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戊戌的1838年，林则徐已经五十四岁，在官场驰驱了将近三十年的他和他所服务的王朝这时候也进入一个老之将至的年月，或者说是一个要命的历史拐点。就在这一当口，林则徐突然接到了吏部（内政部）“来京陛见”的通知，而此时的他正在湖广总督的任上忙得昏天黑地。
阴历十一月中旬，北京的气候已经很冷了，寅时三刻（凌晨四时）骑马上朝是相当早的。外面的世界虽然黑沉沉的，但是紫禁城内灯火通明。从天安门到中门站着仪卫，他们也是刚刚换过班。
当不顾远途劳顿的林则徐出现在灯火阑珊处，就像舞台剧的主角突然登场，舞台上的那束追光也随之将其笼罩于内。华丽的场面让林则徐本人也觉得有些夸张，打着杏黄伞（盖伞）和青扇飞虎旗，带旗枪六根、青旗八杆、前引二人、后从八人，马身上还装饰着明艳的缨子。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汉臣能够在大清国享受到这般荣耀也是极为罕见的。由此可见，紫禁城里的主人对于马上之人的看重和期待。
俗话说南船北马。中国北方人习惯于骑马，而南方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则是船，于是就有了南方人不擅长骑马一说。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福州）人，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而且又是文官，对骑马很不熟练。在我们的想象中，能够得到君王恩宠自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林则徐骑着高头大马轻轻松松就进了紫禁城。一切就好像电影画面呈现出来的样子，主人公在背景音乐的烘托和镜头的推进中，一副成事在我的姿态。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对于一个不擅长骑马的南方人，骑马对于林则徐来说就是一种活受罪，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攥着缰绳，生怕不小心在天子脚下就失了颜面。
据林则徐的日记上记载，道光皇帝看到他骑在马上战战兢兢的样子，体恤道：“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林则徐赶忙“叩头谢恩”。
椅子轿又名肩舆，是在八人抬的舆上面再放上一把椅子。坐在这样的椅子舆上，脑袋当然比骑马还要高。这也是一种破例。可以在紫禁城骑马，可以坐着轿子觐见，可以跪在毛毯上，还能坐在椅子上与皇帝说话，林则徐所受恩宠可谓“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
道光皇帝给予林则徐这么多破例的待遇，也不过是想在朝臣们面前强化一种印象：林则徐是一个拥有特别权限的人物。而且赐骑和坐椅子轿入宫参见的消息会像插上翅膀的鸟儿，很快传遍北京城内外。道光皇帝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他要向京城的普通官民们显示林则徐的权威。
林则徐，这个出生在中国东南部一个由于供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而逐渐衰落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他出生之前，林氏家族已经四代没有出过一官半职的人了。每每回忆当年和家族子弟一起读书的场景，林则徐都会为之动容。他回忆道：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栗手皴，恒至漏尽。
林则徐的启蒙之学，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得来的。在林则徐四岁那年，他的父亲参加乡试而弄坏了眼睛，他将人生的全部期望都寄托于林则徐。林则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4岁中秀才，现在可以看到林则徐最早的文章，便是此次应试之作《仁亲以为宝》。其中有云：“表里山河，天下有失而复得之国；墓门拱木，自古无失而复得之亲。”
林则徐刚刚懂事，看见母亲和姐妹们忙于做活，“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寐”，这一幕让林则徐深感不安。于是，他主动申请承担一份劳苦，或推让饮食。母亲当然不会同意儿子替自己干这些粗重的活计，她说：“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眉，始不负吾苦心矣。”
这是中国传统家庭里最为心照不宣的母慈子孝和谐图，在帝国官场上，像林则徐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应该算是根正苗红的精英分子。20岁时中举人，在第一次会试落榜后，他并没有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日夜苦闷，而是辗转于厦门海防同知、汀漳龙道道台、福建巡抚等大小官员门下。
