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
关键词：
荣誉、才赋、音乐、温润、逸事、爱侣、婚礼、谐和、至交、眷恋、赏誉
荣誉
赵元任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英、德、法等多国语言。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赵元任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他文理兼修，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哲学硕士、博士学位，并选修物理、音乐，教授过数学、物理学、逻辑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在语言学领域着力最深，在音乐领域也有很深的涉猎。
1926年，赵元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赵元任一生有一份煊赫的求学和教学经历：
1907年，赵元任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赵元任获数学学士学位。赵在康奈尔大学的数学课程获得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保持了多年该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
1914—1915年，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哲学院研究学习一年。
1915年，赵元任进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18年，获得哈佛哲学博士学位。
1918年，赵元任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研究学习。
1919年，赵元任回到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到清华任教，最初清华请他讲授数学，到校后又加开一门英语课程，后教务长让他改教中国史和哲学，又教授心理学和物理。是年冬，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他担任罗素讲学的翻译。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杨步伟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致力于语言学研究。
1925年，赵元任再次回清华大学任教，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928年，赵元任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1939年，赵元任又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开设中国音乐等课程。
1938—1941年，赵元任任教于耶鲁大学。
之后五年，赵元任再次到哈佛任教，并参加《汉英字典》的编辑工作。
从1947—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一直在伯克来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课程，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
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60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久，阔别大陆三十年的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和赵谈到文字改革和赵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赵元任去世后，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同年4月4日，该校举行了隆重的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才赋
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多门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的方言，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赵元任的听觉异常灵敏，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一种方言，此后终身不忘。他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他每到一个地方居住，就能迅速学会当地的方言。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赵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赵元任又从他的大姨娘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15岁时，赵元任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当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在某次宴席中，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同桌客人交谈。
刘半农曾想编一本“骂人专辑”，他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全国各地骂人的话。赵元任看到启事后，来到刘半农的宿舍，用湘、川、皖等地的方言大骂刘半农。随后，周作人也来了，用绍兴土话又将刘半农大骂了一顿。当刘半农去上课时，竟又被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学生用方言骂了半天。后来，刘去拜访章太炎，被章用各个朝代的粗话大骂一通。
少年时代，赵元任便开始在日记中玩文字游戏。根据其《早年自传》中的回忆，他学习英文后，将英文字掺杂在中国字中间，在日记中“玩”文字拼音，只有以常州音读这些字才能弄明白他的本意所在。例如，在1906年8月18日日记中他说“余去堂兄科安家t'ei k'o ding no”，常州音近乎“take dinner”（用晚餐）；又“余去看同学石仪的fa-ze”即father（父亲）。不久之后，赵元任又开始使用缩写字，如rivylt即rise very late（起得很晚）。据赵自己说，他的日记是给自己看的，其中有太多自造的字和符号，有各种语言和方言的混用。
新中国成立后，赵元任在给留在大陆的女儿女婿赵新那夫妇写信时，也经常使用各种符号，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认为是赵新那夫妇里通外国传递情报的密码，成了罪证。
1920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蒋百里、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共同推荐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其时赵元任已接受清华的聘书，人却还没有回到国内。通过蔡元培、丁文江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最后终于答应赵元任担任罗素翻译一事。赵元任回国后，随罗素在全国巡回讲学一年。由于赵元任口齿清晰，知识渊博，每到一地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研究方向。
