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中央
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气焰的日益猖狂，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于报告中指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但是，"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1936年7月，蒋介石又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牺牲之最低限度作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但他又说：现在"并未到达和平绝望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
针对上述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致书国民党中央，指出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所作的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共产党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但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蒋介石仍称"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但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中共在致国民党书中，深入分析和指出了国民党对日妥协政策的错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永无止境的，"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对于日本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中共于致国民党书中果断指出，"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
中共在致国民党书中强调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致国民党书首先指出，由于国民党中央不肯采纳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致使日寇"乘虚直人，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而"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为此，中共不得不"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否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其次，致国民党书提出成立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和愿望。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为：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对此，中共郑重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中共在致国民党书中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进行批评，认为它"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国民党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也同样的不能有任何成就，不能得到人民的任何信任。中共于致国民党书中提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致国民党书最后呼吁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对国民党允诺中共"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坚守这个协定"。
8月25日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书，批评了国民党的继续内战及对日妥协政策，明确提出了组织合乎群众愿望的国防会议及国民大会的要求，并向国民党表达了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诚心与愿望。这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
"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群众性组织，是国共两党在山西建立的特殊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日本肆无忌惮地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欲将华北变为其第二个"满洲国"。异常严重的华北危机使一直稳坐山西的阎锡山也感焦虑不安，如坐针毡。为了维护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阎锡山决定打起"守土抗战"的旗帜，邀请共产党人帮助管理山西，扩充实力，以便必要时对日本予以抵抗。
8月间，在阎锡山控制下的自强救国同志会等团体主办的训练班中，其左派进步青年宋邵文、戎子和等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亦想建立一个自己控制之下的群众性团体，即能壮大自己声势，又能与共产党较量高低，但他不同意"抗日救国会"这个名字，决定取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
9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公园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宣言》和《告同胞书》，会后还向全国各地和海外同胞发了通电。大会的《告同胞书》言辞激烈地怒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呼吁各同胞团结起来武装抗日，"宁做战死的烈士，不做亡国的奴隶"。大会得到全国进步人士与抗日团体的热烈支持，全救会也写信祝贺。但牺盟会的成立却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满，阎周围的反共顽固势力也大力煽风点火，要求取缔牺盟会。阎成立牺盟会，只不过想打起牺牲救国的旗号，摆个抗战的架式，在遇到阻碍之后阎马上陷入犹豫与动摇，牺盟会的工作因此而落得还未开展便被迫停顿下来。
牺盟会成立筹划过程时，阎锡山为将牺盟会办得有声有色，决定延揽共产党的人才，派亲信前往北平寻访薄一波回山西工作。中共北方局认为这正好是我党进行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大好机会，于是薄一波接受北方局的指示，于1936年9月到了太原。见到阎锡山后，薄一波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宣传抗日救亡不能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对于薄用的人必须保障安全。阎均一一表示同意。
同年10月，薄一波又带了几位中共同志来山西。11月，薄一波等接办牺盟会这个组织，将其重新改组。阎锡山仍担任会长，梁化之仍任总干事，薄一波则负责实际工作。由于牺盟会的工作是在阎锡山控制下开展的，薄一波等便确定了"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的方针，牺盟会的各项工作便在戴"山西"帽子的形式下蓬勃展开了。
要抵抗日本侵略，便必须有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对于这一点，阎锡山与薄一波等达成共识。为了给建立一支能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创造条件，薄一波提出趁各大中学校放寒假的机会，招收一部分青年学生，短期培训后派往各县作牺盟会的宣传员，阎同意这一意见，但执意将"宣传员"改称"村政协助员"。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先后招收了两批学员，将近1000人，主要是太原各中学以上学校的进步青年，乡村中一部分不满现状、充满革命精神的小学教员，以及几年来流亡在外或潜伏乡间的抗日救国的青年。这些临时村政协助员，经过10多天的训练之后，立即分派各县工作。其主要工作任务是：（1）广泛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唤起民众爱国热情；（2）发展牺盟会员，用十人团的方式，组织100万会员；（3）选择会员中民族意识强、工作积极努力者，介绍其投考国民军官训练团，招收名额为2万人。军政训练班与民政训练班也于同时举办，其学员先后达于4000人，这两个干部训练机构因此也就成了保存和培养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
