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锡箔的历史，首先要追问的问题是，它起源于何时？为什么起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分为两个层面。首先，锡箔属于纸钱这个大类，因此历代关于锡箔的言论，多半见诸有关纸钱的文字。因此，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纸钱如何起源？当然，锡箔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纸钱，其原料与工艺都比一般纯粹用纸制作的纸钱复杂，因此，有关锡箔工艺的历史形成，就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这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论述。本章首先讨论的是纸钱起源的话题。
纸钱是中国社会里一种特殊的物品，从古代到现代，它的使用始终伴随着争议。另一方面，现代反迷信运动中对于锡箔制造和使用的批评，其实也属于更大范围内对以纸钱享祀鬼神的做法的批评。
第一节 “大象其生”：儒家“明器”观的起源
一般认为，制作纸钱来源于上古仿造生器制作明器随葬的礼俗。当代学者在分析西周和春秋墓葬中的铜器和陶器时，往往笼统地称之为“明器”，即专供死者享用的对实用器或者礼器的仿制品。
可以说，“明器”是战国中晚期儒家在历史上存在的各类丧葬器物的基础上归纳出的一个新概念。它隶属于儒家在“器以藏礼”的原理上发展出的一套有关器物象征性的学说。
第二节 “冥冥何所需”：从“明器”“瘗钱”到“烧纸钱”的谱系
一、儒家学者的考证
据笔者所见，有关纸钱起源的最早的考证见于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纸钱”条：
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将纸钱的发明时间定于五代或唐初，还是将之上溯到汉代，是决定纸钱是否符合儒家礼制的关键。在这一点上，宋儒曾有较多的分歧，而到明清两代则已尘埃落定。赵翼认为汉代“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于钱耳”，是将纸寓钱与汉代郊祀中的以木寓马联系在一起，与朱熹的看法一致。他虽然不赞同祈祷徼福的巫觋之事，但认为“律以《檀弓·明器》之义，则纸钱固未尝不可”。
二、佛道两家的考证
儒家学者考证的焦点在于纸钱是否能够归入“明器”的体系。然而在宋代，一般看法已经认为烧纸钱乃是佛教仪式。但考诸原始的佛教仪注，却并没有提到纸钱的地方。佛家也不会轻易接受儒家的指责。宋代释志磐在1269年成书的《佛祖统纪》中就极力撇清焚纸钱与佛教的关系：寓钱事，祖云：唐明皇使王璵为祠祭使。自汉世葬者有瘗钱。后世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璵乃用之以禳祓。《冥报记》云：鬼所用钱即纸钱也。若彩绢者。亦纸为之。银即锡。涂金即黄涂也。
有意思的是，在道家的科仪中，我们也很难觅得它的源头。当代学者侯锦郎曾发现有两部六朝道经中有焚烧纸钱的记载。这两部文献，分别是录有东汉末期五斗米教科仪的《赤松子章历》和《大正新修大藏经》“密教部”所收《梵天火罗九曜》的附录中所引《葛仙公礼北斗法》。黄清连却认为孤证不立，并不能排除文本经后人增入修改的可能。
第三节 “通俗”与“流俗”之辨：明清丧葬礼俗中的纸钱
明初，在经历了元末长达20余年的丧乱后，社会秩序亟待重建。而崛起于阡陌之间的朱元璋亦希图凭借与儒臣议礼、制礼，从革除元代“胡俗”和恢复古代礼制两方面入手，确立自己承续华夏正统、堪为儒家圣君的地位。
明初官方在制礼方面的投入就颇为可观。据《明史·礼志》及《艺文志》的记载，洪武一朝敕修的礼书达16部之多，目前尚存的仍有《大明集礼》《孝慈录》《洪武礼制》等6部。这些现存的官修礼书，都是以唐代礼书和朱熹《文公家礼》为蓝本编订的。如《大明集礼》的编纂者在编辑体例中就说：“今本之周经，稽诸唐典，而又参以《朱子家礼》之编，列其名物之槩，次其仪文之节，斟酌之以著于篇，俾有所法。”
在许多汉族士人看来，焚烧纸钱是一种无益的虚耗。而对于清初的满族统治者来说，焚烧纸钱却仍然具有“崇俭”的意味。满族在入关以前长期保持着以生器、牲畜和活人殉葬的习俗。而在朔望节辰忌日致祭时，要筑高台，以盆焚食。
另一方面，对于不少汉族士人来说，焚烧纸钱的最大问题仍然在于与佛教的关联。
尽管如上两节的分析，包括朱熹本人在内的不少儒家士人支持纸钱起源于明器的说法，而佛道中人也未必认同自己对纸钱的发明权，但在明代士人改革民间丧葬礼仪的过程中，以佛教为靶子，就能够占据话语上的优势。明末清初的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利玛窦等人便听从中国奉教士人的建议，采取“补儒易佛”的传道策略。对于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来说，如何处理中国人崇拜祖先，是关涉到传教策略的核心问题。有关祖先崇拜是否触犯基督教禁止崇拜偶像的戒律，各派传教士之间的意见莫衷一是，最终引发了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当代研究者钟鸣旦指出，中国人在丧祭中焚烧纸钱的习俗是这一争论中的一大焦点。而明初地方士绅以《家礼》为改革地方风俗的指针，将焚烧纸钱视为佛教仪式的做法，恰恰为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祖先崇拜的批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四节 “礼仪的交织”：晚明天主教传教士对纸钱的看法