罗素的演讲涉及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物理、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赵元任应付裕如，他觉得，生活中的客套话十分难翻译，而翻译学术讲演反倒容易一些。一次担任学术讲演翻译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按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完后才引起听众反应。”
赵元任为罗素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罗素在杭州演讲时，赵元任便以杭州方言来翻译；他在去长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学会了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以至于讲演结束后，一个学生跑上来问他：“赵先生贵处是湖南哪一县？”
在清华任教时，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到江西、福建，进入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也会几种方言。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后，他们订了一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南话，后天说上海话。
抗战期间，赵元任夫妇赴美，途经香港。陈寅恪夫人唐筼和次女陈小彭陪二人一起购物，在一家象牙工艺品商店，陈小彭听到赵元任与售货员以标准粤语交谈，但速度没有本地人讲得快，觉得奇怪。后来陈才知道，赵元任并不会粤语，但他是语言学家，可以用拼音将粤语拼出。
在外国语方面，据赵元任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法国索邦讲演，他用的是纯粹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演讲完毕后，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
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赵元任做“老乡”。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说巴黎土语，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来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曾和家人一起开车环游欧洲。他总结沿途的国家跟外国人说话的惯例。一路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跟他们说法语；荷兰人因为知道很少有人会说荷兰语，所以跟外国人多半说英文；到了德国说德语；丹麦人和瑞典人则尽量跟外国人说英文。他说：“我们开车从法、荷、比、德近海一带听他们说话所得的印象，并不是过一国换一种语言，我们的感觉非常像坐着长江轮船从上海到四川一路的口音渐渐地变，而不是一国一国地变。”
有一次，赵元任在瑞士的德语区，因为他第二天要开车到马特峰高山上去，所以准备将车送到车行进行一下保养，上上润滑油、检查一下机器。这天晚上他拿了一本词典查了这些机件的德文名称。第二天到了车行，车行的人看赵是外国人，反而说起法语了。赵元任说：“那不成，我昨天晚上用的是德文的功，今儿非得用德文才会讲汽车的事情呢。”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此文被收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赵元任晚年又作《嵇熙戏犀》：“西溪犀，喜嬉戏。嵇熙夕夕携犀徙，嵇熙细细习洗犀。犀吸溪，戏袭熙。嵇熙嘻嘻希戏，惜犀嘶嘶喜袭熙。”他注明：“嵇，檄倪切，音兮，齐韵。一姓氏，二山名。”他以此文说明中国文字只有形、音、义同时出现，才可表达文章意思。
还有一首《唧唧鸡》也为赵元任所作：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赵元任告诉女儿赵新那，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赵元任的三女儿叫赵莱痕思媚，据赵新那说，就是“好玩儿”的结果。经常有人问起赵元任为什么给女儿起这么长的名字。原来，赵的三女儿小时候叫“LenSei”，是赵根据拼音拼出来的两个音节，但并没有相对应的汉字，上学后按谐音写成“莱痕思媚”。
赵元任写信给林语堂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看了非常喜欢。
赵元任的听力很好，辨音能力强。他能够把一个字的发音分几部分分析，从后面的部分念起，将一个字由后向前倒着念。有时他用录音机录下一段这种古怪的发音，然后用能够倒着放的录音机放，听起来就和按正常发音顺序念一段文章差不多。他高兴时喜欢给朋友们表演这种技艺。
20世纪20年代初，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赵元任开始进行汉字拼音化推广。他编辑灌制了《国语留声机片课本》，胡适为该书作序，称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适宜，该书最大长处在辨音的正确，如辨声调辨方言等，且书中用语活泼诙谐，可以破除教科书历来的沉闷。
1925年，赵元任夫妇由法国马赛回国，途经香港，看见一家鞋店的白皮鞋很好，于是赵元任用国语对店员说要买两双鞋。因为赵有一个习惯，遇到合意的鞋总是买两双。当时，香港通用的语言是英语与广东话，通晓国语者不多。这位店员的国语很差，无论赵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于是，赵伸出两个手指，然后指指白皮鞋，意思是要两双。店员看了生气地说：“一双鞋不就是两只吗？还要说什么？”最后赵元任只好买一双皮鞋。他们买完东西出门时，店员用浓重的广东话说：“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录音磁带听听，你的国语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语录音带最好？”店员说：“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这时杨步伟在旁边说：“他就是赵元任啊！”店员愤愤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能跟赵元任比？”
胡适说赵元任“生性滑稽”，即使做学问也是如此。赵元任在谈到中国语言的五声问题（阴阳上去入），为了便于分辨，发明了一句“荤油炒菜吃”来解说。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辗转镇江、丹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回到北京后，他将搜集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此书出版时，语音符号准备采用国际音标，但当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本书成为研究吴语等方言的珍贵文献资料，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1948年，赵元任在《国语入门》一书中，讲到语尾助词“吧”字，幽默地举例说明它不宜和“王”、“鸡”这两个字合用。如问人姓时务必不能说：“你姓王吧？”在请人吃鸡时，更万万不能说：“请你吃鸡吧！”
