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我似乎没有必要赘述。但是，为画家树碑立传终归要看他的作品。我自然要比其他人更熟悉他的为人，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他还不是画家；他在巴黎穷困潦倒之际，我常和他相见。但是，如若不是因为战争的风险让我去了塔希提的话，我想我绝不会把这些回忆记录下来。众所周知，他正是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几年光景，我在那里遇到过不少对他熟稔的人。后来我发现，他悲剧人生中那段最寂寂无名的日子，我再清楚不过。如果人们坚信斯特里克兰是伟大的，那些跟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的叙述显然就不会多余了。如果有人对格列柯的熟稔如同我跟斯特里克兰一样，那他所写的格列柯回忆录定然弥足珍贵。
不过我可没打算以此多做辩解。我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的话：要想修心养性，人们每天须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情。要说此人还真是个聪明人。我把这话当成训诫，每天都会一丝不苟地遵循，因为我每天都要起床，都要睡觉。但我的性子里天生就有点苦行主义的意味，每个礼拜我都会让我的肉体经受一次更为严苛的苦修。《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我一期也没落下。想到有那么多书可以写下来，作者又对书的出版翘首以盼，等着这些书的又是怎样的命运，这种苦行僧式的磨炼还真是有益身心。一部作品要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脱颖而出是多么渺茫啊！即便成功了，那也可能只是刹那辉煌。且不知作者为写成这本书花费了多少心血，才能让读者放松几个钟头，或是调解其单调的旅途。不才如我斗胆根据书评得出定论，许多书都是不错的，而且写得极为细致。不少书都是作者绞尽了脑汁才完成的，有的书甚至穷尽了作者一生的心血。不过，我倒是从中得出了教训，作者应该从写书中寻找乐趣，从思想的重压中解脱出来，对其他的事情都应当淡然处之，无论是褒奖还是非难，成功还是失败。
战争来临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态度。年轻人转而求助于我们老一代人过去都不甚了解的神灵，如此也就不难看出新一代追寻的方向。年轻人察觉到力量和骚动，已经懒得敲门，而是直接冲了进来，一屁股坐上我们的位置。空气中充斥着喧嚣的喊叫声，一部分老年人模仿起了年轻人古怪滑稽的姿态，竭力说服自己，他们的时日还未到头。于是乎，他们也抖擞精神，大声嚷嚷，但他们发出的呐喊却是那样的空洞。如同楚楚可怜的放荡女子，虽然韶华已逝，却希望凭借描眉画鬓、涂脂抹粉，凭借那恣意轻狂来挽回青春的幻影流光。聪明一点的人则会摆出端庄的姿态，淡然一笑中带着一份宽容的嘲讽。他们还记得当年也曾将位居宝座的一代人踏于脚下，看到年青一代这般鼓噪，这般傲睨一切，他们仿佛看到了这些高举火把的莽夫不久也会让位于人。任谁也不会盖棺定论。尼尼微盛极一时之际，新福音书却已变得老旧。那些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像是从未被人说起，其实早已是陈腔滥调，如同来回晃荡的钟摆，总会周而复始地循环。
人生漫长，有时人会从他功成名就的光景中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新世纪，这时，好事者自然会看到人间喜剧中那幕最奇特的景象。比如，现在谁会想起乔治·克拉布呢？在他的时代，此君享负盛名，当时人们一致认为他有旷世之才——这样的共识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并不常见。克拉布写诗的技巧师从亚历山大·蒲柏一派，他曾用双韵体的形式写了不少道德故事。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四处征战之时，诗人开始吟唱新的诗歌。克拉布先生仍以双韵体写他的说教故事。我想他必定看过年轻人写的那些风靡一时的新诗，而且我还能想象他一定觉得那些诗歌皆是糟粕。当然，多数新诗的确如此。但济慈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写的一两首诗，还有雪莱写的一些诗，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克拉布先生早已风光不再，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写他的道德故事。我倒也偶尔看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写的诗篇。如若说他们中某位的才能超过热情奔放的济慈和超凡脱俗的雪莱也说不准，有人已经出版过必定会流芳百世的作品。当然，这种事情我也无法断言。我羡慕他们的那份优雅，尽管他们还很年轻，却已满腹经纶，倘若我仍然说他们前途无量，那显然要贻笑大方。我惊叹于他们巧妙的文风，但是，尽管他们辞藻丰富（从他们掌握的词汇来看，像是在襁褓中便翻阅过罗杰的《词汇宝库》），但于我而言这算不得本事，在我看来，他们了解的东西过多，感觉却太过想当然。他们拍我后背的那股热诚和扑向我怀里的那份激动，是我消受不起的。他们的激情在我看来似乎有些苍白，而他们的梦想也有些平淡。说实话，我不喜欢他们，想必我也是早已过时。我仍会继续用双韵体写我的道德故事，但是如果除了自娱自乐，还有别的非分之想，那我必定是个十足的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