1811年，27岁的林则徐会试及第，及后来朝考第五名，赐进士出身。身居天子脚下的林则徐，只是一个政治地位不高的小京官，身份不过是翰林院庶吉士，在国家的最高学府继续他的学业，并在不久后晋升为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林则徐的京城生活有过描述：“他的经历清白无瑕，他有着一个从未犯错误的人的强烈信心。他为人处世讲道德，有强烈责任感。这部分是因为他受了当时与他过往甚密的清帝国一些最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激励。在京城，他和著名政治理论家魏源及其他一些深受儒家‘今文’学派影响的学者组织过一个学社。……龚自珍是林则徐的挚友，也是该进步文社中的成员之一，这些学者在当时开始意识到正统的程朱理学对清帝国是一种致命的压力。”
在进入翰林院之前，林则徐在福建老家度过了他人生的前二十七年。福建侯官（福州），一座多雨的南方城市，闽江支流穿城而过，在这里，青少年时代的林则徐肯定目睹过福州通商口岸喧闹繁忙的景象。以后的事实也将证明，当他后来有机会到东部沿海任职时，这一切都将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地域环境上，中国的主要省份除了东北三省与福建之外，都在黄河、长江、珠江这三大水系之中。而福建的水系发源于本省且在省内注入大海。福建境内多山、滨海的地理条件为福建人的海洋性文化个性提供了一种实现的环境可能性。而福建人不安命运的族群个性使福建区域海洋性特征成为现实。
林则徐经过七年京师微职的锻炼，旋即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从江南淮海道、江苏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湖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江苏巡抚乃至湖广总督的高位，成为一位掌握地方政权，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他能够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就由从五品升至一品大员，成为汉大臣中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除了君王的格外恩宠，也得益于他在翰林院打下的根基。
在任命林则徐为河东河道总督时，道光皇帝说：“朕因林则徐由翰林出身，曾任御史，出应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特畀以总河重任。”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把林则徐推荐给道光的时候评价说：“惟江苏臬司林则徐，器识远大、处事精详，任杭嘉湖道及淮海道。浙西地方，均为熟悉，水利亦夙所究心，实堪胜任。”浙江巡抚刘韵珂说，林则徐之心思能力，他等自叹弗如。
在美籍华人学者张馨保眼中，林则徐是一位能帮天朝解决麻烦的人。“在整个道光年间，每当在治水、海运、盐政、军务等方面出现麻烦，需要派员前往处理时，考虑到的人选往往是林则徐。”
在当时满汉二元政治架构下，作为汉人的林则徐能够走得如此通达顺畅，与道光皇帝的赏识与器重是分不开的。1822年，林则徐在召对中第一次见到道光皇帝，便获得君王褒奖：“汝在浙身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升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
林则徐又请求给予工作指示，道光皇帝也只是说：“照从前那样做就好。”
这位五十四岁的老练政治家与那位生性多疑的爱新觉罗·旻宁的八次会面，到底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如今空荡荡的乾清宫，再现不了君臣之间的对话。但这一年皇帝关心的话题，似乎只有银子、鸦片。我们可以推断的是，道光皇帝此时给林则徐的训令中肯定会有这样一句话，鸦片务须杜绝。
在杜绝鸦片这件事上，君臣二人此时是同心同德的。林则徐曾经在给道光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言道：“如果继续允许这项贸易泛滥，不出几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没有抵抗外敌的士兵，也没有装备军队的银两。”
为了表明朝廷禁绝鸦片的决心，道光皇帝更是将保存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且从未启封过的钦差大印交到林则徐的手上。这只大印的权力仅次于至高无上的皇帝，道光皇帝规定林则徐凡是在广州禁烟所在之地，当地官兵则全部交由林则徐节制。林则徐为皇帝的禁烟决心以及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流下感动的泪水。
从道光十六年（1836）开始，随着鸦片的屡禁不绝，禁烟由一次大讨论，逐渐发展为遍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运动。领导这次运动的是当朝天子。督抚大员各抒己见，科道官也很活跃，不断上疏论事，大多态度激烈，言辞慷慨。虽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皇上读来却十分受用。心情愉悦的道光帝将几位发声积极的科道官直接提拔为卿贰。