1949年以后，胡适仍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泽东的诗词他也认真阅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便去问赵元任，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韵，赵回答否。
赵元任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现代方言，从《康熙字典》的两万多字中挑选出两千字，作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行文用这两千字就够了。他的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思虑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赵新那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岁高龄的赵元任，每天还坚持坐在书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1981年，回到北京的赵元任曾感慨道：“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赵元任赞同汉字简化，但他觉得简化不能太过，如“關”字简化为“关”，结果是“无门可关”，实在不成体统。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陈就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长大了，想学国语，就通过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进行学习，后来迷上了音乐，便迷上了赵元任的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梁漱溟在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曾谈到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在家时常妇唱夫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曾选修音乐，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专攻过和声学、作曲法，教过音乐、音乐欣赏、中国音乐等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等。
少时，赵元任曾将牵牛花摘下当作号角吹，甚至曾试图以之吹奏乐曲。
赵元任节拍感绝佳，儿时曾看祖父升堂审案，打犯人板子，便弄通了衙役们计数的特别办法：有的数一拍，有的数半拍，有的数省略……他便留心听衙役们到底有没有作弊跳着数的事情。听了很多次，他发现衙役们没有一回数错，也没有一回数漏。他告诉大人此事，大人总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赵元任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花220美元分期付款（分6年）买了一架旧钢琴，而当时他的留学官费每月才60美元。为了买到廉价的音乐票，他和爱好音乐的同学半夜起床去排队买票。一次，赵元任凌晨两点起床去替换早已在售票处排队的同学邹秉文，直至六点半，别的同学才来替换他。
1920年，赵元任作歌曲《尽力中华》，采用了和尚放焰口（一种佛教法事）时唱的调子，稍加改编，并配以和声。
赵元任常随手取身边的小东西做乐器。一次在清华的同乐会上，赵元任取十多只茶杯，然后敲打倾听音调，七音调正后，他用茶杯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又一次游西湖，在一家木鱼店内，赵元任在每个木鱼上敲一记，很快选出十几个小木鱼，以半音相间凑成一套乐器。他用这套“木鱼琴”，可以奏出各种乐曲。
一次，赵家宴客，饭罢，赵元任不让把盘子、筷子和碗收走，他拿起一根筷子，一个一个地敲，从餐具中挑出do、re、mi、fa、so……的音来，但找来找去，就是差一个音怎么也找不到。赵元任抬头看见了玻璃灯罩，灵机一动，取下来敲了一下，说也巧，正好补上了这个缺的音，大家全乐了。
赵元任的孩子们学英文字母、国语罗马字、注音符号等，赵元任就教他们唱，歌学会了，字母拼音也跟着会了。他不仅教孩子们唱字母拼音，还将九九乘法表谱上曲，让孩子们边唱边背。他还从女儿们的课本中调出课文，谱上曲，配上和声，教孩子们唱。
赵元任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和他的女儿们，有机会便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音乐作品。
在赵元任的音乐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家庭创作的，他常为女儿写歌，并教她们演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时间，也不放过。他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进行创作修改。长女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东奔西跑，钢琴丢了，天黑了也没有电灯，但他们的家庭合唱团却越唱越起劲。一到天黑，赵家的合唱团就开始唱起来了。赵元任的两个小女儿年纪小，嗓音尖，就唱女高音；赵元任则唱男低音；二女儿赵新那是女中音；大女儿赵如兰则补上第四声部。
著名音乐家萧友梅这样评价赵元任说：“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萧还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温润
赵元任自小聪明、好学，从初中便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一度沾染恶习：抽烟、嗜酒、手淫等。但他后来努力改变恶习，并以父亲为自己命名寓意告诫勉励自己：“元任，任重道远。”
在南京高等学堂预科读书时，赵元任与章元善同学，他们相互勉励，刻苦读书。因二人卧榻顶头相接，两人便将枕头以绳连接，先起床者拉动绳索，然后二人同时起床，到操场上练习英语发声。
1927年春天，赵元任曾到江、浙两省做吴语调查。他经常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借宿在农民家中。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太疲乏，两人上车后便躺在长板座上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这节四等车厢被扔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夫人杨步伟结婚时，只对杨提出一个要求：别逼他做官。一次，赵从欧洲到上海，当时东南大学正闹学潮，双方相持不下，都想让自己一方的人担任校长，而赵与双方关系都不错，故双方都能接受他出任校长。于是，杨杏佛和胡刚复二人日夜追着赵，邀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吓得赵元任连夜乘船北逃。丁文江在天津迎接，船到港后，丁先到头等舱去接，不见；又至二等舱，仍不见赵一行的踪影；正诧异之际，竟然看见赵从统舱钻了出来。丁骂他为何如此省钱，赵如实以告，是为逃任校长之故，丁又好气又好笑，直骂他没出息。
