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主义理论观点比较温和，主张缓慢的改良，空想色彩浓厚，这一点注定了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只能是一种短期的存在。
第一节 新村乌托邦的源起
一、异域的新村主义
新村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建立一种新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的社会组织，即“新村”，通过共同协作和劳动实现人的生活，进而实现对社会的和平渐进的改造。新村主义幻想通过和平的社会改造，以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达到理想社会。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理想及其在日向山中建立“新村”的实践。
二、新村主义在国内的译介与传播
辛亥前后，江亢虎曾在中国提倡过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新世纪》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时，也曾对法国的“鹰山共产村”作过介绍；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在其刊物上介绍过美国的共产村，但这些宣传都未产生什么影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真正形成一股新村主义思潮，是在周作人系统介绍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以后。周作人在《新潮》第2卷第1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村研究》的文章，称“周作人先生作了一篇日本的新村，把日本人的‘新村运动’介绍到中国来，真是很有关系的文字”。新村主义在周作人的热情宣传下，在各大主流媒体的讨论中，成了1920年左右的“一件最可注意的事体”，对于五四时期为国家、为个人苦苦求索出路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说，确实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
三、早期知识分子的新村梦想
1920年2月周作人在北京西直门八道湾11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并在《新青年》上登载了启事，称欢迎上门洽谈有关新村的各种事项。那时毛泽东已经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看到周作人介绍日本新村的文章。李大钊当时也对新村运动的一些理念极感兴趣，李大钊所倡导的“少年中国”运动主张明显受到了新村主义的影响。李大钊还把美国的新村运动也介绍给中国的新村运动爱好者。同一时期，一些名人如蔡元培、一些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等都曾受到新村浪潮的影响，对新村运动产生过好感，认为其可算为改造社会的一条路径。
四、乡村自治的短暂实验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一个乡村自治实验场。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这次尝试让一些热血青年见识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激起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的热情，王拱璧本人也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逐步由改良主义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第二节 主要理论观点
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的生活”
周作人的儒家思想是其接受并热情宣扬新村主义的心理基础，因为新村关于“人的生活”的理想，在他看来应该可以达到维持国民生存的目的。可以说，“人的生活”是新村主义的一个基本理念。新村主义主张人人有生存的权力，所以应无代价地取得衣食住，应以协力的劳动造成安全的生活。新村主义所提倡的生活，不仅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协力”互助，也注重个人自由。总的来说，新村的理想就是既重视互助协力，又尊重个人自由，这种理想无疑具有相当的魅力。但是，不管新村主义所主张的理想生活能否实现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新村主义的“人的生活”的理想还是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二、“平和的造成新秩序”
周作人考察中国古代的民乱，深感“乱”的可怕。在他看来，这些“乱”都是因为民不聊生造成的，在物质生活方面，“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而在精神生活方面，他主张“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在他看来，“新村”的生活可以拯救民众，使其过上“人的生活”。正是新村的基本主张，即“人的生活”和“平和造成新秩序”，迎合了当时许多国人的心态，新村主义才能在短时间内流行起来，本质是一种带有浓烈的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痕迹的空想社会主义。
第三节 争论和破灭
围绕新村争论的焦点多是：关于新村是否为个人主义的生活以及新村的平和改良主张是否行得通。
一、“个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批评新村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这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胡适。胡适严厉指责“跳出现社会的新村生活”，认为其是“独善的个人主义”的一种。胡适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一种“社会的新生活”；是站在现社会里奋斗的生活；是“霸占住这个社会来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生活”。胡适认为这就是“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变旧社会为新社会，变旧村为新村”的生活，而且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来的。
对于胡适等的指责，新村主义者邰光典在《组织新村商榷书》一文中指出，“新村是一种新组织，是物心两面改造的，是皮肉一致、表里相应的，是要打破现在智识阶级的，是要加入劳动团体的，是以将来的世界为扩充小组织的大联合”，绝不是胡适所说的“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邰光典认为“现在中国青年最丰富、最优美、最有幸福而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新村生活。”对于胡适指责的“独善”，周作人是不赞成的，因为在他看来新村的目的同“与别派改革的主张”是差不多的，只是方法不同，最终都是要改变整个社会，“造成新秩序”来。
二、“平和”的改良还是“铁血”的革命
周作人身处乱世，希望能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积弊，以达到他所说的“平和的造成新秩序”。这一点，既是新村主义的长处，亦是它的短处。与周作人所猜测的差不多，反对这一点多是主张激烈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优生学家对新村主义的批评则多从新村实践中的效率问题出发，批评不多，这里主要谈主张激烈革命者的批评。
黄绍谷明确地指出新村运动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成功的。虽然黄绍谷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批评无疑是合乎常理的，在一个腐败的制度下寻求改良，放弃彻底改革，那么这种制度是不会支撑这个改良进行下去的。正厂是一个赞成新村主义的人，但是他对新村主义所主张的手段同黄绍谷一样持怀疑态度，在《正厂致敦伟》一文中，他提出，“社会是不能零碎改造的，资本家夺去的剩余，一部人是收不回的”。同样的态度还见于郭绍虞在《批评》第4期上发表的《新村运动的我见》。郭认为，“在这突进的改造时期中”，新村主义的改良“不能应急待改造的潮流速度”。此外，他还认为新村主义有几项缺点，一是只在知识阶级上用功夫；二是只见到人性的善的倾向。对于这些对“平和”手段的批评和质疑，周作人指出这些人的看法有错误之处，因为新村本身就是目的，不是手段，此外还表明新村主义与其他社会改造理论不同的地方，就是想和平地得到革命的结果。
三、“蔷薇色的梦”破灭了
新村主义的试验失败，也说明了这种主义根本就难以生存，更不能拯救中国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新村主义者追求美好生活、力图改变社会的精神还是值得历史铭记的。虽然新村主义经过试验证明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但是当时它所设想的美好生活激发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向往，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国人，可以说它在中国追求合适的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