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21世纪，浙江积淀改革开放先发的丰厚红利，迎来硕果累累的收获季：
——2000年，浙江GDP总额达6141.03亿元，仅次于广东、江苏、山东，稳稳跻身中国经济第一方阵，在各省市区排序中从第12位跃升至第4位，成为位次上升最快的省份之一；
——2000年，浙江人均GDP超越坐拥“珠三角模式”的第一经济大省广东，雄冠各省区第一；
——2003年，作为“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两大发源地，浙江紧追江苏，当年GDP总额相当于江苏GDP的74%，为改革开放后两省经济总量比差距最小的年份；
——2002年，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的基础上，浙江再次第一个全面消灭贫困乡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18年高居各省区之首；
——浙商开始被誉为“中国第一商帮”，浙江被誉为市场大省、民营经济强省、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模范省……
浙江被推上了成就与声誉的巅峰。
盛名之下，隐忧和困局亦暗潮涌动，“成长的烦恼”如影随形：改革的民间活力能否持续增强？资源匮乏的成长瓶颈如何突破？所谓“价廉物美”的低端制造怎样提质升级？生态环境能不能走出污染—发展—再污染的怪圈？物质财富丰盈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奇点又在哪里？
要拥抱新未来，浙江就必须有新思维、新视野、新高度。浙江迎来40年改革开放史上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千根断指之痛
理论界对浙江基本经济构架的概括就是四个字——“轻（轻工业）、小（中小企业）、集（集体经济）、加（加工业）”。随着浙江由南至北深刻的所有制变革，“集体经济”已彻底转身为“民营经济”。
1985年，纺织服装业占浙江省工业产值比重为27.3%，高出全国8.9个百分点。直到2001年，这一占比仍超过20%，依然是浙江的第一大产业。其背后，是浙江产业演变的路径依赖以及转型的严重滞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刘华调查发现，1978至2002年浙江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增长速度居全国之首；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由38%提高到43.8%，其中传统产业一直占据压倒性支柱地位。
与之相伴随的是日益高涨的投资代价。1979至2003年，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率从26.4%上升至49.4%，大大高于GDP年均增幅。到2003年，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已高达3.38亿元。这一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所换取的产能急剧扩张，已愈来愈难以为继。
浙江经济科学发展的方向究竟在哪里？作为浙江活力的源泉、骄傲的本钱，“轻、小、加”的区域经济核心结构是否已走到需要变一变的时候了？
在浙江，争论一直存在。在大约21世纪最初10年的上中期，与“轻、小、加”相对应的重化工业思路，已经于激辩声中悄悄启动。
所谓“重化工业”，即为在国家经济的工业化中后期，大力推进高附加值、高增长率的大钢铁、大石化、大船舶、大装备等重型产业。其理论主要源于德国经济学家W.G.霍夫曼研究提出的霍夫曼定理“四阶段论”。霍夫曼定理依据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将工业化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一统天下，霍夫曼系数约为5；第二阶段，生产资料工业发展提速，但相对消费资料工业仍显不足，霍夫曼系数约为2.5；第三阶段，生产资料工业与消费资料工业旗鼓相当，霍夫曼系数约为1；第四阶段，生产资料工业领先增长，其规模大于消费资料工业生产规模，霍夫曼系数小于1，标志着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浙江官方研究者普遍把向重化工业转型视作浙江省在新形势下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他们的判断依据是，浙江已进入工业化中期，曾经拥有优势的产业结构不会一成不变，而应不断演进，“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进入2000美元以后，产业结构必然要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变，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具体而言，就是要依托浙江丰富的沿海港口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临港重化工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专家课题组则进一步指出，浙江新型临港重化工业建设要以石化、船舶修造、精品钢材、装备工业为重点，其区域布局应遍及浙江沿海广大地区。
“轻、小、加”也好，重化工业也罢，浙江经济无论是否需要在产业间转换以及如何转换，升级突破都早已成为别无选择的必须。成本与售价“去掉一个零”的浙江故事说不下去了，价廉物美的所谓竞争利器已经质变为不可承受之重。
绿色GDP发展观
2003年1月，浙江成为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次年7月召开的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又将“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作为“八八战略”的关键一条正式提出。
来自浙江官方权威部门的环保数据令人揪心：
2003年是浙江40年改革开放史上经济增长的标杆之年。当年，全省的废水排放总量达27.03亿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10432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976万吨，分别比1990年陡增84.8%、3倍和1.3倍。如据此折算，浙江每创造1亿美元GDP需排放28.8万吨废水，创造1亿美元工业增加值需排放2.38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产生0.45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这些指标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
浙江省域“七山一水二分田”，最不缺的是水。水，也因此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浙江不缺水，缺的是干净的水：
2003年，浙江所有省控监测城市均为酸雨区。最严重的酸雨区出现在杭州近郊的临安，酸雨率达96.3%；杭州湾、象山港、三门湾、乐清湾等全省沿海重要港湾已无Ⅰ、Ⅱ类水质。
生皮产量占全国1/4的“中国皮都”平阳县水头镇，因皮业加工发财的千万富豪甚至亿万富豪不计其数，但平日许多人家大门紧闭——屋里像皇宫，屋外就是地狱，河水时时散发着死尸般的恶臭。日排放近8万吨的工业污水，将水头镇家门前的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鳌江彻底毁了。浙江环保联合检查组的检测报告显示，1995年之后，鳌江已沦为全流域水质劣Ⅴ类，河流基本失去功能。
在浙江水污染重灾区流传着一则苦涩的段子：每当环保部门到当地检查工作，官员们全部自带饮用茶水。只有被告知这是深井水时，官员们才一阵痛饮。
焦虑、惶恐直至绝望的重压之下，等来的只有抗争。
“绿水青山保卫战”就此揭开序幕。
从2003年生态省建设布局之始，浙江就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一类目标”完成情况实行“一票否决制”，并首次将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三废”排放总量等指标引入统计体系。同时，划定68212平方公里的限制开发区域和21109平方公里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牢牢守住生态红线。
2009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相关规定。
2013年11月，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作出决策，举全省之力全面实施以治污水为突破口，协同推进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的“五水共治”，并以治水为突破口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同年，浙江对西南山区“绿肺”丽水市作出“不考核GDP和工业总产值”的决定，转而调整为考核空气质量和区域断面水质达标率等生态指标。随后，钱塘江源头的开化县以及拥有千岛湖一湖碧水的淳安县，也先后被纳入不再考核GDP行列。
潘多拉盒自此打开。
长三角元年
结束对上海的访问后，浙江党政代表团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江苏。在南京，再次表达了与“上海之行”相似的意图：虚心学习、加强合作、发挥优势、实现共赢。
作为此行的重要成果，浙江与上海、江苏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和《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协议》，并就浙江方面提议的建立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的设想达成了共识。对于为何要建立该定期会晤机制，浙江省委曾如此解释：完善的合作机制，是加强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要从政府、企业、民间等多方着手，健全合作机制。
浙江党政代表团的沪苏之行拉开了三省市高层频繁互访的序幕，一度陷入沉寂的长三角区域合作骤然升温，2003年因此被视为“长三角元年”。
2008年9月中旬，《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两年后的6月，备受关注的我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区域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出台。因“泛长三角”概念在上述两份重要文件中得以确立，由沪苏浙党政一把手共同出席的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从“六巨头”格局，正式扩容为沪苏浙皖“八巨头”新格局。
以大开放、大融合为基石，长三角经济圈在与珠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高度竞合间，左右逢源、一马当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