清华大学也曾让赵元任担任校长，他断然拒绝，后罗家伦出任了清华校长。此后，清华闹学潮，赶走了罗家伦。有关方面再次希望赵元任出任校长一职。赵再次拒任，托翁文灏暂代，并推荐时任清华留美监督的梅贻琦。翁文灏代了两个月还未见梅回来，找到赵元任，追问如何办？赵说：“我去替他就可以把他请回来。”于是赵元任亲自赴美担任清华留学监督，换回了梅贻琦。
杨杏佛请赵元任到中研院做研究员，赵同意了，但他和杨杏佛约定不任行政职务，杨杏佛则要求赵永不许辞职，赵元任笑说，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变了，也不准我离去吗？未料一语成谶，杨不久被人暗杀。
赵元任到中研院，傅斯年说他在研究院一日，赵元任一日不能离院，他知道赵不做行政职务，不喜与人争权，所以屡次有人提议让赵做总干事，傅斯年总是阻止，以至于有人认为傅斯年嫉贤妒能，并且有些人设法离间二人。这件事杨步伟晚年写回忆录时记叙了下来，此时傅斯年已经去世。
1946年夏，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连发五次电报催促赵元任回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赵回电：“干不了。谢谢！”朱无奈，只能打电报给杨步伟，让杨劝赵就职。杨回电说：“我从不要元任做行政事。”并对丈夫说，只有暂不回国，等风波过去再回。未料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73年赵元任夫妇才回到大陆。
赵元任不喜穿礼服。赵婚后初到美国时，生活很是艰难，遂到妇女俱乐部去演讲赚外快，贴补家用。在美国演讲必须穿晚礼服，赵元任不管这些，直接穿着便服去演讲。俱乐部主席很是为难，在开讲前问赵要不要租件礼服换一下，赵说一定要换我就不讲了。主席只得将就他。1946年，赵元任代表联教组织到法国去开会，为了国家形象，才勉强同意，其他时间能不穿礼服时就不穿，自己也从来不购置。
赵元任生活朴素，不讲究穿戴。他一直自己开车，买东西，做饭，补衣服，许多家务事都是自己动手。他钉扣子的方法独到，用一根大针穿上四根线，把线的两端合起来打上结就成了八股线，只一针就把扣子钉上了。
逸事
少年时，赵元任爱好科学，兴趣广泛。他儿时就动手制作简易的电话；上学后，制作过望远镜和显微镜；还实验用食盐和冰棍混合达到-20℃；并半夜去观察彗星。赵一生热爱摄影，他的足迹跨越大江南北，横穿美洲大陆，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一生拍下4000余幅照片。
在南京读书时，赵元任醉心革命。当时光绪和慈禧先后逝世，全国举哀，跪在祭坛前的赵元任和同学们高声大笑。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赵元任异常高兴，他称辛亥革命为“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
赵元任赴美留学前，需要剪掉辫子，剪辫时，理发师问了他两次，以便确定赵是不是要那么做。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宴请他们。他看到赵元任等人改换衣着后说：“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
赵元任有女性气质，他自承，少年时，他对男性朋友也会产生爱慕之心，如对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堂及在哈佛的胡正修，曾颇为亲近。
在美国读书时，赵元任醉心于学问，对生活心不在焉。他很久不理发，一次在牛津街，走在他身后的一个男孩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他也不打招呼，于是到康奈尔大学的第二年，他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
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赵元任还会犯心不在焉的毛病。一天，他于11点钟走出物理大楼，一些学生正走进去，他们问：“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赵说：“当然要来上课！”课是12点开始，赵便计划到体育馆做一小时的运动，但运动结束回到物理大楼准备上课时，课室已空无一人。原来他早错过上课时间了。
一次，赵元任坐公共汽车回家，车到站，他忘了下车，等车开动时，他反而走下来，一下就摔倒在大街上了，摔断了右手和肩膀，只好打上石膏绷带，由此还发烧两个多月。
在耶鲁大学任教时，赵元任开车出门总是挨罚，给他送罚单的警察说：“老送罚单给你，我都不好意思了。”后来他离开耶鲁大学时，杨步伟对警察开玩笑说：“因为你们给车开的罚单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离开此地。”
赵元任在美国常进行徒步旅行。他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头，一路西行，远到皮斯费德（Pittsfield），途中便住宿在便宜的小旅馆。
1917年，刘半农率先以“她”字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三年后，刘写了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由赵元任谱曲，广为传唱，从此“她”字也借着歌曲被人们广为接受。
罗素的女友勃拉克在师大演讲时，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赵元任一时口误，翻译成“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哄堂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赵元任只好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赵元任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这个称呼来源于清华校内高层。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赵元任号宣重，但自到美国留学后就一直没再使用。他归国任教于清华时，有人请客，送来请柬，上面写的是“赵宣重先生”，赵便当着送信人的面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上“已故”二字。自此之后，再没有人称呼他为“宣重”。
祖父为赵元任起号叫重远。此号赵一直没有使用，知者甚少。一次，赵住在南京中央饭店，为避免有人骚扰，便登记为“赵重远”。结果一天吴稚晖竟找上门来。赵很是诧异，吴稚晖解释说，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就知道赵重远即为赵元任，因为论语有言“任重而道远”。
1927年，王力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为梁启超、赵元任。由于时间不足，王力只写了两章。梁阅后大为赞赏，批曰：“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息快见。”“卓越千古，推倒一时。”而赵元任专找瑕疵，其中有一句评语：“未熟通其文，断不可言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读后顿悟，从此最后六字成其座右铭。
赵元任颇有痴气。女儿如兰出生后，赵元任负责看孩子。他弹钢琴时，总是将女儿的小床放在钢琴旁边，孩子就听着音乐在小床上一面哼一面摇。有一次如兰忽然不摇了，停在那儿脸涨得通红，原来她是要大便，赵元任说别动，等他把这一段弹完了再来弄！等到赵元任弹完了再看，如兰拉得一床一身都是。杨步伟看了又好气又好笑，问赵元任为什么不早点叫她，赵元任说，一个孩子的音乐教育要早打好基础，所以不可以把整段的乐曲随便中断。