2月，由太原市各区、各界代表参加的牺盟会代表会议于太原召开，会上通过了牺盟会的工作纲领，这不但有助于结合实际情况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也避免了与阎、蒋国民党的正面冲突，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
芦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很快占领京津，随后侵入山西。阎锡山的旧晋绥军与前来增援的蒋介石中央军，除少数顽强抵抗外，大部分一触即溃，大批城镇陷入敌手。而与此同时，八路军所辖的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开赴山西战场后，取得了抗击日本的平型关等战役的胜利，有效地推迟了敌人对太原的进攻，随后于晋东北、晋南北、晋东南开始了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早在抗战前的1936年下半年阎锡山便有创办新军的打算，抗战开始后山西旧军触敌即溃的局面更坚定了阎的决心。在薄一波建议下，阎锡山同意组建新军，决定先试建一个团。新军第一团于1937年8月1日成立，阎将其命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阎锡山派旧军官担任各级军事指挥职务，大队以下的连、排政治指导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不久又有三个总队成立，连同前所成立的总称决死四个纵队。在积极组建新军的同时，牺盟会也逐步掌握了一部分政权。山西旧政权随阎锡山旧军队的溃逃而纷纷瓦解，牺盟会的有些同志便趁此机会代理了县长职务，掌握了县政权，被称为游击县长。至太原失守前后，全省已有十几个县的县长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
全面抗战开始后，为检阅自己力量，进一步推动并支持山西的抗战，牺盟会于1937年9月25日于太原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牺盟会当前的中心任务为：（1）更进一步地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各方面的工作，真正把最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到战争中来；（2）推动政府改革行政机构，挑选革命青年参加到政权中去，裁减一切骈技机关，撤销一切动员不力和阻碍动员的官吏；（3）每一个牺盟会员必须参加决死队或地方武装；（4）把牺盟会的组织改造得更适合于抗战的需要。各项决议都得到了阎锡山的首肯，发给枪支之后，牺盟会便成为了一个有武装的救亡组织。
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旧军队的恐日病和失败主义情绪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只得把他的希望主要寄托于新军和牺盟会，对它们的活动和发展采取积极的支持态度。这样，新军和牺盟会便更加放手地展开工作，积极地配合八路军各部队，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同时，新军和牺盟会也注意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发动群众开展民选村副的活动，至1937年底，全县大部分村一级的政权已由牺盟会会员或一些老实可靠的农民掌握了。
2月，临汾失守，紧接着日军攻达黄河北岸，山西的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都市都已沦于敌手。阎锡山逃过黄河，到了陕西省宜川县境，旧军也随他溃逃不止。这时，牺盟总会提出"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转至汾西一带，指导晋西地区各地牺盟会坚持抗战。
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革命军事力量在抗战中不断扩大，而此时阎锡山意识到自己设计的借共产党之力"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于是，他决定收回新军，重整旧军。故此，阎不断地限制新军的发展，克扣薪饷，不再供给新军枪支弹药，并对军纪废弛的旧军队扶植发展，准备以它对抗新军。同时，阎对新军和牺盟会的监视也日益加紧了。
在这种情况下，牺盟会、决死队对阎锡山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尽力推动其坚持抗战，继续利用他的一切进步口号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同时，又不放松对他的警惕和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也向阎锡山进行诱降活动，阎便在日本诱降之下加紧了反共的活动。1939年3月，阎锡山在秋林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其主要目的是为"和日"作准备，拟意夺取新军和取消牺盟会。阎在秋林会议上公然宣称"不能抬着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精卫走的路，未尝不可取"，并提出取消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夺取新军的领导权，把新军"统一"于旧军。牺盟会、山西新军的领导同志围绕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与阎锡山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使阎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会议结束时，参加会议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分别向各新军、各牺盟中心区、各专区、各县政权的负责人嘱咐：不要怕翻脸，不要怕破裂，回去以后要牢牢掌握部队，掌握政权，保住枪械，保住财粮，特别是抓紧时间把顽固的反共旧军官从新军中坚决清除出去。
冬，阎锡山同日本侵略者达成三项秘密协议：第一，晋绥军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实行反共，日军须从隰县、午城等据点撤退，将来并将汾阳一带地区让予晋绥军驻扎；第二，日军须帮助晋绥军铲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第三，日军须接济晋绥军弹药；第四，山西各路将领住宅、财产，日军须完全归还。同时，蒋介石在山西的部队也做好准备策应阎锡山向八路军和决死队进攻。准备就绪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即将爆发。
11月底，阎命令决死队第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让旧军紧跟背后"配合"，想两道夹击，消灭二纵队。二纵队拒绝执行，阎称其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十二月事变"就此爆发。
战斗一打响，决死二纵队坚决给予还击。在晋西北，决死四纵队也投入战斗。唯有晋东南的决死三纵队，由于缺乏应变措施而受到严重的损失。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阎锡山发动的这次事变被粉碎，阎的十九军、六十一军，特别是骑一军、三十三军等主力部队，都遭受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牺盟总会与阎坚决斗争的同时，把大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全撤出，其中有一部分干部和学员撤到陕甘宁边区。顽固派重重压迫之下，牺盟会已很难在山西开展工作。
事变发生后，中共为维持与阎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对阎做了许多规劝和争取工作。经过谈判，中共与阎达成协议：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虽然新军和旧军划地而治，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