禩、胤禟结党，而且结党形迹过露，早就为康熙所忌。他如果与胤禛一样有心计，在准备独立夺储时，就应该认识到胤禩党已成其政治负担，必须想方设法在表面上切除与它的关系，以解除皇父的疑虑，可是胤禵却并没有这么做，反而仍以该集团新核心自居。
胤禵从西北返京后，想整顿花园，胤禟的属人、湖广总督满丕向胤禟报效了两万两银子，胤禟便将这笔钱提供给胤禵作为整顿花园的开支。当然，胤禩党人支持胤禵“黄袍加身”也不是无代价的，他们都会要求“尝鼎一脔”，从中分一杯羹，胤禟就说过：“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话。”康熙在京城耳目众多，这些活动岂能瞒过他的耳目。虽然越到后面，康熙越重视家庭关系，不肯再轻易处罚自己的儿子，但并不说明他心里没有芥蒂，而且也必然会影响到他对胤禵的评价。
在作为皇储必备的才能方面，胤禵亦非无懈可击。他固然是个难得的将才，但治国之能尚未得到皇父的认可，要知道他平生除出任大将军，从未处理过重大政务。若以胤禵为君，能够把未来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康熙心中无数，反之，若以胤禛为君，内政首先没问题，至于军事，则可以通过胤禵这个同母兄弟的辅佐来加以弥补，换句话说，胤禛可以代替胤禵，但胤禵无法代替胤禛。
在超越胤禵的同时，胤禛也进一步拉开了他与胤祉的差距。1722年8月31日，胤禛邀请皇父到他的狮子园（亦为康熙所赐）赴宴，康熙带着乾隆欣然前往。酒席宴上，康熙突然指着侍立一旁的弘历，对胤禛的嫡福晋说：“带其生母来见。”见到乾隆的生母，康熙连声说：“有福之人！”
乾隆即位后视圆明园牡丹台、狮子园为其发迹之地，并在《游狮子园》一诗中记述道“圣谕两言万世留”。他说他回想当年在狮子园的情景，忖度皇祖父在看到自己的母亲为有福之相后，似乎就已一心寄托于他。实际上，跳过站不住脚的“过渡桥梁说”，乾隆生母这个“有福之人”首先能够庇荫到的应该是他的丈夫——康熙因喜爱儿子而更加喜爱孙子，因喜爱孙子和看到孙子生母有福相，又坚定了选择儿子为继嗣的决心。
事实也是这样，1722年，包括与胤禛父子聚会在内，康熙驾临胤禛府上达三次之多，其中北京两次，热河一次，而他做客胤祉府上仅有一次。
胤禛在夺储道路上的前景已然是光明一片，但他还要再接受一次检验，这一次，康熙将连他自己都感到挠头的一项政务交到了他手中。
清代实行粮食漕运制度，在京师设京仓，在直隶通州设通仓，用以储存从南方运来的漕粮。京、通两处仓场的各个仓都有仓监督，他们或因管理无方，或因谋私舞弊，导致仓米亏空的现象时有发生。康熙对此早有深刻认识，也不断派员进行查处，但他考虑到若逼迫过紧过急，官员们为了弥补亏空，必然要加紧在民间进行搜刮，从而给老百姓造成新的拖累和负担，所以态度上比较松动。康熙的这种出发点虽不错，可却在无形中为吏治宽纵提供了市场，派员查处自然也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至康熙末年，仓储亏空的情况已十分严重，伴随而来的就是吏治腐败，贪风日盛。
11月，正当两处仓场监督任满交替之际，胤禛奉命对京、通二仓展开清查。他介入后，认真盘查漕粮存储出纳情况，发现粮食霉烂、亏损严重，于是向皇父建议严格出纳制度，增建仓厫，厉行仓监督奖惩制度。
针对康熙担心累及百姓，但又必须整顿亏空的顾虑，胤禛拿出了新的有力措施，即只要有亏空之处，就勒令仓监督以自己的家产赔补，而不得苛派民间，此次清查，对亏空负有责任的满汉共十一名原仓监督都遭到了这一责罚。
在一首《冬日潞河视仓》的诗中，胤禛透露了自己在清查京、通二仓时的心路：“百雉重城壮，三河万舶通，仓储关国计，欣验岁时丰。”康熙对他在清查过程的表现显然也很是满意，否则胤禛的相关建议和措施不会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