另一次，赵元任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1932年，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开年会，大家提议去看日全食。赵元任向来对天文兴趣浓厚，欣然同意。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飞快，以至于车后的一个手提箱掉了他们都不知道。后面的车拼命按喇叭试图提醒他们，但他们以为自己超速，警察追来，就开得更快了。等他们知道掉了东西，返头找回，再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晚，日全食也快结束了。大家都觉得扫兴，同车的韩权华说：“怎么已经完啦？”赵元任的女儿如兰、新那说：“就看这么一点儿啊？”三女儿来思则说：“太阳真难看，一个黑脸长了些白胡子！”只有赵元任依旧高兴地大叫：“看Corona，corona（日冕）！”
赵元任到中研院语言所后，曾组织了一个小剧团。有一次在协和大礼堂表演话剧《挂号信》，剧本是赵元任在美国时所写，演出前剧团还在北平的电车头上打了广告，熊佛西和赵元任两个人亲自上台表演。预演的第一天赵元任戴了两副眼镜，熊表演时忽然看见赵的怪样子，大笑不止，根本没法继续演下去了。
赵元任喜欢小发明，赵家四处布有大大小小的“机关”。书房、卧室里，东拉根绳子，西扯个滑轮，连炉门上也装了“机关”。早晨，赵元任不用起床，伸手一拉，炉门就“自动”打开，等他起床时，火已经旺了，屋子也烧暖和了。赵家里有一个老式冰箱（非电冰箱），赵元任的女儿儿时常常忘记关上门，赵元任就装上“机关”，门一开冰箱里的灯就亮了，如果没有关上门，灯就一直亮着，这样她们就不会忘记关门了。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随清华南下长沙，闲来无事时，就拿着照相机到处拍照。赵当时使用一部双头的法国相机，为了节省胶卷，他用一只手捂住镜头的半边，只用另半边拍照，这样每张底片就可以拍两次。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令，凡可疑之人都以间谍看待，格杀勿论。警察见赵举止可疑，上前问话，赵未理睬，他们就认为赵是日本人，听不懂中文。但这警察常见赵进出于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家中，又住在警察厅厅长的楼上，未敢轻举妄动，只是向省里报告。省政府正召开省务会议，时任财政厅厅长的尹任先是赵元任的老朋友，忙对何键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经农也赶紧去询问赵元任，赵如实以告，才消除了误会。
随着抗战深入，史语所再次南迁。途经广西桂林时，他们一时很难找到旅馆，只能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小旅馆内。第二天，章元善让赵元任和他一起去拜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赵元任颇为反感，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赵元任只好与章同去。见到黄旭初后，黄开口便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要和你谈谈天。”赵、章二人莫名其妙。黄接着请二人去他休息室内，二人更觉莫名其妙，以为黄有什么秘密要和二人讲。进去一看，二人不觉大笑。原来黄的床前放了一套赵元任录制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正在唱机上转动。黄解释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去办公。”
爱侣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有着离经叛道的性格，与赵性格迥异，但二人却携手走过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宣称：“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兰仙，小名传弟，学名韵卿，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其生父是杨家长子，育有九个子女，杨步伟最小。养父是他的二叔，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叔，出生前由生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姑姑家的表弟。
一周岁时，家里让杨步伟“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便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责骂，斥她对圣人不恭。
杨步伟顽劣调皮，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杨步伟自小便有许多诨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从这些绰号就能看出她自小的性格。叫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就敢干。她还曾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曾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当时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担任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小杨步伟便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捉弄黎。黎元洪并不气恼，只是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算是对她弄湿了被子的责罚。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打了五下，理直气壮地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进入南京旅宁学堂学习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16岁时，家里为杨步伟定下婚期，让她和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完婚。她坚决要退婚，并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由于杨步伟的坚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取消婚约，但让她立誓终身不嫁。生父则被气得半死，扬言要将她抓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平息此事。退婚后，杨步伟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才是我自己的人”。
“步伟”之名，为杨步伟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所起。少时，林贯虹便看出杨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就叫步伟吧。”杨步伟并不接受。日后，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林，杨正式易名为“步伟”。
