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技术官僚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
中国的技术官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政治转型的问题。高层大量录用技术官僚，为各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客观上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总体政治制度的转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阶层只有政治家而没有技术官僚，现在的中国领导者则太多技术官僚，而缺乏政治家。政治的健全发展和转型取决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两者之间的平衡。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想象力，需要他们的政治智慧。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政治议程的选择无论对新领导层还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新领导层来说尤其如此。选择政治议程说到底就是要做几件大事。
在90年代中期，第三代领导人因为权力趋于巩固，开始做议程的选择。议程的选择不外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当时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是选择国内的政治改革，还是选择外部的台湾问题。领导人选择了台湾问题，而非政治改革。
不选择政治改革是个错误。
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台湾问题了。新领导层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进一步的思想，甚至对从前的“江八点”也少有强调，但这并不是说新领导层不重视台湾问题了，而只是意味着议程选择的转移。
在政治改革方面，新领导层显然较之第三代领导人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尽管第三代领导人本身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但留下的经验是很可贵的。
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这个制度可以分解为接班人的选择、政治人物的退出和新接班人的权力交接几个部分。在西方，很多人就认为，民主政治与其说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选择政治权力人物的制度。
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如何选择接班人在今天的中国显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指定接班人的时代已经过去。
民主是避免不了的。当接班人不能由某一个人指定时，就要用集体的力量，这是党内民主的问题。不过，确立民主的选择制度也并非容易。指定接班人很容易，强人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只要其他人接受就行了，但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程序。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包括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上的讲话和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那么会发现，第四代领导人的民主观或者说这一代领导人所认同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中国不走激进民主化的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并不等于不要政治改革。
邓小平于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现在，第四代又从其他一些政党的兴衰史中学到了另外一个教训，那就是执政党不仅要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也要学会如何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毋庸置疑，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新局面和胡耀邦密切相关。尽管当时的领导核心是邓小平，但胡耀邦的作用不是邓小平本人所能替代的。
纪念胡耀邦是出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需要，正如当年邓小平任用胡耀邦也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加强执政党的领导能力，这是新领导层的最重要的政治主题。显而易见，执政党不可能再固守旧的教条和方式，就是说，执政党的能力必须通过政治创新来实现，而这需要开创一个政治新局面。在这个方面，胡耀邦对当代政治具有借鉴作用。
纪念胡耀邦精神也和新领导层致力于促成共产党转型的努力分不开。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从邓小平时代已经开始。
回到邓小平？
邓小平强调经济发展优先，现在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者之间自然有不同的地方，是发展的优先次序问题，即把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之上。
有效的政策首先就取决于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利益妥协的首要前提就是利益表达，对国家政策的争论是利益表达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十七大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化的关键。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了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
到2006年底，有1690万党员在35岁以下，占党员总数的23.3%；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2220万，占总数的30.7%。
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济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者资本家）占了5.1%。
从积极面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了党的开放性、中国政治的开放性。但是除了开放性，党的可持续发展还决定于党的政治公正性。
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无论是多党政治还是一党政治，建立“政治退出”制度非常重要。
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执政就是一种政治退出方式。在一党制下，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领导层之间的代际更替，如果处理得不好，一党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不过，邓小平只完成了制度改革的一半。尽管领导人退休制度牢固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制度。
今天的中国，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退而不休。第二，从一线退到二线。第三，从一个职位到另外一个职位。第四，从显身到隐身再到显身。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从长远来看也会使得国家的财政经济负担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