而在这其中，视为被表彰提拔的言官中，黄爵滋最受关注。受到皇帝嘉勉，称其为“特达之知”。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时任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题为“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再度引起道光帝的关注。黄爵滋也是从银贵钱贱谈起，指出“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沟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奏折里提供了一连串具体的数字，虽不知从何得来，数量却是大得惊人。他认为国内有人吸食，才会有鸦片涌入，建议从吸食者开始，使用严刑峻法，用极刑。
他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制定一项新的法律，“限一年内，务各断绝烟瘾。如一年后仍然吸食，是即不奉法之乱民，俱罪以死论”。限期一年，尔后查获吸食者处死。
正为白银外流弄得心烦意乱的道光皇帝，读到这样一封奏折，自然内心生出畅快之意，对奏折中提到的处死吸食者的做法也是颇为欣赏。他并没有自作主张地拍板，而是将这份奏折下发各地将军督抚，征求多方意见。那些封疆大吏中虽然不乏能员，亦多以揣测上意为旨归，所论大多慷慨激昂，力主严禁。
而在这其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言，他不反对厉禁鸦片，但是反对运动式禁烟、不管不顾地禁烟。许乃济曾任给事中，后为广东海关监督多年，对鸦片走私情况非常清楚。
他说，鸦片在明朝是作为药物进口的，治疗作用见于《本草纲目》，“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列入药材项下，每百斤税银三两”；“嘉庆初，食鸦片者罪止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监候各重典，而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他提出只限制官员兵丁吸食，就是所谓“弛禁”。“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朝廷应该将重点放在增加关税和防止白银的流失上。他不否认鸦片是一种毒品，但认为应让百姓人等自己去选择，“不知觞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乌头，非无毒性，从古未有一一禁之者”。
许乃济的这一道奏折，让本就忧患不已的道光皇帝陷入更深沉的忧患当中。这些年鸦片越禁越多是事实，但要说任其泛滥，似乎于国于民也说不过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半年后，各省大员的奏本也陆续呈到，道光帝命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会同刑部议奏，还特别加了一句“穆彰阿系大学士、军机大臣，现虽穿孝，着一并会议”。由此可见他在道光帝心目中的地位。五天后，道光帝专发谕旨，以弛禁说“不得政体”，“殊属纰缪”，将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令打道回府。
道光皇帝共收到29份各将军督抚议复的奏折，其中同意黄爵滋吸烟者诛的主张的，只有8份。其中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湖南总督钱宝琛、河南巡抚桂良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9份奏折里，竟有19份是主张将禁烟的重点放在查禁天津海口。京师的鸦片，大多是由天津海口转贩而来。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诛杀鸦片吸食者将会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赞同去天津海口查禁。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说，“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
就在道光帝心思无着之际，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道光皇帝得到报告，庄亲王和辅国公溥喜躲在一个尼僧庙里吸食鸦片，烟毒已经侵蚀到皇室成员。二是琦善在天津海口拿获鸦片13万两，这是清国自1729年禁烟以来，一次查获烟土最多的大案。严刑之下，奸商供出一批上下家。琦善还特别交代，这些鸦片是广东商人在广东购买从广东运到京城来的。
这辆左摇右晃的大车终于脱出寻常的辙道，奔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而去。从黄爵滋严禁吸食的建议，到道光帝最后拍板，事情似乎在空中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严禁海口的老位置上。所不同的是，朝廷不再依赖广东的职官，而打算在他们之上另派一名钦差大臣。为了展示自己禁烟的决心，同时为了全力支持林则徐，让他全力禁烟，道光皇帝不顾太后的反对，下令捉拿了庄亲王等吸食鸦片的皇亲国戚，并将这些吸食鸦片皇亲国戚发配黑河，充当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