林贯虹病逝后，为将她的遗体送回福建老家安葬，杨步伟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支助死者亲属。由此，她又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1919年，安徽督军兼第一、第四军军长柏文蔚，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开办崇实学校，请当时只有20岁的杨步伟担任校长。杨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并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们二人及去世同学林贯虹，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又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遂称“仁”，“森仁医院”之名便由此而来。
婚后，杨步伟不再经营医院，但她却闲不下来。在清华的四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400元，与其他两位教授夫人合伙成立“三太公司”，开办“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也不介意，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然而“小桥食社”非但没有赢利，最后还落个赔本关门，杨作联自嘲道：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小饭馆关门后，杨步伟又开始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并开办了“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后，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被指控为“窝匪罪”，最后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解决教职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开办“成志小学”，请杨步伟担任董事长。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又想办汽车公司，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杨步伟性格直爽，话语利落，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50寿诞时，置酒席宴请清华大学的同仁，杨步伟坚持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数十年来，赵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留学生们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烹饪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到美国多年，英文却一直学不好。傅斯年在美国时，听见杨和美国人说话，说得异常流利但错误百出，傅斯年感慨：“赵太太真胆大！”杨反问他：“我哪样事不胆大！”
在美国时，杨步伟做全职太太，平常无事可干，赵元任就让她译书。杨步伟就开始翻译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的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译名曰《女子应有的知识》。杨步伟一遇到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就问赵元任，问得多了，赵元任便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杨不愿意，说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有一天翻译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子（ova），杨步伟译成了鸡蛋。赵元任见后，乐不可支，以后常常拿这事开杨步伟的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杂记赵家》。胡适看了，称赞她说：“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结识杨步伟，从此便爱上了她。当时赵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做翻译。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迟到了，因为语言不通，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元任说：“看到我和女孩子（指杨步伟）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1年6月2日，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新式婚礼，他们除了租一间房屋外，一概从简。
婚礼这天，二人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了张照片，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结婚通知书，通知书附照片一张，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二人打电话将胡适和朱徵请到家中，由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制的结婚证书，请胡、朱二人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杨步伟后来回忆说：“本来我们打算连这点手续都不要。后来任叔永（任鸿隽）劝我们说，你们成熟的人这样子不要紧，不过防着不懂事的年轻人学着瞎闹，你们最好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的印花税，才算合法。”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通知书一共寄出四百份左右，通知书这样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士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在这封信未到之先，已经在民国十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告诉诸位，他们结婚的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徵女医士。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赵、杨的结婚通知书所附照片上写有格言：“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胡适这样回忆赵元任的婚礼：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得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得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
