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间诸事中，平等可谓最理所应当，却又最难以实现的状态。”
——伏尔泰，哲学辞典
伏尔泰认为，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固有属性，是个体间无数差异的产物。他将不平等与另一更深层次的问题——贫穷联系在一起，认为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产物。
时钟拨至1789年，在这场法国大革命中，“平等”成为了其主导理念之一。不平等议题的“配方”也从未被加入由伦理学和经济分析混合成的那杯名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奶昔”里，虽然这门学科的开创者们被认为对法国大革命和她传递的启蒙曙光持同情的态度。
经济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的概念指向资源在不同群体间或不同个体间的分配。这隐含着一层意思，即收入和财富上的差距须受到某种价值观判断的限制。
然而，由经济学家们逐步架构起来的分配理论并不适用于对不平等的研究。同时，不平等研究虽然没有受到彻底的忽视，也仍长期处于经济学研究的边缘地位。关注个人收入与财富分配的理论对于研究不平等非常重要。有鉴于此，我们将求助于另一路径的分配理论，即功能性分配理论。功能性分配理论从不同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来考虑总收入的分配。
古典经济学家
与19世纪70年代之后高度专业化，并大多全职从事学术研究的后辈们不同，古典经济学家在教育背景和职业选择上呈现五花八门之势。他们的信念源自杰里米·边沁的实用主义，呈现强烈的平等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色彩。尽管这些学者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抱有极大热情，他们却从未对不平等问题给予足够关注。尽管不平等议题看上去与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如此契合，却未能引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注意。通过下一部分对他们当时生活的历史语境与知识环境的探讨，我们将会发现，历史条件限制了他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古典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分配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语境介于传统与创新之间。即便不考虑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变革，不平等议题本身也从未引起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兴趣，甚至在他们研究经常涉及的税收问题时，他们也仅关注税收对生产的影响，而非税收与公平的关系。简单来说，不平等从未出现在研究社会功能的学者的视野中。
边际主义革命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理论领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建立在边际效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边际主义革命。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消费篮子的变化中得到的总效用的变化。托斯丹·凡勃伦在谈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将这场革命的拥护者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与古典学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古典学派的领军人物基本都是专业学者，他们专长于经济学，并将它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他们淡化古典学派的政治哲学色彩，并为其注入更多数学的元素与“科学性”，由此永久塑造了这门学科的未来。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分配
新古典经济学者们的聚焦点依旧放在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上，尽管研究被放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之下，即基于边际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尽管我们可以将市场回报的排列视为个人分配理论的基础，但不平等问题仍不在其研究视野之内，功能性分配仍是研究的核心问题，而焦点则是分配比例，或各生产要素在总收入中的分成所得。
矛盾的是，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存在一个相同的缺陷，它们都指向原型个体，这类个体实际上完全不具有主体性。
福利经济学：引入个人收入分配的新古典理论
如果说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一直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中缺席，这种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分配中的不平等与个人及社会福利一起，成为经济学家无法忽视的研究主题。
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为经济学应当、事实上也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科学学科的观念占据了支配地位，而统计学在应对不平等议题中并不令人意外的话语霸权也导致了经济学对不平等议题的忽视。
超越福利经济学
撇开福利不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个人收入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可以认为是正常的。在他看来，个人从本质上来说是多样化的，而社会的收入和收入的不平等可以被认为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符合社会成员的品味和喜好。显然，只有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米德在1964年指出，技术进步的主导地位会使劳动收入受到资本收入的不利影响，这反过来又会加剧整体的不平等，因为资本收入比劳动收入分配得更不公平。直到2013年—50年或两代之后，托马斯·皮凯蒂才将财富对于不平等的作用再次置于不平等讨论的核心。
20世纪经济学中的分配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在构建收入分配理论的过程中，20世纪的经济学一直被两种相互竞争的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所占据，没有留下其他思想理论的空间，也没有受到其他学科的沾染，比如社会学和政治学。因此，在没有关于规模收入分配的完备理论的情况下，“有许多理论在文献中存在着，这些理论可以修剪掉一些边缘，装入一个被称为‘规模收入分配理论’的马赛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统一的收入分配理论。同样，对于不平等，也没有统一的理论。不平等只不过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匀的个人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