16世纪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立即就注意到祖先崇拜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占据的重要位置。1583年抵达中国的利玛窦在札记中这样写道：
信奉儒教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底层，最普遍举行的是我们所描述过的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据他们自己说，他们认为这种仪式是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正如在祖先生前要受崇敬一样。他们并不真正相信死者确实需要摆在他们墓前的供品；但是他们说他们之所以遵守这个摆供的习俗，是因为这似乎是对他们已故的亲人表示自己的深情的最好的办法。的确，很多人都断言这种礼仪的最初创立与其说是为了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生者的好处。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孩子们以及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看到受过教育的名流对于死去的父母都如此崇敬，就能学会也崇敬和供养自己在世的父母。
中国人生死观的核心是坚信此世与彼岸间的连续性，生与死是一个绵延的空间，两个世界都存在着相似的官僚制等级原则，生者与死者间存在着持续的交流：生者向死者供奉食物、纸钱及其他物品，而死者保障生者的某些现实利益（财富、家庭幸福、人丁兴旺等）。重要的是仪式是否按照公认的程序进行，而不是参与者对灵魂和彼岸世界是否真的相信。
第五节 “天上的财富”：晚清传教士对冥钱的批评
16至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关于纸钱的争论只是局限于教会系统的内部，他们讨论的核心是纸钱能否为天主教的礼仪所容许。也就是说，焚烧纸钱仍然是一个“礼仪”范畴的话题。到了19世纪，情况则大为改观。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不再仅仅考虑烧纸钱在中国人祭祀祖先的仪式中所扮演的角色。相较于他们的前辈，他们的著述更深入地描述了纸钱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生产、流通与使用，在这种更接近人种志的描摹中，纸钱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种事物，甚至制作与贩卖纸钱也是一项重要的生计。在这一时期，“迷信”已经完全成为定义焚烧纸钱的关键词。他们不再区分这是佛教还是儒教的仪式，而直接把它视为中国人特性的一部分。由于这些传教士的作品直接面向西方的读者群体，通过他们的描述，纸钱成为中国人独有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的一个符号。
小结
以上依次梳理了在20世纪反迷信话语兴起以前，围绕着纸钱与烧纸钱的主要话语与实践。在这两个层面，无论是唐至清儒家学者、佛道两教，还是明末清初的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纸钱都存在着或取或舍的态度。
对于儒佛道三者而言，对于焚烧纸钱的态度体现在纸钱起源问题的看法上。大凡寻根溯源，必然是针对在现实中已经蔚为流行的事物而起的一种反应。源头的探寻与谱系的建构，表达了论说者与被论说者之间的关系，和一种立场的选择。反对者要竭力与之撇清关系，或把它推给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体系（如儒之于佛道；采取补儒抑佛立场的天主教之于佛教；新教之于儒家）；而赞成者则要竭力把它纳入自身的学说体系。丧祭礼是儒家思想学术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以上引述的有关烧纸钱的考证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作为掌握话语权的士人如何看待与应对民间的礼仪实践。采取“从俗”的姿态还是摈斥“流俗”的习惯，代表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会通或隔绝。儒家通过勾画从明器到瘗钱再到纸钱、烧纸钱的发展谱系，确立了后者在祭祀仪式中的合法性，这对于缓和现实礼仪实践中精英与俗众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
无论是赞同还是批评的声音占据上风，烧纸钱这种行为，从其诞生起，就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绝如缕地绵延下来，构成了我们考察这些对于“烧纸钱”起源的考索分析的重要背景。这些言论并不是简单的考据，而是不同时空中不同群体或个人对这种切实存在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行为的表达。这是本章梳理纸钱起源问题的立意所在。
然而纸钱起源只是我们试图探寻锡箔历史源头的一个方面。人们对于焚烧纸钱的态度如何，对于使用锡箔的态度就是如何。这告诉了我们纸钱（包括锡箔）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社会功能。对于赞同焚烧纸钱的一派儒家学者看来，这是一种孝思的表达，是一种“事亡如存”的态度，是一种平衡情感与理智的中道。
但是，从物质的角度说，锡箔这种具体的纸钱类型的起源，并不能十分清晰地从中反映出来。我们仍然无法回答，为什么人们要使用锡箔，而不是别的形式的纸钱。这就需要我们针对围绕锡箔起源的论述进行梳理。这是下一章将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