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儿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二人的婚礼。后来赵元任问罗素：“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罗素答：“足够激进！”威斯康星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后，将该通知书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就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谐和
有人说，赵元任“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则“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二人性格迥异，却携手走过六十年。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后坐轮船赴美，百无聊赖的时候，两个人便决定下围棋解闷。因没有携带围棋，赵元任向船上要了两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麦子，可以分黑白两种，当成棋子用。
杨步伟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依然说不好英文，但赵元任从不以此为耻，他常在学术演讲时拿杨步伟的话来举例。1986年，赵元任在其著作《中国话的文法》前写道：“致献给我太太，因为她一不留神就说出些中国话的文法的绝好的例子。”但赵元任对自己却要求极为严格，一字一句都是不能有错的。他曾试着改正杨步伟的文法错误，有时杨烦了，便大发脾气，赵只得作罢。所以赵元任批评杨步伟不但外国话没有说全的，连中国各种方言也无一处说完全的，杨步伟总回他，不要紧，我又不是方言家。
20年代，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去欧洲旅行，在欧留学的罗家伦曾开玩笑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赵元任一笑了之。
1946年，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时，二人的证婚人胡适因故不能亲临祝贺，特寄来一首贺诗《贺银婚》，戏谑曰：“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赵元任、杨步伟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而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
1971年，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当年胡适《贺银婚》的韵。杨步伟写道：“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姻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赵元任和曰：“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赵元任在诗后署名“妧妊”，表示自己来世要成为女性。
1973年6月，赵元任夫妇终于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土，周恩来、郭沫若、竺可桢等人接见了他们。在和周恩来交谈的3小时里，杨步伟是主要的谈话人之一。事后，赵元任对周恩来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部长。”
赵元任惧内，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不跟妻子一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花甲之年的杨步伟曾在自传《杂记赵家》中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杨步伟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后面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和他们一起生活多年的杨步伟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伯克来，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即追杨步伟而去。
至交
赵元任和胡适同年赴美留学。胡适弃农学文后，与赵元任一同选修克雷登教授的哲学课程，又结伴拜访哲学教师阿尔培，二人交谊日深。由于学业突出，他们二人及胡明复三人入选全美高校联合学会会员，一时传为佳话。
赵元任留学归国，在胡适家中结识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并一起致力于国语的推广。对此，胡适极为支持，也给予赵等人帮助。
1930年，胡适四十岁生日之际，赵元任为他的好朋友写了一篇幽默戏谑的贺词：“胡适说不要过生日，生日偏偏到了，我们一班爱起哄的朋友，又来跟你闹了。……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那样，觉得你真是有点儿对了都。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你是提倡白话文的咯，所以我们就啰啰唆唆地写上了一大片……”
胡适暇时常以收藏火柴盒自娱，某报纸登了花边新闻后，一家火柴公司便给他送来两木箱火柴，令胡适啼笑皆非。他把两木箱火柴全都转送给了同在美国的赵元任，结果赵家用了几年都没用完。
1948年，胡适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写信给赵元任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
1949年，胡适来到美国，他写信给赵元任，说自己不愿久居外国，回去又不知道能做什么，“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赵元任力劝他留在美国任教，甚至要为他预订住房，赠送用书。此后，赵元任在其任教的加州大学征集签名，四处奔走，为胡适争得来加州大学讲学半年的机会。
此次到美国，胡适一下子沦为寓公，心绪恶劣，手头又缺乏图书资料，无法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工作。赵元任夫妇想送他原版的《四部丛刊》，多达2100册，但胡适谢绝了，因为住处逼仄，实在没有地方安置这些宝贝。他写信告诉赵元任夫妇：“一个书架此时已很不易得，何况2100册至少要4个或5个大书架？（若有书架，必须6、7大架，怕还不够。）冬秀对于书架，绝对不感兴趣，她绝对不能帮我的忙。”
居美期间，胡适颇为落魄，他对赵元任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1957年11月，赵元任得知台湾“中央研究院”欲聘任胡适为院长时，马上打电话给胡适，劝其应允。
赵元任65岁生日时，胡适前去赵家祝寿并送了一份贺礼。他对赵元任说：“你的生日，我从来没有送过贺礼。今年难得我们能够在一处过你的生日，我要你破例收下我破例送你的一套生日贺礼。你千万别怪我，更不可因此生气！这是我们认识以来四十六年中的第一次破例送礼贺你的生日，我借此祝你能够继续过四十六年的平安、快乐、有用的生活。”
次年春，胡适因患胃溃疡进行手术，胃部切去一半有余。他身边的一班上了年纪的朋友一下子警觉起来，都自觉地去检查身体。赵元任也觉得身体不舒服，结果查出是胆结石；杨步伟的腿三个月不能走动，经检查是脊骨的毛病。胡适得知后，写信安慰好友夫妇，还将自己过去写的一首打油诗略加改动，当作“开心丸”寄给赵元任，以博老友一笑：“依我现在想来，这病该怪胡适。二月胡适破肚，五月你割胆石！”
胡适去世后，赵元任异常悲痛，他根据胡适生前录音撰成《绩溪北岭音系》一文发表，又将胡适写给他的数十封私人信札整理刊发。1968年深秋，76岁的赵元任来到台北南港，在胡适墓前徘徊良久……
而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女儿惊讶地发现，父亲故去的时间竟与他的至交胡适逝世的时间为同日且为同时，只是前后相差整二十年。
眷恋
赵元任年少时在故乡生活了7年，他曾在忆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常州的房子在城里中间儿的青果巷，是从我曾祖下来三房一块儿住的一所儿大房子……我为什么给这房子说的这么详细呐？因为我在这个家住了这么久，过了多少年还常常儿做梦梦见在那长黑过道儿里跑，或是睡得后进第二间屋子里的床上听外头下雨的声音。一个人小时候儿经过的事情住过的地方印在心里头比什么都深。醒的时候儿觉着从前的事情好像远的不得了，可是做起梦来旧地方又活像在眼前了。”
1923年，赵元任的二女儿出生，赵元任为其取名“新那”，意为“新的支那”。赵元任的朋友丁绪宝便一直叫赵新那“新中国”。
赵元任曾对外国人说：“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院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抗日战争前后，赵元任写了很多爱国歌曲，如《我们不不不买日本货》、《自卫》、《看醒狮怒吼》等。为配合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儿童教育，他为陶的许多诗谱曲，如《小先生歌》、《人人都说小孩小》、《春天不是读书天》等。
到云南后，赵元任因受到李济的排挤，加上病后精神状态极为不好，一整天手里拿一管笔，却写不出一个字来，终日一言不发。于是，他们决定到美国任教。离开时，蒋梦麟夫妇特地从蒙自赶回送行，送给他们一个蒙自出产的气锅，盖上有“故国可家”四个字，并对他们说，不要忘了此字之意。杨步伟说：“所以在美三十多年以来，我总对小孩们说好好学，不要给本国丢脸，多给中国人尽点义务，看华侨多么爱国啊！”
1956年，赵元任录制《长恨歌》、《琵琶行》的朗诵唱片时，据他的日记载：“几次试诵，总以情不自禁，泣不成声，不能卒读而告终”，“老哭，只好灌了几个短的”……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夫妇就携外孙女昭波和女婿迈克回国探亲。5月13日晚9点至14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赵元任一行。周对赵说，赵元任在清华任教时，他曾考虑去跟先生学语言，后来因赵给罗素做翻译离开了清华大学，所以没能去学，也就不曾见着先生。赵元任听了非常高兴，说：“幸亏没有跟我学语言，不然中国可就少了一个好总理。”
此次回国，赵元任回到了常州青果巷的故居，与在场的亲属一起怀念祖先，谈论家乡风情，并提到自己曾写过一本叫《常州方言》的书，说：“别人以为常州方言不好听，我却以为很好听。”下午，他还偕夫人出席市文教部门假局前街小学召开的座谈会。当时，他的《常州方言的变迁》即将付梓，借此机会听听乡音的变迁。会上他讲了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方言。市政协副主席钱小山说：“赵老先生乡音无改。”赵元任报以会心的微笑。
赵元任对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极深的感情，他两次回国，每次流连于南京北极阁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旧址，一间房子挨着一间房子看，还在他当年工作的办公室小坐，拍照留念。
1973年，赵元任夫妇回国时，开了一份想见面的人的名单，有70多人，都是几十年前的朋友和学生，多数只有姓名，没有地址和工作单位。在接待单位的努力下，这些人差不多都见到了。赵元任夫妇非常高兴，赵元任说：“这简直是一项科学研究。”
1981年，赵元任最后一次回到祖国。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副校长张光斗的陪同下，重游清华园。来到赵元任当年在清华任教时住过的老南院（今照澜院）1号的一幢灰色砖房时，赵元任第一个快步走上台阶，推开了栅栏门走进院内，上前敲门。不巧，主人不在家，进不去。于是众人就和赵元任一块儿在门前照了一张照片。
之后，赵元任还想再去清华故居。6月4日上午，赵元任由女儿赵新那一家陪同，“秘密”回到清华。这次赵元任故居的主人在家，给他们开了门，热情地迎他们进屋。赵元任在五十多年前的“家”里转来转去。接着，他还去看了工字厅、大礼堂。赵新那说，他对清华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很留恋。
赵元任去拜访金岳霖，金因病行动不便，平常只能坐在椅子上，但三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他非常激动，站起来与赵元任拥抱。这天他们聊了很久，最后告别时，他们依依不舍。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她》；回到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在中央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有人问道：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元任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他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赵元任对家乡常州念念不忘，杨步伟去世后，赵元任收到了常州市人民政府的唁电，他感激地说：“常州还没有忘记我这么一个在海外的儿子。”
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去世后，子女遵其遗嘱，未为两位老人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赠送给加州大学，书籍和遗物分送给亲友，杂志赠给北京大学和语言研究所。
赏誉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二人留学美国时，胡适便对赵元任推崇备至：“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赵元任为第一。其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以学以行，两无其待，他日所成，未可限量。”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赵元任的弟子、语言学家王力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中认为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
罗常培评价赵元任说：他的学问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可是对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大。从1922年到1948年，他一共发表了语言学专著约14种，论文约21篇。近20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的一辈都管他叫作“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f Chinese Lingu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